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的意境
一堵永远无法建成的墙，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说其实是更有利的。因为，一旦封闭高墙真的建成了，就再也没有借口逃避美国社会的内部危机。一堵永远无法建成的墙，反而会使得 “墙”这个政治议题一直有效，成为选战中的利器。
《神话的终结：美国精神从边疆到边界墙》这本书梳理了长期以来被视为美国精神基本要素的“边疆”神话从兴起到终结的历史进程，剖析了特朗普统治下的美国走向封闭的原因和后果。
格雷格·格兰丁是美国纽约大学历史系教授。
今年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与墨西哥的边界情况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在此之前，美国刚刚经历了历史上最长的一次联邦政府关门，起因是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关于建造边界墙的拨款计划在国会受阻。
经过艰苦谈判之后，美国国会两党终于达成共识，通过了2019年联邦预算法案。该法案只提供13.75亿美元用于建造边界的“围栏”，远低于特朗普政府要求的57亿美元，导致特朗普祭出“国家紧急状态”的非常手段，旨在以此为由，将属于国防安全的款项挪用于建造美墨边界的高墙。
事实上，美墨边界的非法入境人数自从2000年以来一直在下降，目前是1971年以来的最低点，美国境内的“非法移民”主要来自合法入境但逾期滞留的人员，毒品走私也主要是通过正规口岸，而不是非法越境。特朗普宣布美墨边界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完全没有现实依据。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接下来都通过决议，叫停了“国家紧急状态”;但是特朗普随后又动用美国宪法赋予总统的否决权，否决了国会的决议。4月初，美国众议院提起联邦民事诉讼，寻求通过法律手段阻止特朗普借助宣布“国家紧急状态”拨款造墙。
在美墨边界建造高墙，是特朗普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向选民提出的主要承诺之一，如今特朗普为了谋求2020年连任总统，继续把造墙作为维护其选民基本盘的关键手段。在特朗普之前，美国历届政府其实已经陆续在美墨边界建立了一段又一段的栅栏，但是为了避免向墨西哥以及全球传递错误信息，在公开场合他们一直称之为“围栏”（bartier）。特朗普则明确宣称“墙（wall）就是墙”，要求彻底杜绝非法移民进入。根据现行美国法律，外来者无论经何种渠道进入美国，都有资格提出庇护申请。特朗普却在2018年11月宣布行政命令，禁止非法入境的移民申请庇护，这完全有悖于美国作为庇护国家的传统形象。
特朗普政府的目标不仅仅是限制非法移民，同时也在系统性地减少合法移民的数量。今年1月，美国移民律师协会宣称，特朗普政府大量积压移民案件，大批绿卡和工作签证无端遭拒，已经达到危机水平，这相当于针对合法移民建造了_一堵“无形的墙”。简言之，“墙”正在成为特朗普时代美国政治的一个重要象征。
从外部角度而言，“墙”意味着进入美国的障碍;而从美国本土的视角来说，“墙”则意味着把美国民众彻底包围起来。今年2月，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边境小城诺加莱斯（Nogales）市议会一致通过一项决议，要求美国军方撤除在该城边界架设的利刃型铁丝网，原因是这些致命的铁丝网只应属于战场、监狱或是军事要塞，它们制造的压抑氛围严重干扰了居民的日常生活。
纽约大学历史系教授格兰丁（GregGrandin）在《神话的终结：美国精神从边疆到边界墙》（The End of the Myth：From the Frontier to the Border Wall in theMind of America）一书中指出，特朗普政府对于建“墙”议题的大肆操作，标志着长期以来被视为美国精神基本要素的“边疆”（frontier）神话的终结。
