上海人为何总是被误读
有人说上海人精明、抠门、崇洋媚外，其实，上海人远比那些抽象的概念要复杂。在他们身上，不断融合商业社会的精明、理性，又保留着中华文化的优雅、仁义。
上海人被轻视并非是骨头软，而是骨头硬，鲁迅也是亲见左联的新上海文艺青年如何在龙华就义的：“墙外桃花墙内血，一般鲜艳一般红”。
三代上海人给这座城市留下了不同的剪影：张爱玲笔下潮湿、暧昧的上海气味；斤斤计较，精于算计又布尔乔亚的二代标签；以及如今阳光、坚定、幽默的新一代上海人。
上海，或许是中国被误解最深的城市。在外地人的言论里，上海充满了商业社会的精明狡诈，以及浮华躁动的冷漠。而上海人，则总被说成精于算计、爱面子、小资、娇气……
毫无疑问，对于上海人的描述和评判，尤其是在北方的强大媒体话语权力面前，上海人是沉默的。这种沉默让人觉得上海人很怂包，但是从理性上看，这种沉默也可能是文明的、温厚的。
荧幕上，巩汉林演的叽叽歪歪娘娘腔的上海男人形象很是深入人心。其实，上海男人并不缺乏雄性和优雅。而那些从弄堂走出来的端庄婉约的上海女人，则可能是浪漫上海最美好的代言人。
那么，谁在误读上海人？或者说，为什么上海人总是被误读呢？
被误读的上海人，复杂的上海人
一些外地人编段子说，对上海人最好的夸奖就是“你不像上海人”。可见他们对上海人的评价，实在不怎么好。
上海人太精明，事事精打细算；他们爱扎堆，一群人用全国人民听不懂的上海话叽叽歪歪；他们崇洋媚外，总是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他们布尔乔亚，擦脂抹粉妖娆妩媚；他们排外，他们歧视乡下人……总而言之，他们很坏，很不适合一些批评者的口味。但是在另一方面，批评者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总归有些酸溜溜的。因为上海姑娘俊美、楼房高大、器具精致典雅、人们彬彬有礼……总之他们生活得让批评者艳羡和妒忌。
其实，上海人远比那些抽象的概念要复杂。
有人说上海人精明，但上海人的精明，无非是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主动侵占他人好处的事情，上海人做得未必多；有人说上海人抠门，但上海不但是中国现代慈善事业的发源地，而且在建国后的灾难捐款中，人均捐款数肯定名列三甲；有人说上海人猥琐，然而今天中国体育明星中，形象最健康的姚明、刘翔都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人，而文艺界绯闻最少的孙俪，则是上海弄堂里走出来的小囡囡；还有人说上海人崇洋媚外，却不想想，从英雄钢笔到江南造船，中国近代的民族品牌不但大多产生于上海，更是上海人心头的骄傲。
北方人经常笑话说：上海人叽叽歪歪，两个大男人在公交车上为屁大点事能吵一路，“在俺们这，早拎着砖头脑袋开瓢了”。从血性上看，上海人当然很怂包；从理性上讲，则是相对文明的。
有外地人总是说：上海人如何爱钱、如何势利。但批评者却忘记了，上海是中国最早提倡自由恋爱、取消婚姻彩礼的地方。那时候，大多数地方的新人们，还在为彩礼闹红脸。
毫无疑问，对于上海人的描述和评判，尤其是在北方的强大媒体话语权力面前，上海人是沉默的。但另一方面，上海人又体现着一种顽强的生命力，并没有人因为巩汉林的丑化去掌掴巩汉林的脸，他们依旧过着自己市井小民的日子。
15年前，笔者在上海城隍庙文具批发市场买文具，结果把通讯录丢在一个文具摊上。一个星期后，我找到了这位摊主。他说着很笨拙的普通话，那种学说普通话的声调更像一个孩子。他从一个信封里拿出我的通讯录说，“我已经按照号码给你同学打过了，他们说你上课去了。我正准备给你邮寄过去”。我的同学说：“你又打电话又邮寄，不亏大了”。那个上海男人有点腼腆地说：“做生意是做生意，做人是做人嘛。”
这就是上海人。在他们身上，不断融合商业社会的精明、理性，却又保留着中华文化的优雅、仁义。
2010年，上海静安区一栋居民楼发生火灾，58位市民殒身火海。灾后第七天，按照传统“头七”的习俗，是亲友们拜祭悼念的日子，这一天，上海10万市民像哀伤的河流流过火灾现场，鞠躬、献花，相互抚慰和鼓励。类似的灾难在中国许多城市发生过，但从来没有一个城市的市民如此有规模地、自发地去悼念另外一群素不相识的普通市民，文明理性的城市光芒，让上海充满温情。
也是这一天，让每个上海人明白，在锅碗瓢盆的日常琐碎中，大家已经成为一个生命的共同体，而不是那些被误读的表象。
优雅的男人、美丽的女人、硬骨头的文人
在全民狂欢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巩汉林演的叽叽歪歪娘娘腔的上海男人形象深入人心。很多人以为，这就是上海男人了。其实，上海男人不缺乏雄性和优雅。
90年代，独步罗布泊的勇士余纯顺就是上海男人。他完成了人类首次孤身徒步川藏、青藏、新藏、滇藏、中尼公路全程。1996年6月13日，在即将完成徒步穿越新疆罗布泊全境的壮举时，余纯顺不幸在罗布泊西遇难。面对这个充满雄性气质的男人，你还说上海男人很娘们儿？
许多年前，孙道临在《早春二月》中一袭蓝长衫，迎着初放的桃花，很随意地将围巾向后肩一甩，透射出一个上海知识分子的英气。这个动作曾经风靡全国。很多年之后，无独有偶，陈逸飞在水乡周庄的写生照片，也是围了条围巾，神态和孙道临何其相似。有一天，我甚至发现，陈逸飞、余秋雨的话语表达方式，和大多数上海知识分子有着惊人的一致：语速慢而清晰，注重细节，擅长演说和讲故事。他们慢条斯理，温文尔雅；他们关注细节，善于描述。因为，他们逐渐确定了一个信念，那就是优雅、温和的认真讨论，是问题和逻辑之上的规则。
