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人的“恩怨情仇”
导语：从“万人之上”，到“孤家寡人”，以色列这些年到底经历了什么，那里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国度。
正文：
12月23日当地时间21时，联合国安理会以14票赞成、1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谴责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建造犹太人定居点的第2334号决议。
这一决议几乎立即引发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的强烈不满和激烈反应，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以色列政府动作连连：召见投反对票14国中10国大使以示抗议;召回以色列驻新西兰和塞内加尔大使;取消塞内加尔外长1月访问以色列计划;冻结以色列对非洲国家援助方案;和14个投反对票国家中12国“暂停工作关系”;取消和乌克兰、英国等国领导人在达沃斯论坛等场合会晤的既定安排;1月6日，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达农（Danny Danon）更表示，考虑削减以色列应交联合国会费600万美元，以示对2334号决议的抗议，等等。
耐人寻味的则是内塔尼亚胡对美国的态度。
一方面，貌似最让他生气上火的就是美国，以及即将卸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和国务卿克里（John Kerry）：决议通过后内塔尼亚胡在公开场合大骂奥巴马三天，并紧急召见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夏皮罗（Daniel Shapiro），要求其“解释美国的相关立场”;另一方面，这种针对美国的火气似乎又是雷声大、雨点小：投反对票的14国中虽有10国大使被召见，但其余9国都是外交部召见，惟独美国大使是内塔尼亚胡亲自见;15个投反对、弃权票的国家中，12国被“暂停工作关系”，例外的3国中，马来西亚和委内瑞拉和以色列并未建交，本无工作关系自然无所谓“暂停”，惟独美国是绝对的例外。
如果说，美国是15国中唯一投弃权而非反对票的国家，因此以色列“手下留情”，何以内塔尼亚胡要“连骂三天”，仿佛对美国火气特别大？如果说美国真那么让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怒不可遏，何以连联合国都敢“真打实干”，惟独对美国却“君子动口不动手”？
以色列的怨气和投鼠忌器
以色列之所以对仅投了弃权票的美国如此光火，是因为这样做“打破了传统”。
要知道这是36年来，联合国首次通过关于谴责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建造犹太人定居点的决议。而之所以此前每次都通不过，恰因为美国次次都投反对票——安理会决议不但要求15个成员国多数票赞成、还要求五个常任理事國中无一票反对，才能通过决议案。
在定居点问题上，以色列是绝对的“孤家寡人”，最惨的时候15个常任、非常任理事国中能凑上个十三、四张赞成谴责以色列的票，全靠美国那张否决“铁票”才能过关，这张“铁票”也是美以“特殊联盟”的象征和保证。联合国上次表决类似提案是在2011年2月18日（黎巴嫩提交），结果是14票赞成，美国1票否决——这也是奥巴马8年执政期间，在安理会表决中唯一一次动用否决权。在以色列保守派看来，美国这一做法意味着对以色列的“背叛”和“出卖”，也意味着以色列一贯倚为长城的“美国保护”突然变得不再那么“牢不可破”，怒不可遏之下，以色列人开始传播“美国副总统拜登（Joseph Biden）打电话给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Petro Poroshenko）、要求后者支持安理会谴责决议”之类小道消息，认为之所以弄成这样，是奥巴马政府“动了手脚”。