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行性肉食动物”的精神史
如果追溯中国学生留学日本，应始于甲午战后；一八九八年六月，被誉为“留学日本的宣言书”的张之洞所著《劝学篇》之广为刊布，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至于日本，则以亲善提携、保全东亚为名，实则意在培养中国的亲日势力，积极推进中国学生留日事宜。这些留日学生日后对中国历史进程的推动做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从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清末中国留日学生界可谓是革命和运动的中流砥柱。当然，又岂止是上述的革命和文化，晚清以来的留日群体对中国近代的政治、教育、学术和思想等各领域均有深远的影响。
实藤惠秀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九六0）一书详述了一八九六至一九三七年间留日运动的缘起和演变、留日学生就读学校的种类和课程设置、留日学界的种种政治组织和活动，以及留日学生对中国近代诸领域的贡献和影响。虽然距离初版已去半个多世纪，就资料之丰富、论述范围之广、所涉年代之完整而言，它依然是最重要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著。而作者作为一个在战时枵腹从公的文人，在战后深有反省和忏悔，意识和立场的衍变也在其中有充分体现。黄福庆的《清末留日学生》（一九七五）一书则把视域限定在清末，详细阐明清廷与日本政治形势变化之下学生在日本的一切活动，着眼于晚清留学中的事件、变化和特殊的事物。就断代留学史而言，取材广博，论述扎实深入，乃继实藤的拓荒工作之后最为重要的专题研究成果。此外亦有舒新城的《近代中国留学史》（一九三三）、陈青之的《中国教育史》（一九三六）等。
与上述向来的史实记述有所不同，又以它们构成可能性的条件，严安生所著《日本留学精神史—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轨迹》（以下简称《精神史》）一书透过比较种种不同的案例，来追溯和反思清末留日学生的精神史。一般而言，“精神史”所处理的对象往往是文化精英，作者在充分重视对后世知识和文化走向有重大影响的留日精英之外，观照的对象亦扩及占绝大多数的普通留日群体，层层剥离留学生未经组织化、规范化的生活意識和精神态度，让“精神”这一抽象的历史现象以可见可触的方式回到历史本身。那么这种研究所开启的可能性会有哪些呢？
“中国留学生像夜行性肉食动物一样蹑手蹑脚”
《精神史》一九九一年在日本的岩波书店出版之后，翌年即获得大佛次郎奖。当年该奖的选考委员、著名作家安部公房（一九二四至一九九三）在“满洲国”度过了他的少年期，他对殖民地生活有相当程度的了解。《精神史》一定是让他看得心惊胆战而又充满羞愧，他才把中国留日学生比喻成蹑手蹑脚的夜行性肉食动物。何以是肉食者？因为它更凶猛、更贪婪。何以选择夜行？那是一种避敌行为，源自对生存环境的恐惧，这也是区别于昼行性动物的根本；并且相较于后者，夜行性动物还具有灵敏的感官和高度的警觉性。留日从肇兴到风气日盛，无不源于朝野共同的选择“忍辱求学于仇敌之国”，以曾经的弟子为师，改造自身。虽然发现留日学生中出现了以推翻清王朝为目标的革命势力，清廷也没有听从永远中止留学的意见，而是制定出更为切实的方针鼓励留学。日本社会从政府高官、军人到民间，从课堂外到课堂内，从老人到孩童，从白丁阶层到知识精英，无不表现出对留日中国学生的歧视。