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经济学的民族形式」
马克思在一百五十年前发表的《资本论》为人类的“前史”敲响了警钟，而列宁在一百年前领导的十月革命则为人类打开了想象未来的空间。一百五十年前发表的《资本论》为人类的“前史”敲响了警钟，而列宁在一百年前领导的十月革命则为人类打开了想象未来的空间。在建国初期的苏维埃俄罗斯，这种想象空间经常表现为对于某种特殊主义的信仰。这种特殊主义往往相信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将与旧时代的方方面面相决裂，进而使新生事物得到创造，并使旧事物因此消灭。比如，深受马赫主义影响的波格丹诺夫就主张苏联可以完全抛弃旧文化，并能凭空创造出足以特殊的“无产阶级文化”，然后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受此影响，日本的左翼也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打出“无产阶级科学”的旗帜，希望打破科学普遍性并与“资产阶级科学”一较高下。不过，真正认为“无产阶级科学”具有可能性的特殊主义实践还是来自苏联。坚决站在基因理论的对立面、使苏联的遗传学为此落后于西欧数十年的李森科学说，就是典型的特殊主义思潮。
“政治经济学有限论”（Ограничительной версии Предмета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Экономии）也属于这样一种特殊主义思想。有限论认为经济学仅能以盲目而自发存在的经济规律为研究对象，因此经济学只可能存在于依靠商品交换和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时代。换句话说，前资本主义经济不可能发生经济学，而经济学也将在人类生活一目了然、“商品拜物教”消失的社会主义时代消灭。虽然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曾设想将政治经济学推广到资本主义经济以外的人类社会各阶段、建立起普适性更强的“广义政治经济学”，但马克思和恩格斯死后最为流行的思路却是有限论。有限论不但获得罗莎·卢森堡、布哈林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支持，苏联也因此长期认为苏维埃经济只需要经济政策，不需要经济学。直到二十年代末期，有限论才伴随着苏联官方公开列宁对布哈林有限论的批评而逐步遭到压制。而一九四三年《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 （Под знаменем марксизма）杂志发表的《关于讲授政治经济学的几个问题》一文，则是广义政治经济学全面扶正的代表性文献。
虽然有限论之类的特殊主义思想大都伴随着苏联不断降低自身的特殊性（具体表现为苏联的俄罗斯化以及社会主义的“一国建成”化）而在苏联国内遭到批判，但斯大林在一九二五年《东方大学的政治任务》中所提出的“民族文化”理论却为特殊主义开辟了新的存在方式。他指出：“无产阶级的文化是不废弃民族的文化而给它以内容；反之民族的文化也不废弃无产阶级的文化而给它以形式。”斯大林所谓的“内容”指的是普遍性的“社会主义”，而“形式”则留给特殊性的“民族文化”。他的“民族文化”理论最终以“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传入中国，并在毛泽东于一九三八年十月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获得进一步发挥。毛泽东认为“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必须“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按照中国的特点”而获得应用。
一九四0年前后的“文艺的民族形式讨论”最为热切地呼应了“民族形式”口号。这场讨论由许多关键追问所构成：如果文艺的民族形式是必要的，那么民族形式应该从哪里汲取资源？是以民间的“旧形式”作为“中心源泉”？如果民间的旧文艺形式可以作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在延安者大多如此主张），是否意味着“五四”以来所发展的新文学新文艺没能完成自己的任务呢？或者说，“五四”以来所提倡的“现实主义”精神也可以成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胡风则是这一主张的代表人物）从实践成果来说，民间与传统的文艺形式成为延安所支持的民族形式中心源泉，而且也广获群众好评。许多文艺工作者据此创造出新的文艺作品，从而在“民众”“民间”，以及“民族”之间建立起坚强的等号。
四十年代的“学术中国化运动”也是“民族形式”口号派生的产物，而《资本论》译者之一的王亚南则是彼时最积极呼应学术中国化运动的经济学家。深受有限论影响的王亚南认为：经济学只能产生并适用于资本主义经济，但当时的中国仍非资本主义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既然存在着这样的矛盾，经济学就存在着如何在中国真正“成立”的问题，因此他试图通过“中国经济学”的实现来解决这个问题。
