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绘暹罗”的场外意义——曾经的边缘新月地带
当一个多世纪前的一九○四年一月二十五日，麦金德在位于伦敦的英国皇家学会做他日后暴得大名的《历史的地理枢纽》演讲，提出关于欧亚大陆“心脏地带”（heartland）学说的时候，作为边缘新月形地带或者沿海季风地带或许是次要的。在麦金德看来，近东、中东和远东的问题，与在边缘新月形这些部分的内部和外部强国的不稳定平衡有关，如果没有欧亚强国的强力参与，这一区域的当地力量或多或少是无足轻重的，因为在当时的这片边缘新月地带，除了泰国（旧称暹罗），基本都还是列强的边缘性殖民地。
恰恰在差不多同时，随着与俄国在中亚大博弈的结束，英国开始转而着力巩固对印度的统治，重点关注印度西北边疆及东部区域的安全问题，在这种环境下，英国于一八八五年攻占曼德勒，进占整个缅甸，并将其领土并入英属印度，直接与泰国控制区域相邻。而与此同时，法国在十九世纪中叶的克里米亚战争中联合英国击败俄国之后，开始在亚洲推进殖民事业，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进入越南，在八十年代的中法战争中“不胜而胜”，获得对越南和柬埔寨的控制权，于一八八七年成立法属印度支那联邦，并在一八九三年与泰国的战争中夺取老挝。
在东北亚，从英俄中亚大博弈中抽身的俄国以及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不约而同地在中国东北地区寻找突破口，双方最终在一九○四年至一九○五年爆发战争，日本最终夺取东北亚事务主动权，开始打破欧亚“心脏地带”对边缘新月形地带的压制，逐步在新月形地带形成优势，并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进一步侵入中国、东南亚等区域，并在东南亚战场与泰国结盟，达到其控制力的顶峰。
随着上述欧亚几大强权力量的历史性变动，十九世纪的欧亚格局与十八世纪早已大相径庭。曾经在十八世纪引领欧洲“中国风”潮流的清朝由于内忧外患，在欧亚大陆尤其是东亚地区世界秩序中的主导地位日益受到挑战；日本则迅速进入列强行列，开始在亚洲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而当时作为边缘新月地带的东南亚，在北部中国、西部英属印度、东部日本/美国的地缘压力下，则在漫长的十九世纪和短暂的二十世纪内经历了从王国到殖民地、从反殖到冷战、从内部纷争到区域一体化的进程，并在地缘政治版图上形成了亚洲之下的一个次区域单元。在差不多一百年后的今天，这片麦金德所称的边缘新月地带显然已经超出了他的预期，正在成为海洋时代的一大中心。当年的泰国如今依然存在，而当年的列强殖民地如今已成为东南亚各个独立国家，时代在变，有些未变，有些已经大变。
今日“东南亚”及其内部歧异
同样作为次区域概念，与“中亚”所不同的是，如今的“东南亚”概念是在“二战”中逐渐形成的，在这之前，殖民者往往根据各自的势力范围来划分统治区域。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其《比较的幽靈》一书中所指出的，对于如今我们习以为常的“东南亚”，这个统一名称姗姗来迟，但却在短期内迅速成为共识。而之所以姗姗来迟，是因为这一区域在历史上始终处于周边帝国的边缘地带，缺乏一种具有笼罩性的霸权势力；之后殖民势力的渐次推进，使这一区域形成了马赛克般的斑驳政治图景，并促成了之后各地区对于政治、文化的不同认同与想象：“这形形色色的帝国主义并非像非洲大部分地区所发生的那样，在十九世纪晚期一拥而至，而是数世纪间前前后后赶来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在封建主义的十六世纪末叶，荷兰人在重商主义的十七世纪，英国人在启蒙主义的十八世纪，法国人在工业主义的十九世纪，美国人在机械化的二十世纪到达此地。每个帝国势力跟它的竞争国互相猜忌、明争暗斗，把自己的领土同其余地区隔离开来，结果到二十世纪初，巴达维亚（雅加达）受过教育的年轻人更了解阿姆斯特丹，而不大了解他们的远祖曾交往密切的柬埔寨；他们在马尼拉的兄弟族类对马德里和纽约的了解，又超过了对南中国海对面一衣带水的越南滨海地区的了解。而且，即便是在这个飞机、电报、电话的时代，这些殖民地也是距宗主国最为遥远的。越南之于巴黎，菲律宾之于马德里或华盛顿，东帝汶之于里斯本，马来亚之于伦敦（除了人种斑驳陆离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外），都比各帝国版图内其他任何地方更远。”而直到二十世纪初，这一区域才首次出现了西方意义上的边界以及相应的地图和教科书。