从三十年代初就开始对留日学生展开研究的实藤惠秀后来承认，尽管他那时候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都有一定的接触，但对华意识与普通日人无异，“完全成了军部的一个吹鼓手”（《中国人留学日本史·后记》）。曾经在留欧时尝过歧视滋味的夏目漱石也礼赞清末留学生的辫子，连这样的“国民大作家”都表现出了与自己的学识身份不相符的历史文化的失察，更何况普通日本人？日本人很难意识到普遍的歧视所造成的难以修复的巨大影响，而作为夜行性肉食动物的留学生则异常敏感与警觉。比如在日本发生的事件是直接针对某个具体的清国留学生，但是留学生却认为是在践踏整个中国人的尊严，往往群起而攻之。尽管有少数因忍受不了日人的歧视愤而归国，更多的人则带着屈辱感饥渴般地汲取知识，那种情形即如鲁迅所云“凡留学生一到日本，急于寻求的大抵是新知识。除学习日文，准备进专门的学校之外，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接着就是改正朔、弃发辫、变衣冠，他们愈是受挫，自尊心愈强，愈是更深入地接触日本社会，反日的民族主义思想就愈烈。这就是日本原冀为日后侵华活动培养里应外合的亲日分子，却不意出现如此众多的反日精英的最为重要的原因。
如果说如安部公房等知识精英因为读出了日本人那超乎想象的丑陋和傲慢而羞愧的话，我以为《精神史》并不仅仅意在凸显留学生的悲情，毋宁说，它包含着作者对留学生这一群体更多的反思和批判。留日学生无视两国饮食差别，每每在食堂闹事，更有赌博、买春、吸食鸦片者，特别是那些搭乘留学快车而来的腐败官员、伪善士绅以及纨绔子弟构成的渔色组，完全荒弃学业，相率堕落者不可胜数，加剧了留学生中腐败空气的弥散。这种种贪婪与上述不屈不挠地贪婪地汲取新知的留学生群体形成对照，作者毫不留情地揭示出了留日群体的种种丑态。
作为一名留学生，严安生留学的时代和环境，与清末已大不同。改革开放之初的八十年代的中国到处弥漫着尘土飞扬、热气蒸腾的氛围。带着无比强劲的复苏的生命力去日本留学，正赶上中日关系的蜜月期，那时的日本知识人对中国留学生友善关照，其中夹杂着更多的赎罪意识。严安生不会感受到歧视，却从中日两国的巨大差距中生出自省和不甘，进而默默地、孜孜不怠地汲取新知。他描述自己十多年的状态说：“孩子们是看着我的背影长大的。每当他们半夜醒来，都只能看到坐在书桌前的我的背影。”最终成就了这部让中日读书界都反躬自省的著作。从敏感、警觉和对新知的贪婪的角度讲，严安生又何尝不是“夜行性肉食动物”系谱上的一只？
留日学生“日常生活”批判
如果说大阪博览会上“人类馆”事件、靖国神社内的“游就馆”体验、日俄战争现场的冲击、悬挂国旗事件、在留学生教育最前线的教室里遭到老师嘲笑，这些相当屈辱的经历，成为留日精神史的研究对象，并不奇怪，它暗合了向来研究轻视感性、贬低日常生活的传统。作者把看似琐碎的、重复性的日常生活也拿来研究，显然是发现了日常生活中超乎寻常的活力与创造能量，以及当事人身处其中却浑然不觉的沉沦的无意识对人的伤害，而这种种脱离标准范式的现象或许更能表现出社会的文化特征，比如闭锁的乡党意识，比如沉溺于无谓的交际而无力自拔等普遍的留学生活模式。