王亚南所设想的“中国经济学”可说是一种“经济学民族形式”。他从一九四一年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撰写论文，并最终于一九四六年將论文集结成《中国经济原论》一书。此书经多次改写，最终于一九五七年改出最后一版。尽管经济学家许涤新也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以《广义政治经济学》一书探索“经济学民族形式”的可能性，却未能产生比《中国经济原论》更深远的影响。也因为《中国经济原论》的影响深远，才使此书获得了“中国式《资本论》”的美誉。
在《中国经济原论》十多年的思考与改写过程中，与王亚南合译《资本论》的郭大力是他设想“中国经济学”最关键的参照。抗战期间的郭大力避居于老家江西赣州乡下。虽然农村的生活以及日军的侵扰让郭大力一家的生活相当困苦，他却因此获得直接观察农村经济实况的机会。郭大力决定运用《资本论》的方法研究中国农村经济，并因此写成目前只剩一二图书馆典藏的《我们的农村生产》小册子。此书采用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所提出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die Methode vom Konkreten zum Abstrakten）。《资本论》正是依照这个方法而安排各个范畴的先后次序，使原初范畴的特色能在后续范畴的展开中不断再现，并使全书形成一部逻辑严密的整体，即马克思所说的“思维具体”（ein Gedankenkonkretum）。相较于《资本论》以商品作为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原初范畴，《我们的农村生产》则以佃租为开端，然后再依次叙述农民经济里的工资、利润、利息等范畴，进而说明佃租如何规制了这些范畴的存在。
把前资本主义的农民经济作为研究对象的《我们的农村生产》可说是广义政治经济学的作品。但王亚南认为，由于广义政治经济学还没在全球真正形成一套有解释力的体系，最好的研究方式应该是以《资本论》勾勒的资本主义经济为标准，然后借此比较出中国经济如何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因此，《中国经济原论》也以商品为开端，并采取了大致类似《资本论》的次序来叙述货币、资本、利息与利润，以及工资和地租等范畴。—王亚南所采用的方法可暂且称为“在比较中发现差异的方法”。
王亚南以《资本论》体系作为中国经济之参照标准的做法显然不太符合当代学术趋向。以加州学派多年前提倡的“互惠式比较”（Reciprocal Comparison）来说，他们主张把中国和“西方”进行互为标准的比较，借此发现彼此之所长和所短，而不是总用西方为标准发现中国差劲的地方。乍看之下，王亚南所采用的也无非是这样的方法。但对一九四九年以前绝大多数的东亚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包含郭大力与王亚南在内—他们所面临的却是完全不同于今日的时代问题。他们继承了列宁的思考，因而预设资本主义存在着类型上的差别：既有“类型较好的资本主义”，也有“类型较差的资本主义”。在日本，以山田盛太郎为代表的“讲座派”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日本的革命应以“类型较好的资本主义”取代现实存在的“类型较差的资本主义”。日本以外的东亚马克思主义者则一般认为本地的“社会性质”连“类型较差的资本主义”都不是。比如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普遍认为中国因为世界资本主义的包围而始终遭遇着挑战和危机，并因此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中国可以追求类型最好的资本主义。因为这样的资本主义不但有利于发展生产力，还有利于创造出限制甚至否定资本主义自身的条件（列宁时代对此所提出的设想，就是土地国有化、绝对地租消灭，等等），从而向社会主义过渡。这就是以“民主专政论”为前提的两阶段革命论。
因此，无论是把类型最好的资本主义称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或称为列宁定义的“资本主义的美国式道路”，或称为罗易（M. N. Roy）在一九二七年中共“五大”提出的“非资本主义道路”，资本主义经济对他们而言并不是业已耗尽进步意义的“现代性”，而是马克思主义者为了发展落后国生产力而愿意追求的短程目标。而且，在“西方”甚至未能普遍实现类型最好的资本主义的前提下，类型最好的资本主义也和理想中的社会主义一样，成为“反现代的现代性”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尽管类型最好的资本主义也可视为一种以《国富论》或《资本论》为代表的、韦伯意义上的“理想典型”（Idealtypus），这样的理想典型却不只是为了揭发现实之恶（如中国经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而正是当时所认为可以追求的未来之善。