12月28日，克里发表演讲，称定居点问题“和以色列安全毫无关系”，并进而谴责内塔尼亚胡政府是“被最极端势力驱使的、以色列历史上最右翼的政府”，敦促后者尽快推动巴以分治，而这番话几乎立即遭到内塔尼亚胡的亲口严厉反驳。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中东四面皆敌的以色列，实在禁不起“失去美国绝对支持”的打击——这意味着巴勒斯坦方面将可能将充分利用安理会决议抵制定居点，包括对参与建造定居点的公司采取法律行动，让定居点导致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在国际刑事法院起诉以色列领导人，敦促国际当局确认以色列是否违反日内瓦公约等，意味着世界上其它国家会更加无所顾忌地向以色列施压。而种种事实证明，以色列人并非杞人忧天：巴勒斯坦外长马尔基（Riad Malki）在通过决议后表示“希望2017年是以色列占领结束的一年”，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Mahmoud Abbas）“希望国际社会为结束以色列定居点计划制定一个时间表”，并称决议为解决定居点问题“提供了法律依据”——而素来在欧美特立独行的法国，已居然真的倡导在1月15日举办一次中东会议了（当然鉴于内塔尼亚胡的态度，开不开都没特别意义）。
但光火归光火，以色列可真的不敢过于得罪美国——因为没有美国的支持，以色列可能“国将不国”。
2016年9月13日，美国和以色列达成长期性军事协议，根据协议，自2018年起的10年内，以色列将从美国总计获得380亿美元，平均每年38亿美元，这虽达不到以色列政府“每年平均40亿美元”的期望值，却比此前10年每年30亿左右（2014年和2015年都是31亿美元）高出了一大截，此外，美国还向以色列提供了大量经济援助。以色列方面有分析认为，自2002年起，美国每年向以色列所提供各项援助，约占以色列GDP总量的2%，这对于已有相当基础的以色列而言，是个相当庞大的数据。
虽然《旧约全书》中的伊甸园“流淌着蜜和奶”，但今天的以色列（包括占领地）却是个干燥少雨、幅员狭窄、各种资源贫乏的国家，这样一个国家要维持发达的工农业发展、维系丰厚的福利国家体系、维持对全世界犹太人的“母亲温暖怀抱”，没有美国这样一个强援的输血是根本做不到的。
比这更严峻的是，以色列自1948年根据联合国巴以分治决议立国第一天起，就不断受到周围（各阿拉伯邻国）和内部（居住在占领地的巴勒斯坦人）“灭此朝食”（这不是打比方，第一次中东战争时阿拉伯国家真的喊出“消灭以色列吃早饭”的口号）的威胁，中东战争打了四场半（一至四次中东战争和以色列第一次入侵黎巴嫩之战），和黎巴嫩真主党、加沙的哈马斯等武装冲突至今不息，甚至和并不接壤的伊拉克、伊朗也剑拔弩张。尽管通过《戴维营协议》和军事上最强大的阿拉伯邻国——埃及媾和（同样也是靠着美国的文武之道才能达成），但自“尼罗河之春”后加沙-西奈边境也并不太平……可以想见，倘若美国不再支持（甚至不再像以往那么无条件支持）以色列，那些跃跃欲试的阿拉伯“邻居”们会如何。
不仅如此，以色列长期以来罔顾国际社会观感、顽固拒绝巴勒斯坦加入联合国、继续在被占领土兴建犹太定居点，在国际上一直处于孤立地位，即便英、法等国对此也十分不满，倘没有美国手握安理会否决权的力挺，以色列恐早已被“淹没”了。
虽然百般抱怨，但毕竟批准“大单”的不是别人，恰是近日被骂到狗血淋头的奥巴马和克里，而正如一些分析家所言，其实在表决第2334号决议时，其它国家的态度几乎和以前别无二致，仅仅一个美国的态度“晴转多云”，就让以色列陷入窘境。这样的“朋友”又怎便得罪？
美国：一言难尽的“好朋友”
