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究竟懂不懂古音？
一
朱熹究竟懂不懂古音？长期以来，这似乎是个无须讨论的问题。 在《诗集传》《楚辞集注》中，朱熹大量以“叶音”改读的方式注释 字音，即，将《诗经》《楚辞》中那些宋代读起来已经不押韵的字， 改读为一个押韵的音。由于朱子的地位使然，“叶音”说在后世的影 响很大，但也饱受批评，被古音研究者视为不明古音、随意改读以 求押韵的错误学说。明代学者焦竑就曾尖锐地批评道 ：“诗有古韵今 韵。古韵久不传，学者于《毛诗》《离骚》，皆以今韵读之。其有不合， 则强为之音，曰：‘此叶也。’......如此，则东亦可音西，南亦可音北， 上亦可音下，前亦可音后，凡字皆无正呼，凡诗皆无正字矣，岂理 也哉！”（《焦氏笔乘》）
将朱熹“叶音”说彻底定性为不知古音的错误学说，是在清代 古音学取得辉煌成就之后。顾炎武、江永、段玉裁等古音学家秉持“时 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明代陈第提出）的语言历 史发展观，考证古音，辨明古音系统，明确了古今语音不同、古诗 文押韵是由于当时读音本就押韵等观念，从而使“古诗无叶音”成 为定论。朱熹的“叶音”说不仅被视为他个人在小学方面有所欠缺 的表现，更成为“汉学”抨击“宋学”的有力证据。
直到现代，语言学界的主流观点仍然认为朱熹不明古音。现代 12语言学大师王力先生指出 ：“‘叶音’的意思是说写《诗经》的人的 语音和后代人是一样的，《诗经》许多地方的押韵是和谐的，只有少 数地方不和谐，那就要把某字临时改读某音，以求和谐。”当然，也 就是认为朱熹“不知道古今音不同的道理”（《诗经韵读》）。
然而，日本学者平田昌司在其《文化制度和汉语史》一书中却 为朱熹翻案 ：“朱熹对古今音韵的不同有很清楚的认识。”那么，平 田昌司翻案的依据何在呢？
二
平田昌司指出，朱熹认识到了古今诗体的不同，并认为汉魏以 前的古诗是“根本”。在探求汉魏古诗体的过程中，必然追溯“古” 之所以为“古”，从而激发其对三代汉魏诗法、诗韵的观察和探析。 朱熹观察上古诗韵，颇有所得 ；在解释《诗经》《楚辞》韵读时，又 大量参考了南宋初年古音学家吴棫的古音研究成果，而吴棫的研究 正是基于古今音不同之观念的，因此，朱熹也是清楚古今语音不同 的。由于篇幅的限制与侧重点的不同，平田昌司对《诗集传》《楚辞 集注》的“叶音”如何反映古音未能充分展开，故而笔者对此进行 了进一步的考察。
要了解朱熹“叶音”与古音的关系，首先不能不谈吴棫。吴棫， 字才老，由北宋入南宋之通儒，是南宋古音研究的开路先锋。其所 著《诗补音》《韵补》等，考证古音旁征博引，信而有据，多有创获。 南宋一大批学者包括朱熹都十分认可吴棫的古音研究，并在他的影 响下掀起了一股古音研究热。一方面，一大批探讨《诗经》《楚辞》 韵读的著作涌现出来，其中对吴棫古音的征引不在少数，朱熹《诗 集传》《楚辞集注》中的“叶音”，就有约百分之七十直接来源于吴 棫的古音 ；另一方面，日常古音讨论也热火朝天，朱熹就常与古音 学家兼好友程迥等探讨音韵，这些讨论对《诗集传》《楚辞集注》的“叶音”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从总体上说，朱熹的“叶音”在 很大程度上正是南宋古音研究成果的代表。
在这样的古音研究氛围中，朱熹不可能不知道古今语音是不同 的。朱熹的古今音变化观，在《朱子语类》以下这番对话中体现得 最为明确 ：
問 ：“《诗》叶韵，是当时如此作？是乐歌当如此？”曰 ： “当时如此作。古人文字多有如此者，如《正考父鼎铭》之类。”
