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比较，还是文化偏见？
一
一晃十年了，一直教着一门课“中西文明比较”。这课程原是一对美国老夫妇设计的，英文名叫“Western Civilization with Chinese Comparison”。老两位倾注了心血，特意编撰一套英文教材，还在国内出版了。后来年龄大了，外国专家局不肯再发签证，老两位只好忍痛移交。课程交接时，我去他们课上，偌大的阶梯教室，黑压压坐满学生。是必修课，整一学年的研究生都来上。隐隐地，我感觉某种情绪在教室里弥散。后来，自己上课就明白了，第一次课有学生诘问：到底什么是文明？这门课想说明什么？其实，翻一翻字典，各种“文明”解释汗牛充栋，能编出个小册子。有的说“civilization”一词出自拉丁语的civilis，指城市（civitas）或市民（civis），與狂野荒蛮之蒙昧对立，乃法国人十六世纪的创造。有的说，本词描述“有组织、有系统的高级文化和制度”之类。如此说，无异隔靴搔痒，学生越听越糊涂。翻开外教编的教材，从色诺芬、柏拉图到德里达，从孔、老、庄到毛泽东，世界名人典籍均有摘录，厚厚一大本，图文并茂。别说学生如坠雾里，我也才看了十几页，就揪下了一把头发。是啊，这书到底想说点什么呢？
我们中国人最能对付，任务既接下来了，硬着头皮也得上。每学年总结经验，改进教学形式和内容，一直在修修补补。知识单元越来越细分，突出专题讨论，问题与具体现实勾连，让课程更具操作性。内容也年年更新，讨论日臻尖锐，但终未逃出耳熟能详的“文明”框架。其实，无论材料多新，话题设计再刁钻，倘不揭开“文明”的面纱，学生终究难识庐山真面目。挂着“文明”的羊头，底下卖的是什么货色？让学生泛泛了解点中西文化？有名无实地比较一下中西文明史？我知道有不少学校开了这门课程，有形而下者，上悬“文明”大旗，课上摆摆西方国情的皮毛，甚至连待人接物、餐桌礼仪、烹调食谱之类也统统塞给学生，美其名曰“文明素质教育”。别以为学生年少可欺，他们的眼睛是雪亮的。我第一次上课，就有学生发难：看似平等对待中西文明，不偏不倚，其实课名已道破实情：“Western Civilization with Chinese Comparison”—参照中国文明宣讲西方文明，课本的西方部分尚有线索，章法有度，到了中国部分，净是些阴阳、气血、风水、二十四孝之类，神神道道，不知所云。
二
平心而论，外教隔岸观火，不懂中国文化脉络，情有可原。西方汉学有大量扎实厚重的英语文献，替换课本上的中国部分并不难。准备课件时，留心援引扎实的汉学成果也就是了。但问题并非出在是否公平对待中国文化上，而在于我们的“文明观”本身。一年年课讲下来，体会越来越深，开口闭口讲“文明”，什么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文明进步、文明行为，似乎是讲“道德”“高雅”“修养”等褒义，也即中文原有之意。当我们在civilization对译的含义使用时，意义就不同了，是晚清引进的日文。民初，国人以“文明”对应“洋务”，文明戏、文明帽（礼帽）、文明火（火柴）、文明车（自行车），径直可翻成“洋”字。后来，“文明”的地位渐渐攀升，有“高大上”的意味，暗含“先进”—即以西方文化为标尺的判断标准，文明代表“进步”，如果西洋是历史时间轴上的“未来”，“东方”则身处“过去”，文明乃历史脚步的方向标，已深深嵌入了我们的集体无意识。当然，西文中的文明也很“中性”，随十九世纪考古大发现，civilization一词演变了新意，命名曾高度发达过的古代文明：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希腊、中国文明。如此用法表面带有学术客观性与描述性，却暗含了“过去时态”—曾经文明，才与“民心”并行不悖。在形容词格上使用“文明”时，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便呼之欲出，何为先进、孰为落后、怎样进步、如何保守、谁更开明、哪个野蛮，无不隐含其中。