至于中国在革命成功之后如何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包围和扼杀之下让“类型最好的资本主义”（如新民主主义）获得保持、发展，或者超越，则是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未能早一步预想的问题。正如毛泽东在一九四0年《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言：“中国革命不能不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而且第一步的时间是相当地长，绝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我们不是空想家，我们不能离开当前的实际条件。”毛泽东所称的“第一步的时间是相当地长”正是中国经济建设如何在许多客观限制和客观规律所构成的“必然王国”之中获得“自由”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包含王亚南在内的许多经济学家在一九四九年后勉力谈论“新民主主义经济规律”，但作为国家领导人的毛泽东很快意识到中国的经济建设若要真正实现赶超，就不能一厢情愿地“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而必须立即超越这种“秩序”或规律。而最能实现超越的手段就是生产资料集体化。
此外，尽管《中国经济原论》采用的主要是“在比較中发现差异的方法”，但作为全书初始范畴的“使用价值商品”却提示了王亚南更深刻的理论意图。“使用价值商品”所要提示的事实是：前资本主义的劳动产品往往作为使用价值而非价值被生产出来，生产的动力是谋生而非牟利;只有通过商业资本的运动或租税的榨取，才使这些劳动产品被动地转化为商品。虽然比较“使用价值商品”和“商品一般”之间的差异也是重要的问题，但王亚南最初的意图恐怕不仅仅是为了“比较”并发现“差异”，而可能确实企图以此作为研究中国前资本主义经济之时的历史和逻辑的起点，然后遂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也就是说，王亚南也可能试图追步郭大力，只不过郭大力的《我们的农村生产》另外选择佃租为叙述和研究农民经济的起点而已。值得一提的是：“使用价值商品”这个概念在八十年代以来的明清经济史的研究上提供了重大的提示，特别是据此说明了明清市场经济为何不会自然成为资本主义国内市场（因为明清市场充斥着谋生性的“使用价值商品”）。这使学者们能够对“明清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做出更多的反省（吴承明的研究成果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由于经济学经常被比拟为自然科学，而且以中国经济学社为代表的民国时期主流经济学者通常预设西方经济学可以直接套用于中国，因此王亚南所提出的“中国经济学”似乎也有特殊主义嫌疑。但事实并非如此。王亚南并不是要标新立异提出中国的特殊性，也不是为了创造出李森科学说之类的特殊主义学科;毋宁说，他是在确认当时存在于中国的经济学不过都是西方经济学的简单移植之后，判定当时的中国实际上不存在经济学。因此他希望让经济学—尤其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能够在中国这片尚未得到经济学解释的土壤上扎根，进而更加丰富经济学的普遍性。正如他所言：“第一，科学无国界，用不着每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特殊科学;第二，政治经济学是现实经济之理论上的表现，落后的中国经济……是怎么也不能产生一种经济学的。但如果把我们要求创立的政治经济学，解释为特别有利于中国人阅读，特别能引起中国人的兴趣，特别能指出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途径的经济学理论教程，那又当别论了。”（王亚南：《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当代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发端》）这样的志愿和志气之所以具有可能性，正取决于陈豹隐首倡而王亚南继续强调的“中国人的资格”与“中国人的立场”。因此，王亚南从未从“民间形式”“旧形式”找寻“民族形式”的资源（主张古代圣贤早已发现所有经济规律的蒋介石《中国经济学说》一书反而很接近这种立场）。相较之下，王亚南更接近以现实主义精神作为“民族形式”基础的胡风，而“经济学民族形式”显然也只能立足于坚实的现实主义立场才能成为有意义的方向。
在上述意义上，王亚南为了“经济学民族形式”的实现而付出的努力还包含了站在中国民族的立场以超越“民族形式”的意图。也就是说，借由“民族形式”的实现—使经济学真正地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强化经济学的普适性。如果说“经济学民族形式”仍能启发今日的经济研究者，最具启发性的地方可能首先就在这里。