因为生活习惯的差异而滋生摩擦，来自日本社会的歧视和对日本社会文化的误解与蔑视，都加强了国人之间的连带感，形成了一个又一个小小的留学生圈子，“同仇敌忾”的心理反过来又诱惑自身习惯和行为不断上演，这又进一步加剧了与日本社会的隔绝。在这种情况下，认为学习日语的必要性不大也成为留学生的普遍意识。书中列举的黄尊三、石陶钧和宋教仁等人的日记、回忆录里均难寻觅到与日本人交往的踪迹，记述的往往是疲于同乡之间的应酬。鲁迅在《致蒋抑卮》的信中坦陈赴日两年后到了仙台才开始“深入彼学生社会间”的，无疑是意识到了闭锁的危害性而刻意与留学生圈子保持疏离；周作人则提倡了解异文化必须从生活体验着手。而愤怒投海的陈天华到了日本很久也说不出一句完整的日语，他的直接死因固然是日本媒体的扭曲报道，称一九0五年清国留学生取缔事件乃留学生“放纵恣劣”所致，但是包括陈天华在内的留学生的愤怒，在一定程度上源自他们对“取缔”一词的误解。“取缔”在日语中是管理、管束、管制等意，与中文里的意思差异很大。自我设置诸多壁垒，不愿意去了解日本的语言、社会和文化，作者以为支撑这种生态持续下去的強大惰性，就是中国士人身上的乡党意识。而在表面强大的连带感背后，歧视留学生事件一发生，就有留学生喊着要罢课、要归国，接着就有反对派，于是留日学界不断上演上课与罢课、返国与不返国两派之间的倾轧斗争，当然，满汉相克的情形也始终存在。
而以杨昌济、鲁迅等为代表的勤学组中的“好学深思组”则成天泡在教室，又不被束缚在课堂上死抠课本，他们带着“卧薪尝胆之遗风”广泛寻求并传播知识，学了日文不久就急于译介、办报，致力于“民智启蒙”和“文明输入”。这一留日群体最大的快乐，就是书籍寻猎。许寿裳描述，鲁迅极少出门旅行和游览，东京留学七年间仅有两次，但遍览了书店。勤学组中的“厕身庄岳组”对知识的渴求不亚于上述群体，但大多以“要成为有第二个夫人或者第三个夫人的人”为目标，如果从倒清革命和革命后对日交涉的角度来看，这些人大多没能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
作者对留学生日常生活的描述少有批判，但这种对照性的春秋笔法则表明他并非止于情绪的抒发，而是将日常生活对留学生精神文化的控制纳入历史的脉络，从学理上考察日常生活与历史进程之间的互动。至于哪种日常生活值得推许，如何从沉沦的日常生活无意识中逃脱出来，作者不是批判，没有警告，而是在叙述中提示了最好的方式。
海浪的节奏
《精神史》回溯汉代刘熙的《释名》对“海”的描述：“海，晦也，其色黑而晦也。”对于古老的大陆文明来说，海一向神秘幽晦，历代王朝在国家经营的层面从来不具有挑战海洋的格局和意识，而为了抵御游牧民族却能修筑起雄伟的万里长城。自明代倭寇来犯，除了施行海禁以外却一筹莫展。到了古老的中国被抛入“海禁大开”的时代，福建水师在一八八四年的中法战争中全军覆没，本想重建海军力量，军费却被用来建造颐和园为慈禧祝寿，结果甲午之役中北洋舰队葬身鱼腹，偌大的中华成了无海军的国家。时人不由得感慨“神州无限伤心事，总觉重洋是祸根”。《精神史》从“大海”这一视点出发来谈对国人精神的影响，并且基本以时人所作的古体诗为分析对象，梳理了蹈海而死的留学生、留学生诗作中对海的憎恨、畏惧与挑战，还厘清了赴日留学生面对海洋所呈现出的期待与兴奋的精神谱系，这种“以诗证史”的功夫，如果学养不深，很难达到研究的目的。在为了“济世穷”的求道之旅上，作者用“掉头东”的意象把从梁启超一直到周恩来的气概与志向连在了一起；通过比较留洋之际的秋瑾和森鸥外诗作中的大海形象，点出了迟一步被海洋时代催醒的海洋意识先觉者阶层的兴奋与焦虑。而第一代与第二代留学生之间对大海由恐惧到喜爱的态度转变，也被作者敏锐地捕捉到了。