谁认真追究过这满负偏见的概念的缘起？“文明”怎就成了我们判断良莠的标准？尼采写过《道德的谱系》，对道德的发生史刨根问底，善恶之辩并不超越时空，各种价值无不植根于特定的历史语境。而我们以“文明”划分优劣，却不反思它从何引入，传播过程中有何历史偶然，只信它不言自明，属于普世价值，无须论证。所以，学生比较西方哲学与中国思想时，情感上不愿接受自己的文化劣势，理智上却无从辩护。弘扬祖国文化遗产，往往博得同情者多，心悦诚服者少。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现代知识范式里，非西方思想已无立锥之地。除非你做这样一件事，从根基处质疑今天知识结构隐含的前提。不久前三联书店出版的《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做的正是这样的工作。它从西班牙、葡萄牙全球大探险谈起，殖民者为征服外化之地，需要将世界区隔成文明与野蛮两界，而建立起“文明秩序”，跟着殖民的步伐，欧洲“文明观”也随之传播到世界各地。下面的章节则考察日本启蒙思想家如何接受、复制和传播“文野之分”观念，然后追踪中国学者主动从日本转口舶来泰西之说，心悦诚服地内化到本土知识之中，从而构造出我们当今的世界观。这本大部头跨越历史、地理、思想史、博物学和文学等多个学科，以知识考古解构“文明”这个真理话语的专横。
三
据本书主编刘禾考证，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有开拓精神的两大强国葡萄牙与西班牙，在十五世纪末和十六世纪初先后划出两条地球子午线，将欧洲以外的世界归入“荒蛮”之地。从大西洋分界线以西到太平洋分界线以东，一半地球归西班牙；大西洋以东至太平洋分界线以西，另一半地球归葡萄牙，两界皆划分出征服荒蛮之地的势力范围。所以，文明观滥觞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目的是划分欧洲“文明界”与新发现的“野蛮界”。文/野之分并非争个名分，而是为“文明世界”立法。文明国度间或因拓荒而发生争执，须有国际法依循：欧洲界内大家互敬主权，国与国之间依法按律谈判与交易；一旦远征欧洲以外的荒蛮之地，领土则属“无主荒地”（terra nullius），野蛮人既无主权，也不享有土地所有权，即“法外之地”，文明人可以武力征服之。两个世界适用两套法则：文明界援引理性原则，国际法和人的基本权利普遍适用，无论个人还是国家均有守法之责，也受法律保护；而化外之地，则依循丛林法则，国际公法鞭长莫及，蛮人只能理解暴力的逻辑。如此内外有别，各适其适。“友好界线”内，欧人执礼如仪，君子风范；友好线外，殖民者杀伐蛮横，风雅扫地。难怪大清文献称洋人为“直脚鬼”，与欧洲文学里的名媛雅士相去甚远。
但毕竟亚洲帝国有高度复杂的社会结构、成熟的经济形态，将古老灿烂的文明斥为荒蛮，不尽情入理，所以得进一步细化。后来就出现了savage（野蛮）、barbaria（蒙昧/不开化）、half-civilized（半开化）和civilized（文明）四个等级递进，最高一级为enlightened（启蒙的）。文明秩序这才日臻完备，载入史册。大清和奥斯曼等化外帝国，被册封“半开化”之列，有凭有据。征服半开化帝国，比殖民荒蛮之地要麻烦些，得履行个手续，即我们耳熟能详的“不平等条约”。不论条约是否平等，双方对坐谈判桌上签字，不也象征文明国与半开化国法律上平等吗？不，西方列强有“治外法权”，文明人如何能受大清、奥斯曼野蛮司法管辖之辱？
到十九世纪初，欧洲历史学、政治经济学、人种学、语言学、政治地理学和进化论，均已深入人心，文明等级也经典化，编入各国教科书，写入国际法。清末民初，我们的文化先贤主动翻译、出版文明启蒙读物，开办新学，编撰新教材，启发民智，点化“群氓”。严复翻译《天演论》，康梁二公以盗火者自任，奔走呼号，不遗余力推销泰西文明之说。《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有一章，梁展写《文明、理性与种族改良：一个大同世界的构想》，考证康有为的大同理想受了传教士编撰的地理博物志启发，杂拼西方人种学的滥调，凝结成一部《大同书》。他的“去级界平民族”“去种界同人类”，皆出自科普性的欧洲人种论。从小册子里，康翁得知美洲爱斯基摩人、印第安人与华人同种，属蒙古人种，于是说“美洲土人皆鲜卑移种，遵海而南，得墨西哥而居”。南海先生浪漫地设计在巴西建立理想国，将 “新中国”的未来遥寄拉美乌托之邦。后来，中国思想界种种激进情怀，皆有《大同书》的残影。文明等级虽源自欧洲，日本版的“文明论”比欧版还激进、偏执。赵京华写《福泽谕吉“文明论”的等级结构及其源流》一章，从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出发，穷幽极微，剖析日本知识界自卑与自大的根源。这貌似矛盾的情结，其实为相伴相生、难分难解的一体两面，映照出日本军国主义的心路历程：先谦卑地接受半开化蛮国地位，然后知耻而奋起直追，狂热模仿殖民者的先进制度，以大国崛起与西方列坐抗礼，再杀回东方，殖民周边“未开化”的邻国，最后遭核打击国破家亡。本来差异多样的文明生态，被福泽叙述成生物链上的优胜劣汰，如此简化、庸俗的社会进化论，影响了几代中国学人。