所谓“边疆”神话，源自美国历史学家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在1893年提出的“边疆”学说。他声称：“直到现在为止，一部美国史在很大程度上可说是对大西部的拓殖史。一个自由土地区域的存在，及其不断地收缩，以及美国定居地的向西推进，可以说明美国的发展。”换言之，一个开放的大西部边疆的存在，以及由此引发的“西进”拓殖浪潮，是19世纪美国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
在特纳提出“边疆”学说的时候，美国的西部开发已经进入尾声。但是特纳指出，在西部边疆消失之后，“美国的活力将继续为它的活动要求一个更加广阔的领域。”
美国需要合乎逻辑地继续向邻近的国家和太平洋岛屿扩张，作为占领自由土地和开发西部资源的继续。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美国在1898年通过对西班牙的战争夺取了后者在加勒比海的殖民地，在1899年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与欧洲列强瓜分在中国的利益，开始了其全球扩张之路。
在19世纪“西进”的拓殖浪潮中，开放的大西部边疆源源不断地向移民提供了丰饶的自由土地，很多人因此发家致富。由此也孕育了一种美国特有的个人主义和乐观主义——只要向着横无际涯的邊疆进发，贫穷、不平等、种族主义等严重的社会问题就能够获得解决之道。这种乐观主义也为美国在20世纪的全球扩张打下了烙印。以往欧洲列强在扩张时，目标是在一个零和博弈的世界里尽可能占有更多的资源;美国则旨在建立一种不同类型的全球权力，其前提是经济可以无尽增长，正如横无际涯的边疆可以不断提供自由土地。全球财富的竞争并非零和博弈，而是可以被各方分享，因此美国的全球扩张也意味着建立和支持一个自由、普世、多边的世界秩序。
就此而言，特朗普的“墙”不啻是开放“边疆”的对立面，特朗普政府建“墙”的出发点就是认为全球财富的竞争是零和博弈，移民进入美国就是剥夺美国人的工作和福利——事实上，非法移民群体在美国从事的基本上是美国人不愿意从事的低端工作，其犯罪率也远低于美国社会的平均犯罪率，对美国社会有着不容忽视的正面贡献，因此里根以后的历届美国总统都希望通过移民体系的改革，赋予多数非法移民合法居留身份，特朗普政府却推翻了这项具备两党共识的政策。
至于系统性地减少合法移民的数量的做法，更是违背了美国作为“移民国家”的传统定位。
然而，格兰丁指出，“墙”与“边疆”其实是对立统一的关系。美国精神从“边疆”到“墙”的变迁，一方面固然是一种历史性的断裂，另一方面却也是美国社会、政治和文化中的黑暗面的合乎逻辑的延续。
首先，19世纪美国的“西进”拓殖者所开发的大西部边疆实际上并非无主的自由土地，而是来自对于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的驱赶与掠夺（美国西部的德克萨斯、内华达和加利福尼亚等地都曾经是墨西哥领土）。“边疆”从一开始就是文化和种族冲突的战场，所谓“西部牛仔”文化充满了白人至上的优越感和对有色人种的歧视和污名化。在西部开发的进程中，除了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之外，另一个深受种族歧视和污名化之害的族群是华人。1860年代，大量华人劳工被引入美国，修建贯穿美国东西部的铁路;1870年代铁路竣工之后，华人被视为导致白人失业的威胁，1882年美国开始实施《排华法案》，这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部限制特定族群移民并禁止其成員人籍的法律，直到1943年才废除。
特朗普则公然宣称墨西哥移民不是强奸犯就是毒贩，非洲国家和海地都是粪坑国家。他的移民政策的核心在于保证美国作为“白人国家”的定位，这是他和他的支持者鼓吹建“墙”的根本原因。
无论是“边疆”还是“墙”，其潜台词都是白人至上主义，两者一脉相承。
其二，“边疆”和“墙”都充满了血腥的暴力。19世纪美国的“西进”拓殖者曾经大肆屠戮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当代美国小说家科马克·麦卡锡的小说《血色子午线》就是讲述此等恐怖暴行的经典之作。