朱子门人不了解古今语音的变化，因此怀疑《诗经》听起来押韵是 由于配乐演唱，而文字本音并不押韵。朱熹的回答非常明确 ：古音 就是如此，否则难以解释《正考父鼎铭》之类不配乐演唱的散文的 押韵现象。朱子这类回答不止一次 ：
问：“先生说《诗》，率皆叶韵。得非《诗》本乐章，播诸声诗， 自然叶韵，方谐律吕。其音节本如是耶？”曰 ：“固是如此。 然古人文章亦多是叶韵。”因举《王制》及《老子》叶韵处数段。 在《楚辞辩证》中，朱熹还一度直接指明了“叶音”与古音的对应关系，并引述和赞同徐铉“古之字音多与今异”的观点。由此 可以确认，朱熹对古今音不同已经有了正确的认识。相比于后代古 音学家所具有的语音历史发展观，朱熹并没有逊色到哪里。
正是因为古今语音发生了变化，原本“古人作诗皆押韵”，但“今 人信口读之，全失古人咏歌之意”；而咏歌对于诗歌韵文来说尤为重 要— “读《诗》正在于吟咏讽诵，观其委曲折旋之意”（《朱子语类· 诗类》）。若不能吟咏讽诵，对诗文的理解就会产生障碍。因此，朱 熹要为读书人提供一个以古音诵诗的实用指南。《诗集传》《楚辞集 注》的“叶音”，恰是这吟咏指南。《诗经·邶风·凯风》“凯风自南， 吹彼棘心”句，朱熹注“南 ：叶尼心反”。“南”字在宋代的读音已 经与“心”不押韵了，但在《诗经》时代却与“心”同属一个韵部， 无疑是押韵的。“尼心反”反映了“南”字的上古读音，读《诗》者按“尼心反”去吟诵，即为切恰。 将古音研究成果运用到经学之中去，这是朱熹对古音学最大的贡献（参张民权 ：《宋代古音学与吴棫〈诗补音〉研究》）。除了为读书人 提供吟诵指南，朱熹还利用古音知识，做了一些文献整理工作。《大 雅·生民》第三章 ：
诞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寘之平林，会伐平林。诞 寘之寒冰，鸟覆翼之。鸟乃去矣，后稷呱矣。实覃实吁，厥 声载路。
其中的“实覃实吁，厥声载路”一句，毛传旧本均在第四章首，朱 熹《集传》根据押韵的要求，认为“路”与“去”“呱”“吁”谐协， 且呱声载路，文势贯通，因而改至第三章末。这一为后学者所普遍 接受的正确判断，就是建立在对古音押韵的正确认识之上的。
又如，《九章·怀沙》“怀质抱情，独无匹兮”的“匹”，各本均同。 朱熹指出，其与下句“伯乐既没，骥焉程兮”不韵，怀疑“匹”应为“正”， 由于俗字“匹”作“疋”，与“正”形近而误。带着这样的怀疑，他 又广征文献，在同篇上文“并日夜而无正”、《哀时命》“怀瑶象而握 琼兮，愿陈列而无正”等文献他证的辅助下，确定了“匹”应为“正” 的结论。如果没有对古音押韵的清楚了解、对字形演变的正确认识、 对文章体例的细致把握，怎能改正前人的错误、恢复文献的正确面 貌？这样多角度的考证，不正开清代考据风气之先吗？
既然如此，那为何历代古音学家都对朱熹的“叶音”说持否定 态度呢？
三
例如，《离骚》“固时俗之流从兮，又孰能无变化？览椒兰其若 兹兮，又况揭车与江离”一句，“化”与“离”是押韵的，但怎样押因为有时候朱熹的叶音看上去有些混乱。
15
韵？是应该将“化”的韵读得像“离”，还是将“离”的韵读得像“化” 呢？朱熹无法决定，于是他犹疑地注云 ：“化，叶虎瓜反 ；离，叶音 罗。化，或叶虎为反，即离如字。”干脆并存之。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化”“离”二字古韵均为歌部，它们的通 押是没有问题的。在朱熹之时，古音学还远远没有进入到将每一个 字划分至上古韵部的研究阶段，学者只能模糊地认识到这些字之间 的押韵关系，但究竟应该怎么读还是很棘手的问题。在吴棫的《韵补》 中，“化”与“离”都同时收入了支韵和歌韵中，也是不知确读的骑 墙做法，亦可视为朱熹犹疑的来源。不过，吴棫《韵补》是要说明 古音关系，这样处理无可厚非 ；但朱熹要解决的不是语音关系的问 题，而是要给读书人一个明确的诵读指南，在许多读音无法详究的 情况下，他不得不硬着头皮“行方便法门”，导致读音忽此忽彼，看 上去甚为随意。