提到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人们总不免提到“犹太人的钱袋子”，提到诸如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这样的组织。一些喜欢听信“阴谋论”段子的朋友会想当然地认为，美国有那么一些有钱有势的神秘人物，将以色列利益置于美国利益之上，甚至认为“犹太人的钱和势”可以左右美国的政策。
但实际上两国并没有这么“铁”：美以间的分歧和龃龉虽然与同盟、合作相比微不足道，却也是一直存在且不时影响两国关系和地缘政治发展的。
美国是第一个承认以色列的国家，可以说从以色列诞生起两国的特殊关系即已开始，但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之初，美国就曾对以色列实行过一些限制：当英国在联合国提出对巴勒斯坦实行武器禁运时，美国提出应把禁运范围扩大到包括以色列在内所有参战国，并禁止适合服兵役年龄移民进入交战国，这几乎判了急需兵员、武器补充的以色列死刑，迫使以色列不得不向东欧捷克等国高价收购二战淘汰武器。双方停火后，美国也向以色列施压，迫使其在领土问题上作出许多让步。
美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时在中东英国势力仍然更大，美国希望在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间需求平衡，而不愿把宝单独押在一边，而这显然影响了美以关系。早期以色列政府始终不敢信赖美国军火渠道，第一、二次中东战争时主要依靠法国等欧洲国家获得军事装备，甚至还曾向苏联采购。
不过随着冷战的蔓延，美国军方率先调整政策，1948年5月15日五角大楼向国家安全委员会递交《美国在以色列战略利益》备忘录，建议拉拢以色列，1月17日国安会出台NSC47/2号文件，开始有计划地强化美以关系。1951年3月14日，国安会出台NSC47/5号文件，决定通过经济援助和出售武器让以色列加入反苏阵营，此后美以关系开始加热。
盡管如此，美国政府在上世纪50年代对以色列还是有些不冷不热，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和外长沙略特曾试图促使美国支持以色列的“战略物资储备计划”，即让美国将其在中东储备、用于可能爆发的大战的重要战略物资储备在以色列，但美国不置可否。同样，美国在中东构建“中东条约组织”作为地缘政治主要依托，而以色列则拒绝加入，理由是其中许多主要成员国是中东阿拉伯或伊斯兰国家（美国也未邀请，因为担心以色列和伊斯兰盟国无法在组织内共存）。
1953年艾森豪威尔政府上台，美以关系继续不冷不热，杜勒斯不回应以色列政府“建立两国战略关系”的要求，而以色列政府则对美国竭力争取中东阿拉伯国家的做法啧有烦言。此后美国相继和伊拉克费萨尔王朝达成军事合作协议，和埃及关系正常化，这些都令以色列不快和警惕。
1956年第二次中东战争爆发，以色列和英法联手试图控制苏伊士运河，美国对此十分不满，1956年11月8日直接警告以色列立即停手，否则将停止一切援助，甚至以逐出联合国相威胁，迫使以色列不得不“见好就收”。此后艾森豪威尔政府还通过改革税法，减少美国犹太组织获得捐赠的数量，从而间接影响以色列财政，迫使以色列不得不履约从西奈半岛撤军。
此次美国的行动意在排挤英法，在中东独占鳌头，随着这一目的达到和埃及亲苏态度日益明显，美国主动改善了和以色列的关系，1957年“艾森豪威尔主义”首次把以色列纳入美国地区性安全安排范畴，次年国安会备忘录更将埃及“纳赛尔主义”视作中东主要威胁，并力图通过武装以色列牵制纳赛尔。但尽管如此，这一阶段美国对以色列的军售仍然有限，如拒绝出售“霍克”对空导弹和战斗机，迫使以色列不得不继续依赖法国，并力图自力更生。
第四次中东战争结束后，美国力图推动中东和解及巴以分治，对此以色列右翼并不买账，上世纪80-90年代，美国国务卿贝克八访中东，试图促成巴以和解，但以色列总理沙米尔态度顽固，提出了一系列阻挠，包括不和巴解组织直接谈判、拒绝停建犹太人定居点等。1991年为排除干扰，美国政府威胁暂停提供原定给以色列的100亿美元贷款担保，1992年美国老布什政府更直接施加影响，促使沙米尔政府在随后的以色列选举中失败，工党拉宾政府上台，这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奥斯陆协议》的诞生。
