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由山西省考古所和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联合对位于太原晋源区金胜村西太原一电厂厂区的一座春秋大墓进行挖掘，被国家列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该墓东距晋阳古城３公里，北至太原市中心15公里，东西长11米、宽9.2米，深14米，是山西迄今规模最大的东周贵族墓葬。木椁墓室周围充满积石积碳。陪葬器物共计有3421件，其中青铜器1402件，精美玉器110多件，还有大型车马坑，另有石磬、玉器、金器、陶器、木器、骨角器、玛瑙、水晶串珠、玻璃串珠、绿松石串珠、蚌器、海贝等。仅铜鼎就有28件，其中有一套七件牢鼎，形制相同，大小相次，是仅次于周天子的诸侯等级的标志，表明墓主人生前地位十分尊贵。
之后经考察，该墓主人很可能即为当时叱咤风云的晋国大臣赵鞅。
赵鞅（？—前476），春秋末晋国正卿，字志父，简子则是他身后的谥号。其祖父即著名的赵氏孤儿——赵武。赵武曾执掌晋国朝政二十余年，其子景叔虽未能担任执政，但曾任上将军，仍为晋国政坛举足轻重的人物。公元前525年，正值壮年的赵景叔去世，年轻的赵鞅继承父亲的职位成为上卿，走上晋国的政治舞台。单从他的字来看，我们大概就可以推断赵鞅作为“赵氏孤儿”的嫡孙所肩负的家族使命。“志父”，按孔子所说：“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也说：“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赵鞅也正是按照“志父”的追求继往开来，奠定了赵氏腾飞的基础。
不过，也有专家学者认为该募主人是赵鞅之子赵襄子。史书中有“赵简子之子，长曰伯鲁，幼曰无恤”，这个无恤就是赵襄子。赵襄子是赵鞅与狄人女子所生，当年赵盾也有狄国血统。在中原礼乐体系中，赵盾与赵襄子的命运相同。前454年智伯率韩、魏二家围攻晋阳(今山西太原市南晋源镇)，襄子成功地坚守城池，并最终联合韩、魏二家灭智伯。前453年，赵、魏、韩三家瓜分了智氏的领地。可见，赵襄子与其父赵鞅一样，地位显赫。这样的墓葬规格，完全符合其身份。
面对这样一座大墓，专家学者是如何界定墓主人的身份呢？
原来，识别墓主身份最有力的器物是一件刻有铭文五字的铜戈。其实，尽管晋卿赵氏大墓出土文物众多，但是所有的器物上只发现了这五个字。
我们知道，西周到春秋时期出土的青铜器，多数是有铭文的，但是晋卿赵氏大墓发现是所有器物上仅这五个字。
首先，这可能与墓主人的性格有关。无论是赵简子还是赵襄子，都是那时期晋国风云人物，地位尊贵无比，性格也霸气侧漏，觉得我的就是我的，不用有太多的标记，别人也不敢挖坟掘墓。
其次，可能当时周王室衰落了，而赵氏对周王室也没什么功绩。西周至春秋这一段时期的青铜器铭文，多数记载是诸侯勤周王室的功绩的，且铸造所用的铜多数是来自周王赐予的，当然也有一些是拥有者自己铸造加上铭文表示所属。
当时周王室可能衰落到连铜都赏赐不起了，加上赵氏也没有什么勤王的功绩，可能没获得过战功、勤王之类的赏赐，因此就觉少了这一类铭文。
对于晋卿赵氏大墓里的这五个字的解读，也是一波三折。
1990年，在中国古文字研讨会上，考古发掘队队长陶正刚提交了论文《赵简子戈考释》，将它们释读为“赵孟之御戈”，认定此戈就是赵鞅的物品。不过，反对者也很多，如陈秉新在《读金文札记二则》中认为：前述铜戈铭文第二字不应读为“萌”（盟、孟），而应读为“省”，“当是赵简子之子赵襄子无恤之名”，“省，察也”，“恤”的意思为“体恤”，“省察”和“体恤”义相因。赵省，字无恤，符合“三曰连类”的惯例，该墓主非“赵襄子无恤莫属”。
当然，仅靠这几个字就判定这个墓的主人是赵简子或者是赵襄子，未免有些草率，必须依靠新的考古发现。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晋阳曾为赵国都城，晋阳城的历史即为太原的历史，这座墓及车马坑的出土文物是太原历史的强有力物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