而在20世纪，随着美国启动全球扩张进程，把整个外部世界都视为“边疆”，暴力也就蔓延到了全球。一个最近的例子，就是美军在“反恐战争”中在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家频繁使用无人机狂轰滥炸，这种作战方式使得对方作战人员投降的可能性被彻底终结，战争的目的变为单纯的屠杀，而不是促使对手投降或求和。无人机误炸平民的现象也远高于常规空袭。说到底，美军倚重无人机空袭，将战争化约为屠杀的根本原因是对于“非我族类”的生命权的漠视，而这和种族歧视是交织在一起的。
另一方面，那些极力主张在美墨边界建造高墙的白人至上主义群体，诸如新纳粹、“三K党”等，早就成立了准军事组织在边界猎杀非法移民。对他们来说，针对非法移民的任何暴行都是可以宽恕甚至值得鼓励的。就暴力而言，“边疆”和“墙”并无区别。
其三，尤为关键的是，“边疆”和“墙”在美国政治生态中具有相同的功能，都起到了“将内部问题外部化”的作用。
19世纪大西部开发所创造的机会和财富，极大地缓解了当时美国由于南北战争、废除奴隶制和工业化进程所积累的社会矛盾。20世纪美国的全球扩张，在获得巨大海外资源的同时也开辟了巨大的海外市场，由此产生的巨大财富保证了美国的中下阶层在国内贫富分化极其严重的情况下，依然能够维持体面的生活水平。无论是西部“边疆”还是全球“边疆”，都起到了“将内部问题外部化”的治愈效果。
然而，随着1990年代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兴起，—方面，跨国公司将美国的制造业转移到劳动力廉价的其他国家，导致美国本土制造业空心化，令广大蓝领阶层顿失凭依;另一方面，资本自由化导致大量资金涌入美国，推高资产泡沫;与此同时，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泥潭又造成了美国财政的无底洞。当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民众蓦然惊觉，一个开放的全球“边疆”的存在，不再能够缓解，反而是加剧了美国的社会矛盾和经济危机。“边疆”神话走向式微。
对此，以桑德斯为代表的左派认为，美国需要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尽可能广泛而公平地分配资源和财富，从内部解决痼疾，这意味着要对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动大手术。而特朗普政府则通过操作建“墙”议题，以另一种方式再度“将内部问题外部化”——灾难来自外部，美国不需要深刻的社会变革，不需要改良其资本主义制度，只需要建造一堵密不透风的高墙，把灾难阻挡在边界之外。
在这个意义上，一堵永远无法建成的墙，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说其实是更有利的。因为，一旦封闭高墙真的建成了，就再也没有借口逃避美国社会的内部危机。一堵永远无法建成的墙，反而会使得“墙”这个政治议题一直有效，成为选战中的利器。
不过，“边疆”和“墙”的分殊毕竟还是非常显著的。虽然都是“将内部问题外部化”，但是，在美国的上升时期，一个开放的“边疆”确实能够对美国社会起到实实在在的输血作用;而特朗普时代的“墙”议题，不过是白人至上主义者所臆想的解决方案，只会徒然增加美国社会的内耗与分裂。
早在30多年前，在尼克松和福特总统任内担任美国移民局局长的退役海军四星上将查普曼（Leonard Chapman）就警告说，必须放弃那种试图完全封闭边界的幻想，因为由此导致的“警察国家”并不是美国所乐见的结果。
他指出，如果美国有朝一日出现一个独裁政府，其肇因将是来自对于严防死守美墨边界的强烈执着;防守这条边界并不是基于国家安全的理由，而只是为了在富裕和贫穷之间划出一条界线，这使得美墨边界有别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分界线。
查普曼可谓一语成谶。如今特朗普通过宣布“国家紧急状态”来绕过国会监督，挪用国防预算建造边界墙的行为，不啻是迈向独裁的第一步。在“边疆”神话终结之后，“墙”正在成为美国精神的一场噩梦。
作者：黄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