仅有边界、地图和教科书是不够的，东南亚认知的最终形成还有赖于战争的助力。“二战”期间日军对这一地区的占领，而不是学术的内在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这些殖民地之间的分隔，而盟军在后续对当地的控制，则进一步扫除了这一地区认知层面的障碍，而最终使“东南亚”成为共识的则是战后飞速的去殖民化运动以及东西方冷战，最后借由“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获得一体化的认知。
但在这种一体化认知的背后，我们依然会时刻发现这一区域的内部歧异，这种内部歧异经由殖民统治而得以进一步扭曲和固化，最终形成了东南亚内部国家形态的极端复杂性：不同的发展水平、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文化与宗教、不同的文字与语言，还有对于自身历史及其合法性的不同阐释。作为东南亚内部保有政治独立性的泰国，更是一个鲜明的例证。
破碎与融合中的泰国地缘机体
中国、日本和泰国作为近代亚洲三大未被直接殖民的国家，时人认为原因在于中国版图广大，日本国力强盛，泰国则是政策灵活。例如二十世纪初中国国内出版的《启蒙画报》就说到，该国“东界安南，西界缅甸，一属英，一属法，两大之间，国势岌岌，暹王发奋自强，几有日本明治天皇之想，诸大国莫不敬之”（《暹罗大略》，载《启蒙画报》一九○三年第六期，53页）。而在另一篇题为《论暹罗与列国之关系》的报道后的按语中，论者对泰国外交上的成就大为惊叹，并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暹罗与我比邻，实居亚洲南部重要之点，其国虽小，其财虽不充，然介处乎列国势力范围之间，独能操之裕如，列国亦善视之，无敢侮者，以视我庞然一大，内政外交，皆擎襟而露肘者，固何如耶？”（《论暹罗与列国之关系》，载《外交报》一九○六年第六卷第二十一期）仿佛通过高层决策和外交，泰国就能够避免丧权辱国的结局，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这种外交上的“巧”，同样伴随着政治、军事层面的屈辱与苦涩。但泰国又是怎样扭转或者遮盖这些政治、军事层面的败绩，进而向我们展现一个保持自主独立的泰国印象与认知的？这或许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泰裔美国学者通猜·威尼差恭（Thongchai Winichakul）的《图绘暹罗：一部国家地缘机体的历史》（Siam Mapped： A History of the Geo-Body of a Nation）一书即力图梳理和分析泰国近现代历史的内在逻辑，并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关于泰国宏观历史的细节性故事。此书作者如今已是泰国研究、东南亚研究的著名学者，历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美国亚洲研究协会等，他早年求学于泰国法政大学，曾参与一九七六年十月反抗泰国军政府的学生运动，被捕入狱数年，获大赦后前往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就读，后来以博士论文为基础进一步扩充，最终于一九九四年正式出版此书。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對这部书赞誉有加，认为该书促使他去思考绘制地图对于民族主义想象的重要作用，进一步丰富了他对于“想象的共同体”内涵的认知。本书因其对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东南亚民族主义、国家认同议题的重要推进而获得亚洲研究协会哈里·J.班达奖，成为当代东南亚研究中最有影响力的作品之一，并与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一样，开始产生跨学科影响。