此外，《中国经济原论》关于“生产性”的讨论对于今日的经济研究也可能仍具意义。《中国经济原论》的核心论点认为：商业资本对抗战时期中国经济的把持导致资本无法流向有生产性的工业部门，反而在商业资本所领导的大规模投机活动中成为买空卖空的基础，于是社会财富就在缺乏生产性增长的条件下不断借由流通而改变分配。虽然今日的最新研究成果都说明了抗战期间的国民政府并不是毫无生产性，但这种立足于“非生产性”或“反生产性”的批判，却在抗战胜利之后由左翼对官僚资本的批判所继承。官僚资本不但被当时的左翼视为阻碍中国经济增添生产性的最大阻碍，甚至成为当时一般民众朗朗上口的批判对象。台湾战后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刘进庆也继承了从生产性之有无去评判国民党政权在台经济建设之优劣的思路，并判断工业资本主义重视生产性的核心逻辑始终未能在台湾真正建立起来，于是导致了商业资本惯于在流通和分配领域直接获得财富的前近代心性在台湾民众的经济行为中长期存续。刘进庆显然心目中也有一个“理想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典型，并认为台湾战后经济始终与这样的典型相偏离。
对于在资本主义批判中成长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言，从经济发展是否具有生产性来进行价值判断可能仍是有潜力的思想线索。如大卫·哈维所言：“剩余资本的另一项出路是用来购买资产（包括债权），而不是投资在生产上。”“这也意味着愈来愈多资本投资在追求租金、利息和权利金的活动上，而不是生产活动上。各种智慧财产权（包括遗传物质和种子等等）榨取权利金的力量日益强大，助长了资本转向‘食租者’形态的趋势。难怪美国政府如此热烈地经由国际体制争取保护智慧财产权，并致力于将相关制度强加在其他国家身上。”“如今特别引人侧目的，是不具生产力的寄生食租者权势日增……资本的寄生形态如今正在崛起。”
无疑，当前“寄生食租者”和一九四九年以前肆虐旧中国的商业资本很不相同，因此当年的批判方式不可能直接挪用来批判新自由主义。但就两个时代所共有的投机性与反生产性而言，却为批判提供了可能的立足点。尽管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早已出现对于劳动和生产概念的批判（如鲍德里亚《生产之镜》），但在我们把劳动和生产简单地批判为资本主义所产生的意识形态幻象之前，也许还可以从生产性和投机性等“传统”角度中—尽管可能是有限的角度—找寻到一些有利且有理的思想资源。
马克思在一百五十年前发表的《资本论》为人类的“前史”敲响了警钟，而列宁在一百年前领导的十月革命则为人类打开了想象未来的空间。在建国初期的苏维埃俄罗斯，这种想象空间经常表现为对于某种特殊主义的信仰。这种特殊主义往往相信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将与旧时代的方方面面相决裂，进而使新生事物得到创造，并使旧事物因此消灭。比如，深受马赫主义影响的波格丹诺夫就主张苏联可以完全抛弃旧文化，并能凭空创造出足以特殊的“无产阶级文化”，然后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受此影响，日本的左翼也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打出“无产阶级科学”的旗帜，希望打破科学普遍性并与“资产阶级科学”一较高下。不过，真正认为“无产阶级科学”具有可能性的特殊主义实践还是来自苏联。坚决站在基因理论的对立面、使苏联的遗传学为此落后于西欧数十年的李森科学说，就是典型的特殊主义思潮。
“政治经济学有限论”（Ограничительной версии Предмета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Экономии）也属于这样一种特殊主义思想。有限论认为经济学仅能以盲目而自发存在的经济规律为研究对象，因此经济学只可能存在于依靠商品交换和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时代。换句话说，前资本主义经济不可能发生经济学，而经济学也将在人类生活一目了然、“商品拜物教”消失的社会主义时代消灭。虽然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曾设想将政治经济学推广到资本主义经济以外的人类社会各阶段、建立起普适性更强的“广义政治经济学”，但马克思和恩格斯死后最为流行的思路却是有限论。有限论不但获得罗莎·卢森堡、布哈林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支持，苏联也因此长期认为苏维埃经济只需要经济政策，不需要经济学。直到二十年代末期，有限论才伴随着苏联官方公开列宁对布哈林有限论的批评而逐步遭到压制。而一九四三年《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 （Под знаменем марксизма）杂志发表的《关于讲授政治经济学的几个问题》一文，则是广义政治经济学全面扶正的代表性文献。
