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官员的“反行为”
最早让我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是美国学者孔飞力，他在其名著《叫魂》中，把眼光集中在了君主和官僚的矛盾上，君主有许多理由对官僚不满。在孔飞力笔下，这些官僚具有难以改变的“恶习”：他们“迎合上意”，遇事“毫无定见”；对新事务“懦弱怯惧”“畏难裹足”；奉行“无事为福”“多事不如少事”的宗旨；“因循”“无能”“敷衍了事”；更讓他不能忍受的是，“知情不报”、掌控信息、欺瞒上司，或“有意延搁公事”；僚属之间，“上下通同，逢迎挟制”“上和下睦”“官官相护”；甚至用“颟顸迟缓”及各种手段来抵制皇帝的专制权力。因此皇上认为：“此等恶风断不可不严加儆治！”
孔飞力所说的这些官员行为，我统称为“反行为”。现在看来，把它们与一般民众的行为混在一起，是不尽妥当的。我们或许应该把它们作为“反行为”中专门的一种，单独分析。
“反行为”，最难对付，因为它实施的第一步，或说其基本前提，就是要装假、欺骗。半真半假，若有若无。让你看不见，你又如何下手？我的反行为研究不是从清史中来，而是来自一项当代史研究。但是它慢慢被推广开，也就由不得我一人做主。在清代政治史研究领域，魏淑民、李燕、郝英明等同学，大多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了这一概念；看王静雅笔下的康熙皇帝如何应付比他长一辈的元老重臣，则更为生动。我在法国高等研究院讲解“反行为理论”时，也简单介绍了这些研究，法国院士巴斯蒂曾表示，打算把“反行为”运用于其晚清史（张之洞）的研究中。
我自己也写了《另类的金川》一文，同年（二○一○年）在北京清代政治史会议上宣读。在清代历史里，擅长反行为的可以说是“前有古人，后有来者”。前人乃是乾隆朝的傅恒（参见拙作《乾隆十三年》）；后者则有琦善（博尔济吉特·琦善，一七八六至一八五四年），在通行的教科书中，他是一个大坏蛋，是鸦片战争中割让香港的卖国贼。
而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说琦善“绝顶聪明”的，不是别人，正是清宣宗道光皇帝。事情发生在道光末年。闹事的是“瞻对”中最强的一支“中瞻对”，地理上离我们熟知的金川很近。乾隆初年，战事就是由瞻对而及于金川的。其实，瞻对之役是一个伪胜利，跟着而来的金川之役，也是一个伪胜利。最近有一个年轻作家写了瞻对的故事，通篇都讲官方互相之间怎么作假，而且皇上好像都明白。十分有趣！
当年傅恒是怎么对付乾隆皇帝的呢？
在傅恒之前，骗过乾隆老倌儿的还有许多官员，比如指挥瞻对之役的庆复，一直瞒了好多年。但谁都不如傅恒成功，不如他典型，不如他做起来那么可圈可点。
傅恒是临危受命，接替了另一位皇上的亲信—讷亲。他有必胜的把握吗？我认为没有。但他不像讷亲那样狂傲，那样俾睨群雄，那样自以为是。不是说“宁左勿右”吗？什么意思？就是得有一个基本立场，拿出来装门面，又保险。在这里，就是要会装积极，肯吃苦；样样跟讷亲比对着来。比如谦虚、礼贤下士；比如一出京城他就马不停蹄，一直走好几百里；晚上不睡，先给皇上写奏折。不辞劳苦，而且越劝越来劲儿。这就对了皇上的胃口，取得基本信任了。这就是反行为的第一步。
其实，傅恒没打过仗。这怎么办？慢慢来。前敌的困难，一句不提，只轻描淡写地多多少少说上一点，绝不表示好像自己多能干似的，不去评价，让皇上自己去悟。这多高明！这是反行为的第二步。得把事情找回来。
这第二手，也许更为重要。因为如没有这个后手，第一步还有什么意义？
话说回来，傅恒当然要大量调集粮草（当时乾隆朝“拆东墙补西墙”的财政都要玩不转了；有学者以为是快崩溃了，是不了解这一特点）、调集军队（伤亡已经很大），然后在皇上的直接指挥下，发出“致命”的一击（这也是最可疑的一点），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
皇上是宁肯其“左”，但在傅恒等臣下的软功运作之下，却越来越“右”，终至模糊甚至放弃了一部分原有的目标，傅恒终于脱身，并且得到了大大的奖赏。
说琦善聪明，就是这里了。据说，他也是煞有介事、大张旗鼓地去讨伐瞻对，出动了“蛮兵”“绿营”以及“大炮”，一顿狂轰滥炸，终于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他还有什么“得了便宜还卖乖”的举动呢？缺乏史书的记载，我们就只有想象了。
他这一番做作，实际上就是为了方便作假，要不又怎么办呢？他的胜利，其实也是伪胜利。
那么难对付的家伙，就被他一举战而胜之，皇上都没得话说。要不，怎么能说他“绝顶聪明”呢？
问题是，他使用了这些花招，是在“反抗”谁吗？难道，他是要反抗清政府，反抗皇上吗？我看，大多数读者都不会同意的。我以为，他只是施展了“反行为”，把皇上蒙混过去而已。
我过去多次声明，“反行为”之行为不是“反抗”，但仍有很多同仁不能接受，他们受国外学者的影响太大，受外来的思想方法影响太大。我想，可能再也没有官场“反行为”这样的例子，能够更好地说明这一问题了。
清史，有时候就得这么读。
我的“反行为”研究（《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原来并没有涉及官场和官员行为，现在借机把这一部分补上。
作者：高王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