实际上，朱熹、吴棫等注古音忽此忽彼、颠倒错乱的问题，是 在当时条件下所必然会遇到的研究障碍。包括清代古音学家在内的 传统学者，在古音学方面的成绩最多只能是考证出古今韵部分类的 异同，而古音到底怎么读，和今音有什么区别，是无从得知的。直 到现代研究者掌握了罗马字母和国际音标，并广泛利用方言、域外 方言、亲属语言以及语音演变一般规律进行研究，这一状况才得到 了明显的改善。后人掌握了新的材料和方法而反过来苛责前人，这 是不合适的。
不过，朱熹并不满足于这样的颠倒错乱，他尽力探索出了“行 方便法门”的标准 ：
叶韵，恐当以头一韵为准，且如“华”字叶音“敷”，如“有 女同车”是第一句，则第二句“颜如舜华”当读作“敷”字， 然后与下文“佩玉琼琚”，“洵美且都”皆叶。至如“何彼秾 矣，唐棣之华”是第一韵，则当依本音读，而下文“王姬之车”却 当 作 尺 奢 反 ， 如 此 方 是 。（《 朱 子 语 类 · 诗 类 》） 在这里，朱熹明确提出了准则— “以头一韵为准。”“华”与“车” 有比较稳定的押韵关系，但应以“华”就“车”还是以“车”就“华”， 要看具体情况。当“有女同车（读‘居’）”是第一句时，“颜如舜华” 的“华”就要跟着读“敷”来押韵 ；“唐棣之华”是第一句时，“王 姬之车”的“车”就要跟着读“尺奢反”（发音近“叉”）来押韵。
这个准则对于绝大多数的押韵是可行的，但不是绝对的。朱熹 指出，如果后面的押韵字跟着头一韵读出的音没有其他文献用例的 支撑，则要反过来改变头一韵的读音。由此可见，朱熹不仅重视古音， 还十分重视文献旁证，具有十分科学和审慎的考据态度。
诚然，朱熹的叶音中确实还存在着一些随意改读的错误。被诟 病最多的典型就是《召南·行露》的“家”字，本非韵而朱熹定为 韵脚，于是强行改变读音，一字三叶，过于随意。但这样的情况在 朱熹的叶音中只占极少数，且有时代的局限，即便是乾嘉古音学家 也难免有认错韵脚的时候，不能因此就全盘否定其叶音的合理性。
此外，据刘晓南等学者研究，朱熹的叶音又不完全是先秦古音。 叶音中还有大量多音字异读等现象。朱熹对这些多音字中他认为不 常用的音，也采用“叶音”这一术语。这样一来，无论是因古今音 变而与今音不同的古音，还是多音字的不常用音，抑或方言等原因 造成的异读，都被归为“叶音”，一字数叶也就大量出现。
四
然而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是，朱熹的“叶音”之所以笼统地包 含有古音、多音异读、方言等多种现象，是因为它们都是相对于“正 音”而言的。朱熹在著名的《答巩仲至书》中曾多次提到“正音”， 并 在 不 同 的 地 方 将 “ 正 音 ” 与 “ 方 言 ”“ 协 韵 ”（ 即 “ 叶 韵 ”） 相 对 立 。 平田昌司的《文化制度和汉语史》一书对这个问题着重加以阐发。
他认可葛兆光先生《中国思想史》所提出的，朱熹在思想史上的首 要意义就是“通过经典诠释、历史重构以及对思想世俗化的努力， 再度确立了所谓‘道统’”这一观点，进而主张朱熹对古音的考论正 是他“历史重构”的一部分，并且目的并不仅仅是重构出历史上的 古音，而是再度确立“道统”，就音韵而言，就是要确立一个“正音”， 一个可以为当时的华夏乃至整个汉文化圈所共同遵行的标准音。凡 不是“正音”，即以“叶音”名之。