虽然有限论之类的特殊主义思想大都伴随着苏联不断降低自身的特殊性（具体表现为苏联的俄罗斯化以及社会主义的“一国建成”化）而在苏联国内遭到批判，但斯大林在一九二五年《东方大学的政治任务》中所提出的“民族文化”理论却为特殊主义开辟了新的存在方式。他指出：“无产阶级的文化是不废弃民族的文化而给它以内容;反之民族的文化也不废弃无产阶级的文化而给它以形式。”斯大林所谓的“内容”指的是普遍性的“社会主义”，而“形式”则留给特殊性的“民族文化”。他的“民族文化”理论最终以“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传入中国，并在毛泽东于一九三八年十月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获得进一步发挥。毛泽东认为“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必须“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按照中国的特点”而获得应用。
一九四0年前后的“文藝的民族形式讨论”最为热切地呼应了“民族形式”口号。这场讨论由许多关键追问所构成：如果文艺的民族形式是必要的，那么民族形式应该从哪里汲取资源？是以民间的“旧形式”作为“中心源泉”？如果民间的旧文艺形式可以作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在延安者大多如此主张），是否意味着“五四”以来所发展的新文学新文艺没能完成自己的任务呢？或者说，“五四”以来所提倡的“现实主义”精神也可以成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胡风则是这一主张的代表人物）从实践成果来说，民间与传统的文艺形式成为延安所支持的民族形式中心源泉，而且也广获群众好评。许多文艺工作者据此创造出新的文艺作品，从而在“民众”“民间”，以及“民族”之间建立起坚强的等号。
四十年代的“学术中国化运动”也是“民族形式”口号派生的产物，而《资本论》译者之一的王亚南则是彼时最积极呼应学术中国化运动的经济学家。深受有限论影响的王亚南认为：经济学只能产生并适用于资本主义经济，但当时的中国仍非资本主义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既然存在着这样的矛盾，经济学就存在着如何在中国真正“成立”的问题，因此他试图通过“中国经济学”的实现来解决这个问题。
王亚南所设想的“中国经济学”可說是一种“经济学民族形式”。他从一九四一年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撰写论文，并最终于一九四六年将论文集结成《中国经济原论》一书。此书经多次改写，最终于一九五七年改出最后一版。尽管经济学家许涤新也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以《广义政治经济学》一书探索“经济学民族形式”的可能性，却未能产生比《中国经济原论》更深远的影响。也因为《中国经济原论》的影响深远，才使此书获得了“中国式《资本论》”的美誉。
在《中国经济原论》十多年的思考与改写过程中，与王亚南合译《资本论》的郭大力是他设想“中国经济学”最关键的参照。抗战期间的郭大力避居于老家江西赣州乡下。虽然农村的生活以及日军的侵扰让郭大力一家的生活相当困苦，他却因此获得直接观察农村经济实况的机会。郭大力决定运用《资本论》的方法研究中国农村经济，并因此写成目前只剩一二图书馆典藏的《我们的农村生产》小册子。此书采用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所提出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die Methode vom Konkreten zum Abstrakten）。《资本论》正是依照这个方法而安排各个范畴的先后次序，使原初范畴的特色能在后续范畴的展开中不断再现，并使全书形成一部逻辑严密的整体，即马克思所说的“思维具体”（ein Gedankenkonkretum）。相较于《资本论》以商品作为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原初范畴，《我们的农村生产》则以佃租为开端，然后再依次叙述农民经济里的工资、利润、利息等范畴，进而说明佃租如何规制了这些范畴的存在。
把前资本主义的农民经济作为研究对象的《我们的农村生产》可说是广义政治经济学的作品。但王亚南认为，由于广义政治经济学还没在全球真正形成一套有解释力的体系，最好的研究方式应该是以《资本论》勾勒的资本主义经济为标准，然后借此比较出中国经济如何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因此，《中国经济原论》也以商品为开端，并采取了大致类似《资本论》的次序来叙述货币、资本、利息与利润，以及工资和地租等范畴。—王亚南所采用的方法可暂且称为“在比较中发现差异的方法”。