如果说作者引入“大海”这一观察视角比较独特，那么再加上他通过对故事的多重叙述，叙事不断回旋，以衍生的多条枝蔓形式补充和颠覆正史，我以为这种叙事就如层层叠加又消散开来的海浪，因此称为“海浪的节奏”。比如在推进赴日留学事宜上清廷矛盾的态度和反复的过程，描述得相当清晰，清廷为建设近代国家的苦心孤诣得到了相当程度的体现，改变了向来清廷与留学生处处为敌的“反革命”形象。关于日本政府因一九0五年颁布《取缔规则》引发留学生罢课事件，作者也并没有停留在陈天华蹈海自杀的悲情上，而是关联到很多历史背景，比如留日学生骤增，日本教育制度混乱，以牟利为目的的日本“学店”林立，留日学生无人管束，为整顿学校、管理留学生起见才有《取缔规则》的颁布，而其间又伴随着日本政府针对清廷和留学生的两面派伎俩，留日学界对规则的理解和误读，为此而不断分化、对立和斗争，各个层面都剥离得很清楚。在梳理留学生派遣史的过程中，还穿插种种派遣留学生的乱象，也弥补了正史的不足。比如河南武备学堂的校长将一百二十名学生按照反抗自己的顺序排列，授予靠前的五十人以官费，将其打发到日本留学，这种“惩罚”恰好是志向远大的学生求之不得的。同样的趣事甚至发生在张之洞身上。他对参加集会的武汉武备学堂的学生加以区分，过激派远去欧洲，稳健派则前往日本，统统送去留学。再比如，“捐官留学”（向政府捐金成为官吏后获得士官留学资格）本是清廷体制腐败的表征，但利用这样的体制漏洞，革命党人开始策划实施将同志送入日本的士官学校，继而打入清廷新军内部，成为清廷掘墓人。当然，这里只是举几个孤例，这种叙事风格是贯穿始终的。他挖掘出片断的历史记录，将立场各异、利害有别的各种相关史事加以联络贯通，以求史事的生成推衍及内在关联，故能呈现出留日学界复杂多歧的面相，揭示出二律背反的精神剧的原理，清晰地阐明中国人“轻日”“师日”“仇日”“知日”的过程和渊源。
大佛次郎奖是日本非小说文艺类的最高奖，它首次授予非日本境内的外国学者，其中一个理由是，该书阐述了中国留学生与日本人接触方式等问题，触发了日本人对自身制度与文化的反思。评委之一的有马朗人赞道：“于近日仍极有参考价值，是我们日本人的反思教材。”安部公房则说：“看了严氏之书才明白，我们日本人的丑陋和傲慢，远远超过了我们自己的想象。”作为中国人，深植于严氏心中的忧国意识又促使作者不断反复思考中国为什么落后这一命题，既是在回应时代的焦虑，也回应了世纪的焦虑，对于当今的中国社会仍具有现实意义。我在翻译完整本书之后，仍能深切地感受到当年严先生身上那沉重的十字架，那负荷源自晚清留日学生因小脚、辫子、衣着而导致的精神上的疾患、创伤，源自历史性的屈辱所赋予他的内在动力，这也就是他不惜牺牲自己与研究对象的距离，打破这一研究禁忌，将自己与当时的留学生融为一体的原因吧？
该书日文版已再版五次，并于二00五年被译成韩文，由韩国一潮阁出版社出版。遗憾的是，这部追问中国人自身的历史和自我认知问题的著作，这唯一一部研究留日学生精神史的著作，却长期无中译本。当我们面对繁复难辨的中日关系时，当更多的中国学生赴日留学时，它仍然不过时，我们仍然需要它。我在不揣浅陋试图弥补这一遗憾的同时，又不揣浅陋地与读者诸君分享自己的心得，若未能充分理解和阐释清楚，纯粹为后学之肤浅的学术功底所致。至于作者严安生，作为学者，他的功绩在于：凭借一手资料的扎实的实证研究，把中国的日本研究水准从单纯的日本概论、日本地域理解的面相提升到了“人文学”的水准。而作为一名教育者，他积累逾五十年的教育经验，培养了众多日本学研究者、中国各大学的日语教师、政府机关的对日交流工作者。为了表彰他对促进中日友好事业的功绩，日本政府于二0一五年六月授予他“旭日中绶章”。对于这位名扬东瀛而本国学界颇感陌生的学者，我想，到了我们阅读他的时候了。
（《日本留学精神史—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轨迹》，严安生著，陈言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即出）
作者：陈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