为了说明泰国当代疆域版图与泰国国家认同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而解释泰国国家感（nationhood）的起源与构造，作者在书中考察了两种“地理学话语”之间的对抗与冲突，其中一种是前现代的泰国本土地理学话语与相关知识，另一种则是现代的、源自西方的地理学话语，前者与宗教、传统、王朝秩序、重叠/模糊边疆息息相关，而后者则跟国家感、科学、国家认同、明晰的国家边界有关，在十九和二十世纪，两者之间存在或明或暗的冲突、竞争与妥协，并以各种政治与外交事件展现出来，最终后者战胜前者，占据主导地位，进而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泰国认同和泰国边界、泰国版图。在这一过程中，地图绘制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为了分析和阐释地图与古代/近现代、王国/国家、多重主权/单一主权、无界—边疆/有界—边疆之间的内在微妙关系，作者提出了“地缘机体”（Geo-body）的概念，超越单一的空间或领土维度，以此来凸显和强调国家认同方面的复合性，并与国家感的其他要素相结合，形成具有国家性的更多概念和习俗。
作者在书中指出，泰国本土地理学知识框架内的佛教地图、战略地图等都服从传统的王朝秩序，没有清晰的边界概念，因此也就无法形成近现代意义上的实际疆域图。作者认为，有边界的泰国地图首先是在一八九三年的河口危机之后首次出现的。而在实践和符号层面，泰国也正是在这一危机中，形成了最初的地缘机体，而这至少在部分程度上是被西方殖民力量所灌注和形塑出来的。近代泰国地缘机体的出现，在两个层面产生了意义。首先，在传统的历史当中，近代泰国的形成常常被看成是该国精英进行改革和现代化的产物，而泰国的疆域则经由内部的机制，将原先分裂的区块加以“国家整合”。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则扮演了威胁泰国生存的角色，而泰国地缘机体的最终形成恰恰是对西方压力与威胁的一种强力回应，也是对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我们”空间范围的主动认同。而在另一方面，近代泰国地缘机体所展现的则是帝国主义者对于“他者”空间的塑造。在通过外交和军事征服手段确定对殖民地的控制之后，将泰国统治空间的界线加以限定，而泰国周边的他者也在同样的过程中被加以限定和具体化。在这个过程当中，将泰国与其他地区区分开来的并不是语言、文化或宗教，因为一些之前的“外国”朝贡国也曾经是泰国统治范围的一部分，而近代泰国其实是直接的殖民统治所遗留下来的空间，这一空间就形成了一种被动认同。
作者进一步告诉我们，地缘机体观念与其他公共认同的联结形成了地缘机体更为宽广也更为复杂的意义。一旦其意义进一步拓展，超越了领土性的范围，这一概念就会具有更强有力的价值，逐渐渗透到关于泰国故土、家园、皇室空间的认同意识当中，从而不仅仅展现出领土观念，而进一步形成了人们所从属的有机共同体。而作为与地缘机体紧密联系的地图，则与地缘机体一起成为一种话语、知识、符号，影响了关于泰国这一国家意义的生成和观念的转变。