朱熹的“正音”观念，并不是他独有的，而是南宋学者在特殊历 史背景下所共有的。平田昌司指出，南渡以后，“传统‘土中’观念、 濂洛以来的道学传统、恢复汴洛的强烈愿望”， 使得南宋士人排斥文 风绮靡的南方文学 ， 以及六朝韵书的“吴音”，极力想要在文学、经 学领域树立起一个代表雅、正的标准。在地域上，他们向往中原 ；在 时间上，他们推崇先秦两汉。因此，遵奉古学、古文的儒学复兴运动 兴起。与此相伴随，重视北方标准音及古音的研究也在音韵学界轰轰 烈烈地开展起来。吴棫筚路蓝缕，朱熹时代应者云集 ：郑庠《诗古音 辨》、项安世《诗音》、王质《诗总闻》、杨简《慈湖诗传》、蒋全甫《楚 辞补音》、黄铢《楚辞协韵》、林至《楚辞补音》、陈迥《古韵通式》， 以及影响最大的朱熹《诗集传》《楚辞集注》等，形成了古音研究的 第一次高峰。这些古音研究，寄托着他们对中原汴洛的精神依恋，承 载着他们复兴语言正统、恢复中原的强烈愿望。即便肉身无法回归中 原，在精神上也要将中原之正统延续下去。朱熹将“正音”应用到经 学当中，助其诠释经典，在道统的构建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由于此后朱熹在读书人心目中的至尊地位，他的“正音”“叶 音”观念也在读书人中牢固地確立起来。“正音”观除了影响到读书 人对经学、道学的理解，还运用到了他们的作诗用韵中。这种观念 的影响源远流长，使得清初以来兴起的考据学即便取得了辉煌的成 就，仍难以改变经学、诗学界的惯性。平田昌司指出，即便是私淑顾炎武、与朴学大师王念孙交好的乾嘉学者汪中，其文学创作也并 未遵奉顾炎武等古音考据的成果。或许正是出于对这种“正音、叶音” 观念难以破除的焦虑，乾嘉朴学家更加用力地攻击朱熹的“叶音”说， 极力放大其中随意性的方面，而忽视了其进步性和合理性。
诚然，自清代考据学兴盛以后，古音研究取得了不朽的成就。 然而，能将考证之成果运用于理解经典之“义”可与朱子比肩者， 却并未出现。而朱子后学则潜心“义理”，不再深究朱熹的古音观念， 只浮于表面地接受“叶音”之说，但求便于吟哦讽诵，在随意转读 的路上越走越远。逐渐地，古音学的考据与经学、文学分道扬镳， 朴学与理学终于不可避免地分裂。现代学科制度建立起来之后，分 工日益细密，学问日益专精，古音学的进步更是一日千里。而学科 之间的分裂弊端也日益凸显，“尊德性”与“道问学”各自为阵，难 以通达。
朱熹究竟懂不懂古音，这已经不是纯粹的古音学能够回答的问 题，也不应该简单地给出一个“是”或“否”的回答。朱熹“叶音” 说的合理和进步之处，以及其中一些在今天看来不够“科学”的错误， 都需要放到当时复兴语言正统、重构“中国、中华”观念的历史背景、 思想潮流中去理解。平田昌司此书，正是要将汉语史的研究从自己 的小天地中突破出来，将那些被抽离出来的汉语史研究对象放回到 原本各要素融为一体、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历史整体中去，揭示汉语 现象背后的制度之变更、思想之潜流。朱子当年破除汉唐专门之囿， 并告诫门人若仅对音韵训诂等逐一根究，即便讨得些道理，也仍是“ 殊 不 济 事 ” 的 ，“ 须 是 通 悟 者 方 看 得 ”（《 朱 子 语 类 · 诗 类 》）。 平 田 先 生不正是遵循着朱熹的谆谆教诲吗？朱子于千载之下得如此一“通 悟者”为自己翻案，应该会引为知音吧！
（《文化制度和汉语史》，[ 日 ] 平田昌司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二○一六年版）
作者：万曼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