梁启超从盗火者手上再窃火种，吸收福泽的“泰西思想”，创立自己的“新民”学说。梁任公墨势淋漓，以化腐朽为神奇的妙笔，写“文野三界”之说，远胜日版“文明阶段”论，比欧版原装更具雄辩，也更紧迫，不容置疑。谁反对新学，谁是文化“拳匪”。以呼唤新人与新社会，来颠覆旧社会的一切价值。
四
在国内常跟外教打交道，他们差不多有类似的经历。初到中国，对中华文明高山仰止，心向往之，打算搞点中国研究，批判一下西方社会弊端。日久年深，渐渐受周围同事和学生的熏陶，有了启蒙文明意识，应雇主之邀，调整角色，很投入地扮演起西方文明的布道者，渐渐失却自我批判意识。
国人文明偏见之深，绝非自由派知识分子独有，而为左派、保守派所共享，超越“左”“右”阵营之争，深入到思维的基础层面—语言之中。程巍有《語言等级与清末民初的“汉字革命”》一章，讨论汉字革命、罗马化运动背后的文明秩序。中国学界对拼音文字心怀拜物情结，相信象形/会意的汉字乃原始蒙昧的遗产。国人受语言之累，缺乏逻辑思维，思想模糊混乱，老祖宗留下的经典也少理性、乏思辨。而且汉字笔画太繁，造成大众高文盲率，国家才落后蒙昧。官方一次次出台简化字方案，长期不懈地设计罗马拼音，以西文语法规范中文书写，认定翻译体的欧化表达才科学严谨。文言或明清白话“太土”，达不到现代思想要求的逻辑性。我们统一大纲的语文教育，让学生常年学语法、改“病句”，母语的精到和优雅，被改没了。更激进者，鼓噪废母语，转习世界语，所谓“汉字不灭，中国必亡”。谁反对汉字革命，谁就反对进化、反科学、反民主、反现代，有人甚至被打成“反革命”。语言的优劣岂能以实用或有效性衡量，语言不仅是交流工具，也是民族的文化“身份证”。一个民族失掉语言，面目模糊，个性泯灭。
五
又到排课的时候了，有心更换“文明比较”的课程框架，引入《文明秩序与文明等级》的观点。但权衡再三，终于放弃了。真把“文明”这“高大上”的词，说成十五世纪的欧洲殖民遗产，民族主义的恶名谁担得起？既然不肯走老路，就不如辞掉这门课。程巍写“姗姗来迟的‘民族主义’”一节时，似乎也小心翼翼避开这个敏感标签，他说刘半农、周作人、严复、蔡元培原本是激进的世界主义者，后来渐渐软化，回归某种程度的“民族主义”，对之前的过激言论，心怀悔意。本来期待他笔饱墨酣的分析，中国知识界的民族主义到底是啥情结，他却存而不论了。虽然“民族主义”这个词使用率很高，却少有切中要害的分析，基本属污名性的道德评价。我想起以赛亚·伯林的观点，他讨论民族主义直白坦率，鞭辟入里：整个二十世纪，没有哪种思潮比民族主义更有力，十九世纪出现过不少先知式的思想大家，曾预见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或现代技术对后世将产生巨大影响，却唯独没料到民族主义会如此强劲。除宗教信仰之外，没有任何思潮能与之匹敌，民族主义到底是什么呢？
伯林认为，大英帝国臣民的自视清高、藐视外族，算不得民族主义，充其量不过是负面的、消极的孤立主义，没什么活力，不值一提。而在第三世界，才真正迸发出蓬勃的民族主义。因其殖民创伤的痛苦经验，第三世界国家对平等的要求特别强烈。回顾近现代中国外交史，历届政府对外交涉时，注重外交礼仪到苛刻的程度，要求形式上的对等，甚至超过实质上的公平。具有进攻性、活力充沛的民族情绪，正是第三世界革命的动力。革命之初往往拥抱国际主义，憧憬世界大同，掀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但后来终会与民族主义携手，把独立和民族解放作为奋斗目标。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列宁开始也真心搞国际主义，但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苏联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渐渐转向民族国家的行列。一旦新生力量掌握了政权，国家主权与国际强权之间，冲突便在所难免。别以为伯林在赞美民族主义，不，民族主义不合伯林的口味，他视民族主义为心理病候，要么自卑，要么好胜，乃报复心的扭曲表达，必然偏激。最常见有两种情绪，一是崇洋媚外，自轻自贱；一是虚张声势，轻狂自大，目空一切。两者皆源于同一病灶：自卑。两者也同样具有破坏性，要么依草附木，倚势作威；要么侵略扩张，欺凌霸道。从洋奴一夜间转而称霸，日本军国主义就是经典例证。所以，“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看似针锋相对，实则一体两面。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哪个不在两厢之间挣扎？昨日鼓吹世界大同，“公理战胜”，刚一受挫，第二天一早已反帝反殖、民族解放了。无论群体还是个体，无不纠结于其间。