在上述的分析框架下，泰国的领土沦丧史成为构筑泰国地缘机体从古代延续至今的必要波折与条件，因为正是在领土的屡次沦丧中，有形的边界才一次次地被固化下来，最终成为如今泰国疆域的外部边界。作者进而指出，近代泰国是将其领土割让给了帝国主义者，还是仅仅是在扩张主义竞争中失败，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而无可争议的事实是，殖民力量帮助塑造了如今泰国的地缘机体。作者在书中以《泰国边界史地图》为例，标示出了泰国近代的数次领土沦丧事件：一、一七八八至一八○○年间，槟榔屿与威斯利被割让给英国；二、一七九三年，土瓦、墨吉以及丹那沙林被缅甸夺走；三、一八六七年，柬埔寨大部分地区被割让给法国，除了西部地区，这一地区成为暹罗东部省份，直到第七次领土沦丧中被割占；四、一八八八年，西双楚泰被法国占领；五、一八九三年，湄公河左岸的佬人地区被割让给法国；六、一九○四年，湄公河右岸的佬人地区以及对面的琅勃拉邦和占巴塞被割让给法国；七、一九○七年，柬埔寨西部（暹粒、诗梳风和马德望）被割让给法国；八、吉打、玻璃市和丁加奴被割让给英国。从后续效果看，这恰恰就塑造并确定了现代泰国的边界和疆域范围，而国家的大部分土地也在历史的长河中被保存了下来，成为整个国家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如果再结合《泰国历史地图集》中从泰人古代迁徙图、南诏国历史地图、一二七七至一三一七年兰甘亨大帝在位时期的素可泰王朝历史地图、一五九○至一六○五年纳黎萱大帝在位时期的阿瑜陀耶王朝历史地图、一七六七至一七八二年达信大帝在位时期的吞武里王朝历史地图、一七八二至一八○九年拉玛一世在位时期的叻达纳哥信王朝历史地图等系统性表述，以及当代泰国地图和皇室的一脉相承，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经历过多次重大创痛而最终完全延续至今的泰国，这个泰国虽然面积已经没有之前的那么大，却拥有一以贯之的漫长独立史，这种认识进而构筑成为当代泰国认同的基础：这是独一无二的，也是自古以来的。
场外意义
从学术意义上说，这本书不仅是作者个人经历与反思的产物，更是对泰国、东南亚民族国家神话的一种系统性分析与解构。正如作者在应笔者之邀为本书新撰的中文版前言中所指出的，本书一方面是对二十世纪泰国史学中占据支配地位的皇家民族主义范式提出挑战，并揭示出其背后同样存在着屈辱与不堪；而在另一方面，这本书又不仅仅是一部关于泰国历史的研究作品，它同时也是在东南亚研究领域对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地理学的回应与融合。借用作者的原话来说：“本书并不是有远见的统治者的光荣历史，更不是对现代化的赞颂。它是一部争论和冲突的历史，说明了现代技术是如何支配人类的。它也不是一部反殖民或反帝国主义的历史，而是讲述了看上去无害的知识和技术如何变为强有力的、危险的东西，就像羊变成狼一样。民族主义屈辱地‘丧失领土’成为具有欺骗性的历史，而真正丢失的东西几乎从未被听说过。民族国家的‘地缘机体’被地图塑造成一种新的拜物教。现在，它可以要求人们为仅仅几英尺的国土做出牺牲。”正是在对泰国的这种民族国家历史和疆域迷思的清晰揭示与分析中，作者为我们展现了泰国这一民族国家如何对古代王朝史、近代史和周边历史加以有效地利用、裁剪和缝合，进而塑造出当代泰国及其历史的合法性。而作者也承认，这种塑造过程并不是泰国所独有的，也同样出现在东南亚甚至其他区域的国家，而这套塑造出来的历史，往往也只是同时出现的诸多历史中的一个部分或一个层面。
这里值得引述作者在书末的一段话，来让我们更为理性地思考国家的传统、历史与现代问题：“一个国家的传统历史总是充满着英雄主义、智勇领袖、争取独立、饱受外敌创伤等等故事。这些故事值得铭记，我们曾经就是这样回忆我们的过往岁月的。但实际上，一个国家诞生的历史充满着尴尬、非理性、偶然、意外之喜以及有趣的事件，也包含着意识形态和心理上的掩饰。不管这些事件是否有价值，是否有用，它无疑是同一个过去的另一种历史。”在如今这样一个全球互联、认知多元的时代，同时又是一个全球民族主义浪潮高涨的时代，我们去重新认识东南亚以及其中的泰国历史、认同与冲突，相信也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东亚、亚洲乃至整个世界，以及彼此间的内在关系。
（《图绘暹罗：一部国家地缘机体的历史》，[美]通猜·威尼差恭著，袁剑译，译林出版社二○一六年版）
作者：袁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