王亚南以《资本论》体系作为中国经济之参照标准的做法显然不太符合当代学术趋向。以加州学派多年前提倡的“互惠式比较”（Reciprocal Comparison）来说，他们主张把中国和“西方”进行互为标准的比较，借此发现彼此之所长和所短，而不是总用西方为标准发现中国差劲的地方。乍看之下，王亚南所采用的也无非是这样的方法。但对一九四九年以前绝大多数的东亚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包含郭大力与王亚南在内—他们所面临的却是完全不同于今日的时代问题。他们继承了列宁的思考，因而预设资本主义存在着类型上的差别：既有“类型较好的资本主义”，也有“类型较差的资本主义”。在日本，以山田盛太郎为代表的“讲座派”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日本的革命应以“类型较好的资本主义”取代现实存在的“类型较差的资本主义”。日本以外的东亚马克思主义者则一般认为本地的“社会性质”连“类型较差的资本主义”都不是。比如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普遍认为中国因为世界资本主义的包围而始终遭遇着挑战和危机，并因此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中国可以追求类型最好的资本主义。因为这样的资本主义不但有利于发展生产力，还有利于创造出限制甚至否定资本主义自身的条件（列宁时代对此所提出的设想，就是土地国有化、绝对地租消灭，等等），从而向社会主义过渡。这就是以“民主专政论”为前提的两阶段革命论。
因此，无论是把类型最好的资本主义称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或称为列宁定义的“资本主义的美国式道路”，或称为罗易（M. N. Roy）在一九二七年中共“五大”提出的“非资本主义道路”，资本主义经济对他们而言并不是业已耗尽进步意义的“现代性”，而是马克思主义者为了发展落后国生产力而愿意追求的短程目标。而且，在“西方”甚至未能普遍实现类型最好的资本主义的前提下，类型最好的资本主义也和理想中的社会主义一样，成为“反现代的现代性”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尽管类型最好的资本主义也可视为一种以《国富论》或《资本论》为代表的、韦伯意义上的“理想典型”（Idealtypus），这样的理想典型却不只是为了揭发现实之恶（如中国经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而正是当时所认为可以追求的未来之善。至于中国在革命成功之后如何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包围和扼杀之下让“类型最好的资本主义”（如新民主主义）获得保持、发展，或者超越，则是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未能早一步预想的问题。正如毛泽东在一九四0年《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言：“中国革命不能不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而且第一步的时间是相当地长，绝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我们不是空想家，我们不能离开当前的实际条件。”毛泽东所称的“第一步的时间是相当地长”正是中国经济建设如何在许多客观限制和客观规律所构成的“必然王国”之中获得“自由”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包含王亚南在内的许多经济学家在一九四九年后勉力谈论“新民主主义经济规律”，但作为国家领导人的毛泽东很快意识到中国的经济建设若要真正实现赶超，就不能一厢情愿地“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而必须立即超越这种“秩序”或规律。而最能实现超越的手段就是生产资料集体化。
此外，尽管《中国经济原论》采用的主要是“在比较中发现差异的方法”，但作为全书初始范畴的“使用价值商品”却提示了王亚南更深刻的理论意图。“使用价值商品”所要提示的事实是：前资本主义的劳动产品往往作为使用价值而非价值被生产出来，生产的动力是谋生而非牟利;只有通过商业资本的运动或租税的榨取，才使这些劳动产品被动地转化为商品。虽然比较“使用价值商品”和“商品一般”之间的差异也是重要的问题，但王亚南最初的意图恐怕不仅仅是为了“比较”并发现“差异”，而可能确实企图以此作为研究中国前资本主义经济之时的历史和逻辑的起点，然后遂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也就是说，王亚南也可能试图追步郭大力，只不过郭大力的《我们的农村生产》另外选择佃租为叙述和研究农民经济的起点而已。值得一提的是：“使用价值商品”这个概念在八十年代以来的明清经济史的研究上提供了重大的提示，特别是据此说明了明清市场经济为何不会自然成为资本主义国内市场（因为明清市场充斥着谋生性的“使用价值商品”）。