1996年内塔尼亚胡第一次上台，在巴以问题上转趋强硬，干扰了美国的中东和平进程，对此克林顿政府曾多次向以色列施加压力，不但多次让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访问中东，还两次直接要求内塔尼亚胡“面谈”，迫使其软化立场，但对此不满的内塔尼亚胡在当年9月引发“圣殿山事件”，几乎让巴以和解中辍。此后美国和以色列长期就定居点等问题龃龉不止。
奥巴马上台后一直试图推动自己版本的中东和平进程，希望以色列停建并拆除定居点，而以色列自内塔尼亚胡重新上台后对此并不买账，双方在这方面的龃龉始终存在，如2014年10月以色列国防部长亚阿龙（Moshe，Yaalon）访问美国，副总统拜登、国务卿克里和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Susan Rice）居然都避而不见，时任国务院发言人普萨基（Jen Psaki）更直接批评东耶路撒冷定居点计划“可能影响美以关系”;2015年3月，内塔尼亚胡访美并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共和党掌握的国会邀请），奥巴马政府高官以“不想给外界以奥巴马为内塔尼亚胡站台印象”为由纷纷回避，
双方在伊朗核问题等方面的分歧也在2012年起日趋明朗化。美国和以色列虽然都希望遏制伊朗，不希望伊朗获得核武器，但奥巴马政府主张“外交解决”，对武力选项虽然“保留”但实际上不感兴趣，且正如苏珊.赖斯所言，美国只要保证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即可，至于伊朗发展非武器范畴的核研究则并不太在意，而以色列则多次发表刺激性言论，希望“拉美国下水”，对伊朗核设施实施“外科手术”，并反对任何与伊朗在核问题上的“交易”
2015年3月2日，奥巴马曾特意表示，他和内塔尼亚胡间的争执“不会是永久性破坏，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干扰”，当时内塔尼亚胡也表示认同，但时隔一年半，两人的争执却再度公开化、白热化，这一方面表明，即将卸任的奥巴马“打破底线”，令内塔尼亚胡不得不“寄希望于后来人”——与以色列关系更密切的共和党人，另一方面，“奥巴马时代”进入倒计时，也让两个当事人不再顾忌“撕破脸皮”。
未来会怎样？
特朗普已公开批评奥巴马政府在第2334号决议问题上的做法，并表示一旦自己上台，在类似场合将回归以往历届美国政府的一贯做法（即继续无保留支持以色列），而他并非共和党中表现得最亲以色列的公共人物：前总统候选人提名竞争者、参议员科鲁兹（Ted Cruz）甚至呼吁美国在第2334号决议被逆转前“切断对联合国的资助”。
随着共和党在美国府、院的双双得势，亲以色列院外活动集团的能量将再次得到更充分释放，内塔尼亚胡在巴以和谈上的强硬立场、在定居点上的顽固态度，也将变得更有底气。
但美国和以色列的“友谊”说到底是建立在彼此间利益、而非单纯“传统友谊”基础上，两国未来关系的走向，将不可避免受到利益的牵制和驱动。
对以色列而言，“三面受敌、腹心有患”（西面是地中海）的不利战略格局，和幅员狭小、资源贫乏的现实困难，在相当长时间内都不会有根本改变，美国则是其唯一“靠得住”的一棵大树。
而对美国来说，“海合会”诸国的原教旨色彩、土耳其的离心离德、埃及（在中东是仅次于以色列的美援受益國）的动荡不稳，都让其在中东这个对美国全球战略至关重要的“五海三洲之地”只能将以色列作为自己的最忠实伙伴和最可靠落脚点，如果说战后某些时候美国曾经有别的选择（艾森豪威尔时代的伊朗及“中东条约组织”、海湾战争后的“中央司令部”），如今及今后一段时间却不再有了。
因此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美国和以色列仍会是如今这样时而好得蜜里调油，时而如怨偶般大吵大闹一番，但终究会“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后记：以色列人的公关
