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大城市都出现人口由城市中心迁往边缘,但为什么中国还没有出现?

在城?在乡?

据已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中国有几个特大城市的人均GDP已经超过1万美元。即使将这些城市的流动人口也统计在内,它们的人均GDP也算得上中等发达了。在国际上,大城市的经济发展到这种程度时,都会出现人口由城市中心迁往边缘,由大城市迁往中小城市,由城市迁往乡村的情况。但在中国,还没有出现这样的潮流,这是什么原因呢?

多年前,我曾多次与博士生讨论过明清江南的一种现象——离职或退休官员、士大夫更喜欢住在小市镇或乡下,而不是城里。

本来,隐居被士大夫当作一种高雅的生活方式,适应多种需要,如显示政治上的独立或不合作,表明自己已超凡脱俗,以退为进、待价而沽等。但真正愿意与世隔绝的人实在太少,而有条件做“人间活神仙”的人更是有限,大多数人只是半隐不隐,时隐时现,既要有隐士的雅号,又舍不得离开人间烟火,于是就有了“小隐隐于山,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的说法。其实,很少有人不想大隐的,既当官又有隐士的雅称,享不尽当官的荣华富贵还能卖个乖,何乐而不为?可惜多数人没有资格隐在朝里,有当了官又被逐的,或者因种种原因光荣退休或离休,更多的是不得其门而入,根本进不了朝。既然如此,不如在市里安个家,生活便利,声色犬马齐全,还能混个中隐。所以,隐在何处,虽有主观选择,更多的还是客观条件。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明清江南的士大夫喜欢在乡,在镇,而不是在城。

士大夫大多身在江湖,心存魏阙,崇尚先天下之忧而忧,消息灵通,交通便利是基本条件。北宋的中高级官员在离职后,往往选择住地颍州(今安徽阜阳),除了当地有西湖风景,主要原因是离首都开封不远。南宋的离退休官员喜欢住在杭州附近的城市,是同样道理。天然河道与人工运河构成了江南水网,成为无往不至、门对门的交通网络。通过水上交通,士大夫们无论从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学术、宗教、旅游等各类活动,都可来去自如。

由于商业、服务业发达,江南的市镇一般都相当繁华,往往不逊于县城,甚至可与府城比肩。所以市镇中的生活条件绝不会比县城、府城差,物价却比较便宜。由于交通便利,人口流动量大,市民阶层活跃,信息广,传播快,士大夫只要常在市镇,或布下耳目,天下大事、当地消息、逸事趣闻就在掌握之中。

明代以降,江南人口持续增长,平原水乡的人口密度已经很高,城市的地价、房价也越来越高。像在苏州、扬州这样的城市中,已很难找到建造私家园林的空地。除非愿意耗费巨资,且有一定势力,方能通过购买废园旧房拆除重建,否则就得向城郊或城外发展。就是要住宽敞些的房子,或者新建住宅,市镇或乡村也往往是首选。

士大夫的主要财产是土地,或系祖产,或系自购,土地是“耕读传家”的物质基础。当然,经营或投资商业可能获得更加丰厚的利润,但有碍士大夫的声誉,即使做了也不能大张旗鼓。在自己的土地上建住宅园林,既能就近或就地经营土地,还有“躬耕”之乐。

在战乱中,区域政治中心如府城、县城很容易成为各方争夺或破坏的对象,难免不殃及无辜。商业发达的市镇也因其富裕而成为盗匪的目标。比较起来,乡村要安全得多。在明清之际和太平天国期间,江南的城市、市镇备受摧残,甚至完全成为废墟和屠场,而逃往乡村者大多得以幸存。

可见,人往高处走,是千古不变的规律。在乡与在城相比,各方面都处于优势。对江南士大夫来说,高地不是在城,而是在镇、在乡。

那么今天的高地在哪里呢?显然还是在城,而不是远郊,更不是乡村。政府的公共资源往往还是投放在市中心,那里的生活质量比其他地方更高。例如,一些高污染的产业都已从市中心外迁,代之以大片绿地、广场、喷泉。城市与乡村之间不仅有物质上的差距,还有政策壁垒。例如,即使在同一行政区,城市与乡村之间也会实行不同政策。而且,城乡之间仍然不具备双向流通的条件,由城迁乡易,由乡返城难。如果这些条件不改变,人均GDP再提高一倍,大多数人还是会选择在城。

作者:葛剑雄

来源:《环球人文地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