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物君语
长沙，是一座有着近3000年历史的“楚汉名城”，同时，它还有一个浪漫的别称“星城”。实际上，这座城还未真正形成之前，便已有了“长沙”这个名字。
战国初期形成的星宿之说，将南中天的恒星分为二十八群与四象，以了解昼夜与阴阳气数的变化。古代的天文学家认为，上有“星相”，下必有对应的“星野”；二十八宿中的轸宿旁边，有一颗小而明亮的星，叫“长沙”，与其相应之地，亦名为“长沙”。纵观全国3000多个城市，以星辰日月命名者寥寥，而“长沙”，却早早印在星河大地。
这座城，被麓山、湘江环抱，江上点缀大小沙洲，2000多年来，它的面目仍如一幅古代山水画般清丽。
汉墓、竹简、数千年未变的城址街巷、各朝贬谪之人盘桓来去的足迹，以及一场惊世大火也烧不尽的倔与乐天，都意味着这是一座市井烟火与英雄气概交织的城市。
“长沙里手”那散漫和隐隐的侠气
在中国版图上，湖南状如马蹄，东南西三面环山，仅北部洞庭湖区形成一个广阔的开口。不论舟楫还是车马，自古“出湖入湘”极为不易，而楚人性情又独立倔强，并不在乎别人称其为“蛮夷”，反而傲然自称“我蛮夷也”，与中原的主流气质迥然相异。
初和长沙人打交道，必定心内惴惴，总觉得他们漫不经心，不太把事当回事，言语中净是玩笑和段子，自称“长沙里手”，天上地下，无所不知。他们好热闹，好人情往来，好吃，好玩，讲礼仪，却又听不得别人吹牛皮；但是他们对有真本事的人，从来不吝赞美之词，换言之，能得到一个长沙人的欣赏，说明真有两把刷子。
如果真诚拜托长沙朋友做一件事，他定会存了两肋插刀的心，不然就会觉得在朋友中颜面尽失。这种散漫和隐隐的侠气，颇有点分裂，但确实统一在长沙人的身上。
这种秉性，与气候略有关联。长沙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东西南三面高山阻隔了东、南海洋季风的调节，冬冷夏热的特征加倍突出，长达4个半月的炎夏令人不耐，凉爽的秋季却又短暂得可怜，曾经短到只有区区26天。一夕间从短衫到棉衣的情景屡见不鲜。气候如此抑扬顿挫，难免使得长沙人亦率性而为。
长沙人的性格像极了口味虾
而长沙的漫长苦夏和湿热天气，唯一把辣椒可破。
辣椒本属番外之物，16世纪才传到中国，最先品尝的是沿海的江浙人。他们把辣椒研成极细的粉末，代胡椒食用。奇怪的是，如今江浙人谈辣色变，反而是内地的湖南人成了吃辣先锋。
湖南人每年人均吃辣椒超过10公斤，长沙人尤爱吃长且辣的“线椒”。湖南并不特别适宜种植辣椒，长沙的菜市场，辣椒品种多为外地产，但十分丰富，有适合鲜食的、干制的、剁制的、泡制的……然而极少有肥厚多彩的肉椒，因为不辣！
一个地道的长沙人，对四川人辣椒加花椒的麻辣、贵州人腌渍的酸辣、云南人炸出焦香味的糊辣，都不太感冒，他们更注重辣椒的纯粹口味，谓之原辣。一碗仅以大蒜猪油相佐的青椒炒肉，完全可判断是否出自正宗湖南厨子之手，那种辣度，足以令外省人七窍生烟。辣椒对一个长沙人的影响几乎是终生的，他们的口腹记忆一辈子都会因辣椒而停留在原乡，甚至连建于六七十年代的长沙火车广场钟楼上的那支火炬，长沙人也不叫火炬，而是叫它“朝天椒”。
长沙菜属于湘菜一种，早在西汉时期，这里的人们便能将飞禽走兽游鱼，以蒸、熬、煮、炙等方法制成各种佳肴。看看马王堆古墓出土的那堆关于饮食的竹简，虽不能大块朵颐，倒是能大开眼界。后来居上的辣椒，其刚猛风格丝毫没有影响到长沙菜的细腻，口味上更注重酸辣、香鲜、软腻，油重色浓；腊味菜有烟熏、卤味、叉烧，既可作冷盘，又可热炒，还能大火蒸，变化多端。
对于一座爱吃的城池，果腹的正餐不可少，解馋的小吃才更显风情。《大公报》曾记载，1919年长沙普查夜宵情况，在城内光卖馄饨的，就有1106副挑子。还有民国初年就开始“飘香”的臭干子（臭豆腐），更是夜宵标配。
全国其它地方的臭豆腐都是微黄，只有长沙的黑漆漆，没有好卖相，但是架不住它外臭内香啊。它的卤水用笋子和浏阳豆豉，再加独门配方沤成，讲究原味，只用酱油味精干辣椒调汁。长沙人都知道，好吃的臭豆腐不一定在著名的火宫殿，哪个巷子里炸臭豆腐摊儿前排的队伍最长，那口味一定错不到哪儿去。
入夜之后，长沙就成了一个巨大的深夜食堂。不管是拖着行李箱刚下飞机的归人，还是早已习惯一边神侃一边自饮的“老口子”（长沙土著），都能在一碟口味虾、一碗猪油拌粉中重新找到存在感。
蛮荒之地，来了大学问家
楚国于长沙建城，直到今天，城址一直未变，中心位置就在今天长沙的五一广场——只要去过长沙就会知道，这个广场仍然属于地标式建筑。城中某些街巷的位置，甚至与2000多年前的道路重合，这使长沙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长时间在同一地址建城的城市之一。