在上海工作时，房东曾给我说过他从前“犹太邻居”（流落上海的犹太人，能说一口流利“上海闲话”，80年代才搬到以色列去）的故事，并连连感慨“犹太人真会搞公关”。那位“犹太娘娘”会做很好吃的小点心，逢年过节楼上楼下到处送，等有了需要央人帮忙，别人自也不好意思拒绝，里弄居委会大妈说起她，总说“算账老结棍（厉害），从来不吃亏，又不招邻居厌烦”。
后来我发现，以色列人的公关也相当厉害。
还在论坛时代，我就经常看见“以色列首都耶路撒冷包容各宗教人士欢度自己节日”的文章、图片，看得让人好不感动，后来有“明白人”提醒我“感动归感动，但这里面有文章”。什么文章？国际上承认的以色列首都是特拉维夫，而耶路撒冷则因为有归属争议，而只有少数国家承认其为“以色列首都”，精明的以色列人就用这种“软手段”，不动声色地显示自己在耶路撒冷的“存在感”。
以色列人很善于打造自己的“正能量”：国际社会对纳粹十分痛恨，对犹太人受纳粹迫害的命运深感同情，以色列人淋漓尽致地借助了这一点来争取自己的国际口碑，“全球追捕死亡集中营看守”的故事几乎传遍全球，“以色列拒绝瓦格纳（希特勒非常喜欢瓦格纳的作品）”的传统则被坚守了半个世纪，而世界各地知名、不知名曾在二战期间帮助过犹太人的“义人”则被反复传颂讴歌，这些无不塑造出以色列人“恩怨分明”、“急公好义”的“公关形象”。
以色列人在“做公关”时很善于“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和“因人制宜”。对军迷，他们会渲染以色列国防军一次次以少胜多的彪炳战绩，营造以色列空军、坦克和特种部队的种种神话;对和平主义者，他们会强调以色列对巴勒斯坦裔以色列公民的包容，和以色列人在一片荒漠中发展农业的匠心，也会用犹太人的“热爱和平”和哈马斯等作对比;对宗教信徒，他们会强调犹太人对各种信仰的包容;对世俗主义者，他们又会用“女兵背枪穿比基尼”这样火辣辣的照片和周边的反例相映衬，彰显“犹太人的世界”是一片何等自由开放的天地。对中国也是如此，“谈上海、谈感恩”（上海在二战期间接纳了许多走投无路的犹太难民）是以色列“中文节目”的“保留曲目”。
经典文学作品里的犹太人往往聪明，但给人以“过分精于算计”的刻板印象，这点甚至连莎翁这样了不起的文学巨匠都不能免俗，不过今天的以色列人正竭力让这种印象变得更好：在各种可能的平台、场合，他们都在不厌其烦地推介以色列人的创意产业和“头脑风暴”，以及这一切对“地球村”的贡献和意义。
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官样文章”里对以色列的介绍并不算太多、太正面，毕竟中以直到1992年1月才正式建交，但中国民间对以色列、对以色列人的好感，可以说自改革开放初期就已很普遍——当时有几部很流行的报告文学，如《攻击攻击再攻击》，在我们这些当年“小孩子”中很受推崇，达扬、拉宾、沙龙、内塔尼亚胡（乔纳森.内塔尼亚胡，现任以色列总理的哥哥，76年以色列特种兵长途奔袭乌干达解救以色列人质时的指挥官，也是此役中唯一战死的以色列军人）的名字，也成为我们心目中“英雄、硬汉”的代名词。到了如今的信息时代则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实以色列并非只有“鲜花”而没有“杂草”：黑皮肤的“贝塔以色列人”（从埃塞俄比亚移居以色列）始终难以融入以色列社会、在世俗、开放的以色列社区却存在成千上万不服兵役、恪守苛刻饮食禁忌的“正统犹太人”，以及（尽管许多人对此不以为然），一位我儿子在加拿大同学家长经常挂在嘴边的“每一张以色列定居者笑脸的背后，都有一双巴勒斯坦人的泪眼”。
北美是个多族裔的移民社会，我接触过以色列人/犹太人，也接触过巴勒斯坦人，对他们的几千年恩怨不好置评，但就“塑造公关形象”方面，前者无疑要更胜许多筹。
作者：陶短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