无论世界主义还是民族主义，皆非医治“创伤”遗症的妙药，须给“文明”去魅。《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既不鼓吹也不诋毁现代文明，而是厘清其知识谱系，从文明秩序的滥觞说起，回顾其历史语境，探究其缘起与嬗变，追踪其传播和变异的路径。不同的文化和地域在接受同一观念时，会根据自己的需要翻译和阐释，使之产生新义，然后焕发出新的活力。严谨的学术探究，应尽量避免简化或意识形态化。知识考古，并非好古癖，翻老账，查原委，罗织阴谋论，而后称西方人几百年来居心叵测，陷我中华于蒙昧。其实，“民族主义”本乎常情，它之所以恶名昭彰，乃有人利用集体自卑心结，蛊惑仇恨，动员排外。这本书以清醒、自觉的批判意识，让高居神位、光环笼罩下的俗见“去魅”，颠覆“文明”淫威下的先进与落后之辩，消解超英赶美的冲动，心平气和地看待自己与他人的境遇；这种研究不针对外部，而是反躬自省。
六
在美国老夫妇编的教材里，罗列了各国出版的官方世界地图，美、俄、中，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无一不把自己放在世界地理的中心。学生眼睛一亮，“各国都很自私”。教材随后亮出联合国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地图，从太空俯瞰，看似客观公允。其实，主权国家以自我为中心各行其是，不过是“二战”后联合国宪章推动下几十年的局面。“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第三世界刚刚获得相对完整的主权，方能独立处理本国事务。之前漫长的近代史，第三世界一直陷于被动屈辱的地位，艰难地应付着与西方的关系，革命与解放其实也是这一关系的变奏。“冷战”让世界出现两大阵营，“社”与“资”的对垒，不过昙花一现。后“冷战”刚刚出现多元地球村的端倪，We Are the World一曲未罢，全球化便不期而至，美国文化渗透到整个世界。但不到三十年，美国推行的普世價值也难以为继，欧洲极端右翼势力抬头，特朗普上台，基督教白人至上又甚嚣尘上，古堡的幽灵—“文/野之分”再度借尸还魂。亨廷顿早在九十年代初就曾预言，世界的主要矛盾将转向文明冲突，大家不以为然，直至右翼政客将之推入民粹政治，知识界才顿觉失语。
欧洲的反移民浪潮，特朗普关于穆斯林入境的禁令，撩拨整个世界的神经。因为它不仅关乎主权国家的边境管理，更牵涉主导当今世界的普世价值。西方不满足于主权不受侵犯，还要为世界各国人权受害者提供庇护。而草根右翼运动要颠覆西方赖以立身的基本价值。特朗普的“Russian Connection”（俄国门路）—即“联俄反恐”，更让人看不懂。“二战”后的世界，国与国之间以地缘政治为圭臬。奥巴马、希拉里重返亚洲，无非联日、韩、菲，合围中国，宣示美国的远东利益，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逻辑。而美俄两家宿敌携手，打的是什么算盘？刘禾在书中指出，文明等级乃“以地球空间和以地球上的人心为轴线的双重结构的地缘政治”。“西方”不仅是地理概念—位于地球西端的国家，也关乎人心，是充盈着文化含义的概念，承载着一套世界观，塑造了人对世界的认知。
“二战”后，美国重新打造“西方”概念，创造出一新“西方”：其核心以北大西洋军事联盟为轴，与华约大打宣传战中冠以“自由世界”之名。它着意淡化地理方位，而凸显西式民主政体，地处远东的日本也能跻身于“西方”之林。如今，特朗普的种种怪论有点时代倒错，他勾勒出一幅“一战”前的世界图景，基督教白人是一家，沙俄也曾与欧洲一道抵御异教染指西土。特朗普的宗教、种族版图果然成真，美国的亚洲盟友则会降格成战略棋子，谁管你是不是民主国家，或曾为“自由世界”一分子，凡基督文明之外，都权当与异教争霸的筹码。在右翼民粹政治笼罩西方的背景下，《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显得弥足珍贵。
（《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刘禾主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一六年版）
作者：王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