长焦镜头下，新发现的长沙古城墙分段一览无余：精美的宋代青砖城墙外，包覆着朴拙的明代麻石。如此跨越宋、元、明三代的古城墙标本就是无价之宝。
“湖南清绝地，万古一长嗟”，安史之乱后，杜甫飘零至湖南时见到湘江，慨然而叹。因为远离中原，兵燹尚未殃及，湘江还是像郦道元《水经注》中描写的那样清寂，““湘水至清，虽深五六丈，见底了了然，石子如摴蒲矣，五色鲜明，白沙如雪。……”至今，位于长沙城白沙路上最著名的白沙古井仍汨汨流淌，每日前来取水的居民络绎不绝。
湘江水流平缓，河床宽阔，江心著名的橘子洲形成于西晋时代，状如长岛。湘江的清深，几乎给每个自北方而来的迁客骚人都留下了深刻印象。
位于五一广场和橘子洲之间的太平老街，是长沙保留原街巷格局最为完整的一条街，它像成都的宽窄巷子一样，也分为三条南北走向的主干道，数条东西走向的小巷穿插其间。
历史上著名的迁客贾谊（西汉），曾经在此居住。他因被人诬告，以滥用职权的罪名而贬长沙，做了长沙王的太傅。当时，整个湖南都是蛮荒之地，作为诸侯国首府的长沙亦不例外，潮湿多雨，荒僻少人行。
真正的贬谪，始于屈原，他的投江之地，正是由汨罗向长沙行进的途中。
贾谊由长安赴长沙，途经湘江时，想到比他更早流放至此的屈原，于是写了一篇《吊屈原赋》，时空虽异，悲凉心境却无分别。后世长沙被称为“屈贾之乡”，与这二人的共同遭际关联紧密。
橘子洲犹如湘江中一艘永不沉没的航船，搏击风浪，傲立潮头，承载着湖湘文化的千年往事。图片为拍摄于毛泽东塑像建成之前的橘子洲头景象，今天的橘子洲头已多了一个鲜明的符号。摄影/龚智强
唐宋之后，长沙、岳阳等地已经发展得不错，艰难的地方越来越集中在湖南南部和广东的西部、北部。这些中原而来的官员，有的是被处罚，有的则是躲避战乱，他们从长安（西安）、东京（开封）或者临安（杭州）出发，来到湖南，不管走哪条道路，总得在湘江上漂流一番。
比如韩愈，他从长安至湖南的路线，是经陕南，沿汉水，到今天的武汉，再过洞庭湖由湘江各支流转入湖南各地。杜甫则是从夔州（今重庆奉节县）经湖北公安到达岳阳，再溯湘江而上经乔口、铜官、新康进入长沙。
杜甫的一生几乎都在漂泊和离乱中度过，生命的最后几年，他从兵戈不断的四川辗转入湘，在江边租佃了一间简陋的楼房，生活依旧拮据，却算得上是太平时日，甚至还偶遇了洛阳故友李龟年，“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家国悲欢尽在这首《江南逢李龟年》中。不久战祸蔓延，他和全家人乘船从岳州（今岳阳）到潭州（今长沙），又由潭州到衡州（衡阳），复折回衡州，湘江上来来回回数次后，决计北归，却最终客死在潭州至岳州的一条破船之上。
如今，湘江边矗立着一座杜甫江阁，登阁而望，那些曾经郁结的诗与平静的江水，尽皆下洞庭，入长江，奔流北去。
湘江边的古渡口“朱张渡”，亦是以人为名，纪念宋代两位理学大师朱熹和张栻。
公元1167年，朱熹从福建崇安专程来到长沙造访张栻（南宋名相张浚之子，著名理学家和教育家，湖湘学派集大成者，与朱熹、吕祖谦齐名），并逗留两月之久。著名的“朱张会讲”由此展开，两人天雷碰地火般的关于理学的大讨论，就发生在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这两个书院，一个在岳麓山中，一个在城南妙高峰下，中间隔着湘江。朱张二人便经常乘船往返两岸，东岸为“文津”，西岸为“道岸”，众多学子慕名求学也多经过这个渡口，遂成一时之盛。
张栻去世之后，朱熹任湖南安抚史，仍由古渡往来于岳麓书院与官衙公署，白天办公，晚上讲学，门徒多达千人，渡口一时繁华形胜。如今的朱张渡，虽不见学士身影，却尚有小机轮往返橘子洲头及两岸之间，成为闹市中颇具古风的一景。
历代贬逐官员和流寓学者，为这片曾经的蛮荒之地带来了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和自身的学养见识，当然，还有他们的风骨与忧戚。更重要的是，远离了中央政权、派系门阀之后，他们开始深入到民间，刻板的教条消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强化，独立的人格亦逐渐清晰。整个流寓文人群体共同建构的这种志气，影响了骄傲的湖南人，他们最终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坚忍，以及“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豪情，熔炼一身。
撰文：王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