而香港世联顾问集团的董事长，前博雅公关香港和中国区的主席林乃仁讲述起他对上海人的印象，有一个故事在上海媒体中广为传播——
2000年前后，林乃仁给今天上海的地标建筑群“新天地”做公关。为了解社区的历史和文化，他去准备拆迁的石库门房子做访问。其间，林乃仁和一位老太太絮絮叨叨地聊起家常，大约半个小时。谈话结束时，为了与老房子合影留念，老太太希望林乃仁能给她拍张照片，林同意了。但老太太提出：等我半小时。林乃仁很诧异，香港人惜时如金，他内心虽然不愿意，但还是答应了等她。
半小时后，当老太太出现在林乃仁面前的时候，林乃仁震惊了：老太太已经换上一身鲜艳的旗袍，发髻梳得一丝不乱，唇上还涂了淡淡的口红。
这就是上海女人啊！林乃仁向周围的人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大家都唏嘘不已。上海女人爱美，但是爱美有错么？上海女人小资，小资有错么？
上海的男人与女人从骨子里散发出的从容与优雅，捍卫着传统文化的自尊，这一切也都在上海文人的笔下蔓延，但似乎人们对上海文人的评价却并不怎么善意。
上海文人骨头轻、骨头软好像是一个固定印象了。但事实上，上海文人不但骨头不软，而且在历史上还是有名的硬骨头。
鲁迅在京沪之争中，就曾经说过：“容易看的是，羊衒之的《洛阳伽蓝记》中，就常诋南人，并不视为同类。至于元，则人民截然分为四等，一蒙古人，二色目人，三汉人即北人，第四等才是南人，因为他是最后投降的一伙。最后投降，从这边说，是矢尽援绝，这才罢战的南方之强，从那边说，却是不识顺逆，久梗王师的贼。孑遗自然还是投降的，然而为奴隶的资格因此就最浅，因为浅，所以班次就最下，谁都不妨加以卑视了。”
可见，上海人被轻视，并非是骨头软，而是骨头硬，而鲁迅也是亲见左联的新上海文艺青年是如何在龙华就义的：“墙外桃花墙内血，一般鲜艳一般红”。
上海文人骨头硬，是因为在他们背后站着硬骨头的上海人。历史上原属江苏，今隶上海的嘉定人在清朝初年，就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硬气，以致嘉定三屠，数万百姓殒身血海的悲歌，更是民族气节的明证。及至现代，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上海人誓死抵抗、同仇敌忾的情形已经彪炳史册。
上海人，远不是你我通过传媒，通过他人之口，或通过三五日的停留所得知的那样“羸弱”、“算计”、“小家子气”，这群人有着自己独特的脾性和生活方式。
三代上海人的剪影
虽然上海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楚国春申君黄歇的封邑，但人们说起“上海人”，往往还是指上海开埠以后的居民。从那时起，上海已有150多年历史。在这150多年中，一辈一辈的上海人新陈代谢。从时间上来说，显然不只三代人，但从生活形态上来讲，他们可以分为三代人。而要了解上海人，有三个路径可以进入到上海人的内心，那就是：城市的历史、家族的历史以及市民的普遍价值。
第一代上海人是张爱玲笔下的上海：在潮湿、暧昧的空气中，紧身的旗袍裹了妙曼的身段，飘着香水的气息，以及西装中裹着的精细盘算的欲望。
那时候的上海不排外。上海人排斥的是那些没教养、没文化、没财富、没能力的人，无论肤色地域。所以，海纳百川，靠拼搏奋斗，十里洋场的上海就是一个大舞台，就是一个冒险家的乐园。
欧洲的流浪者、中亚的犹太人、白俄的贵族、太平天国的江南地主、河南苏北的洪灾难民都汇集在上海，又悄然淹没着它的历史。
当经济权利变化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在发生变化，企业先公私合营，后来又收为国有。第二代上海人开始了靠工资生活的日子。在1980年代之前，大多数上海人除了工资不会有别的收入，尽管他们在当时显得优越，但主妇们却不得不靠38块钱工资，螺蛳壳里做道场，处处精打细算，时时分毫必争。而男人们甚至不得不学习打毛衣、踩缝纫机，除此之外，他们很难有其他方式养活父母儿女。
上海人成了真正的无产者，不靠指头缝的抠抠掐掐，他们的日子实在没法活。
也正是这一代上海人，给人留下了斤斤计较，精于算计的印象。另一方面，这一时代的上海人给人的印象还有香皂味、干净、小资和娇气，他们被鄙视为“布尔乔亚”。
在上海这块土地上，在这个舞台上，上海人很少自己做主人，他必须不断地变化，来面对新的主人。英国人、法国人、日本鬼子、美国大兵，都曾在这片土地上恣意妄为过。
这是上海人的土地，但不是他们的舞台。有人批评上海人的政治冷漠，已故上海记者曹小磊说：上海人不是政治冷漠，而是他们实在见识得太多了。
上海人是天生的经济动物，他不是被别人计划的螺丝钉，而是在市场和商业的大潮中拼搏的弄潮儿。
1990年代，“有了股票的上海人”开始恢复自信。到2000年后，上海人大规模地拥有私人住房，这种自信则更加强烈。随着浦东的高楼迭起，上海的自信也迅速恢复。
作者：朴抱一
来源：《环球人文地理》2012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