这使学者们能够对“明清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做出更多的反省（吴承明的研究成果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由于经济学经常被比拟为自然科学，而且以中国经济学社为代表的民国时期主流经济学者通常预设西方经济学可以直接套用于中国，因此王亚南所提出的“中国经济学”似乎也有特殊主义嫌疑。但事实并非如此。王亚南并不是要标新立异提出中国的特殊性，也不是为了创造出李森科学说之类的特殊主义学科;毋宁说，他是在确认当时存在于中国的经济学不过都是西方经济学的简单移植之后，判定当时的中国实际上不存在经济学。因此他希望让经济学—尤其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能够在中国这片尚未得到经济学解释的土壤上扎根，进而更加丰富经济学的普遍性。正如他所言：“第一，科学无国界，用不着每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特殊科学;第二，政治经济学是现实经济之理论上的表现，落后的中国经济……是怎么也不能产生一种经济学的。但如果把我们要求创立的政治经济学，解释为特别有利于中国人阅读，特别能引起中国人的兴趣，特别能指出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途径的经济学理论教程，那又当别论了。”（王亚南：《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当代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发端》）这样的志愿和志气之所以具有可能性，正取决于陈豹隐首倡而王亚南继续强调的“中国人的资格”与“中国人的立场”。因此，王亚南从未从“民间形式”“旧形式”找寻“民族形式”的资源（主张古代圣贤早已发现所有经济规律的蒋介石《中国经济学说》一书反而很接近这种立场）。相较之下，王亚南更接近以现实主义精神作为“民族形式”基础的胡风，而“经济学民族形式”显然也只能立足于坚实的现实主义立场才能成为有意义的方向。
在上述意义上，王亚南为了“经济学民族形式”的实现而付出的努力还包含了站在中国民族的立场以超越“民族形式”的意图。也就是说，借由“民族形式”的实现—使经济学真正地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强化经济学的普适性。如果说“经济学民族形式”仍能启发今日的经济研究者，最具啟发性的地方可能首先就在这里。
此外，《中国经济原论》关于“生产性”的讨论对于今日的经济研究也可能仍具意义。《中国经济原论》的核心论点认为：商业资本对抗战时期中国经济的把持导致资本无法流向有生产性的工业部门，反而在商业资本所领导的大规模投机活动中成为买空卖空的基础，于是社会财富就在缺乏生产性增长的条件下不断借由流通而改变分配。虽然今日的最新研究成果都说明了抗战期间的国民政府并不是毫无生产性，但这种立足于“非生产性”或“反生产性”的批判，却在抗战胜利之后由左翼对官僚资本的批判所继承。官僚资本不但被当时的左翼视为阻碍中国经济增添生产性的最大阻碍，甚至成为当时一般民众朗朗上口的批判对象。台湾战后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刘进庆也继承了从生产性之有无去评判国民党政权在台经济建设之优劣的思路，并判断工业资本主义重视生产性的核心逻辑始终未能在台湾真正建立起来，于是导致了商业资本惯于在流通和分配领域直接获得财富的前近代心性在台湾民众的经济行为中长期存续。刘进庆显然心目中也有一个“理想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典型，并认为台湾战后经济始终与这样的典型相偏离。
对于在资本主义批判中成长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言，从经济发展是否具有生产性来进行价值判断可能仍是有潜力的思想线索。如大卫·哈维所言：“剩余资本的另一项出路是用来购买资产（包括债权），而不是投资在生产上。”“这也意味着愈来愈多资本投资在追求租金、利息和权利金的活动上，而不是生产活动上。各种智慧财产权（包括遗传物质和种子等等）榨取权利金的力量日益强大，助长了资本转向‘食租者’形态的趋势。难怪美国政府如此热烈地经由国际体制争取保护智慧财产权，并致力于将相关制度强加在其他国家身上。”“如今特别引人侧目的，是不具生产力的寄生食租者权势日增……资本的寄生形态如今正在崛起。”
无疑，当前“寄生食租者”和一九四九年以前肆虐旧中国的商业资本很不相同，因此当年的批判方式不可能直接挪用来批判新自由主义。但就两个时代所共有的投机性与反生产性而言，却为批判提供了可能的立足点。尽管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早已出现对于劳动和生产概念的批判（如鲍德里亚《生产之镜》），但在我们把劳动和生产简单地批判为资本主义所产生的意识形态幻象之前，也许还可以从生产性和投机性等“传统”角度中—尽管可能是有限的角度—找寻到一些有利且有理的思想资源。
作者：邱士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