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澜壮阔的移民大潮
走西口这一历史移民大潮，穿越了数百年的光阴，成为文明的印记。朝廷对蒙古地区的态度从封禁到开放，让许多人看到了新生活的希望。于是，那么多怀揣梦想的山西人、陕西人和河北人，一生都颠簸在漫漫西去的淘金路上，其间的辛劳和酸楚，被寄托在一路孤独吟唱中的复杂感情，造就了一种悲切的西口民歌，传唱不衰……
从踏出走西口的第一步开始，就注定了一段艰辛而坎坷的征程。
在那个交通基本靠步行的年代，作为走西口主力军的贫苦大众，只能无奈而又坚定地选择风餐露宿，面对旅途中的重重险境，往往只能听天由命。荒凉、辽远的大漠不见人烟，一成不变的环境很容易让人失去方向感，若遇上风沙，还有被活埋的危险；恶劣的天气，对生活本就没有着落的人来说，无疑更是严苛的生存考验，但酷暑也罢，严寒也罢，面对风霜雨雪，他们只能咬紧牙关，默默祈祷；而更危险的，就是军阀土匪和豺狼野兽，随时可能让汉子们人财两空，曝尸荒野……
据说那时走西口的人，都会在启程前就给自己烧“离门纸”，表示一旦出了门，生死祸福便全由不得自己……
春去秋归“雁行客”持续数百年的移民大潮
早年，明、清两朝对蒙古地区防范较严，甚至长期采取封禁政策，防止百姓逾越。统治者一方面采取高压政策，把蒙民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以加强统治，另一方面又禁止汉人到口外垦殖，对私自“出口”的汉人和招募汉民的蒙古地方官员给以严厉的惩处。清顺治年间，长城以北50里宽、东西约2000里长的地带被朝廷划为“禁地”，俗称“黑界地”，朝廷还明确规定：汉族农民不得逾越长城，进入鄂尔多斯牧地；而鄂尔多斯牧民也不能进入这块禁地，更不能越过长城进入汉人聚居的内地。
后来，随着清王朝统治地位日渐巩固，朝廷对蒙古地区的防范逐渐松懈，汉人进入蒙古草原的行为逐渐增加。最先通过“正当渠道”进入蒙古草原的汉人，是“绿营军”，他们主要来自明末农民起义军，后被清庭收编，作为地方治安部队。绿营军为了解决军粮问题，就在营区开荒种地，逐渐招募一些汉人耕作。汉人中的一些穷苦百姓，就是这样开始逐步进入蒙古草原的。
到了康熙年间，蒙古地区社会趋于稳定，牧区水草丰盛，牲口肥壮，经济逐渐发展起来。但是，由于其他各种商品相对缺乏，单凭畜牧业并不能直接改变蒙古地区人民的生活状态，也很难抗衡灾荒年份缺少粮食的打击，人们逐渐意识到开垦土地、种植庄稼的必要性。与此同时，中原地区灾荒不断，加上八旗贵族在华北地区实行“圈地令”，造成大批农民流离失所，背井离乡。在这样的背景下，口外大片未开垦的土地无疑对口内人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只是碍于朝廷禁令，大批难民只能遥望口外的土地，只有少部分胆大者铤而走险，偷偷越过关口。
一直到康熙末年，朝廷终于批准了鄂尔多斯贝勒松普“招募内地人合伙种地”的请求，允许在原勘定50里宽的“黑界地”内，划出20～30里宽的“白界地”作为垦殖界限，允许招募汉人耕种。历史上称这一事件为“开边”，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才是走西口的“序章”。不过出于政治考虑，清政府对走西口的民众仍有限制，而且设立了相当严格的盘查关卡，所以在这段时间，走西口的人大多是季节性出边，他们春出秋回，被称为“雁行客”。
此后，移民大潮愈演愈烈。到了雍正时期，朝廷实行“借地养民”政策，允许内地灾民前往口外蒙古地区开垦谋生；乾隆年间再次重申：“如有贫民出口者，门上不必阻拦，即刻出发”，于是，不少“雁行客”逐渐定居口外；嘉庆年间，走西口进入高潮，汉人在口外地区已经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而到19世纪末，清政府对蒙古地区实行全面放垦的政策，此时“出口垦荒者，动辄以千万计”，从此，走西口再也不受阻止和干涉了，及至民国时期，走西口的规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此后，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甚至时至今日都还有人陆续走西口，直到1956年实行农业合作化以后，人人有地可种，有活可干，大规模的走西口活动才逐渐停息。
风雨飘摇的艰辛旅程“闯十趟关东不如走一回西口”
翻开历史，我们很容易找到许多关于走西口路上的艰辛故事。可以想见，有多少怀揣梦想的山西人、陕西人和河北人，一生都颠簸在漫漫西去的淘金路上，当时的交通那样落后，邮传那般不便，其间的辛劳和酸楚，徒留给后人一声声长叹。
去口外谋生的人，大多是穷苦农民，他们根本无力购置行装，往往是单身一人，肩挑一根扁担，一头捆扎着简单的铺盖，一头捆扎干粮。这根扁担不仅用于挑行李，还可当做武器，用来对付饿狼和野狗，在必要的时候，甚至还可以成为安营扎寨必备的“房梁”；铺盖简单到了极点，有的是一条破被，有的是一条旧毡，还有的只是一件满是补丁和破洞的大皮袄，白天当衣服，晚上当铺盖；所带的干粮也很简单，生的小米，熟的糠炒面，大多数人整天食不果腹，饥寒交迫……
蒙古民族习惯了逐水草而居，居住非常分散，往往相隔数十里才能看见一个蒙古包。所以，吃尽千辛万苦、历尽千难万险走西口的人，好不容易越过了杀虎口，走到了口外一望无际的蒙古荒原，第一个问题就是要给自己搭建能够临时居住的茅棚。他们会选择一个土质较好的沙丘，挖开一个“豁口”，叫做“马口”，其宽窄最多可以容纳3人，高低以人可以猫着腰进出为度。然后在“马口”上架上扁担，盖上草席，四周用土压住，地上铺些沙蒿，便是住所了，看着都令人心酸。这样简陋的住所，自然是风雨飘摇。遇到下雨天，潮湿阴冷，如果风沙很大，这个简陋住所里的人，还有被活埋的危险……
早年走西口的大军中，有许多人会一直走到今天的包头。但要到包头，途中必须穿过令人望而生畏、毛骨悚然的库布其沙漠。库布其沙漠荒凉无比，除了一些蒿草，几乎没有其他生命迹象。走在这里的人，只能瞅着零星的骆驼粪，凭着直觉与经验，在沙包与蒿草中摸索前进，许多人走着走着，就迷失了方向。而在荒漠里一旦迷路，就随时有倒毙的危险，所以当时人们把库布其沙漠称作“鬼门关”，谈之色变……
但这些困难，相对于走西口500多年的苦难而言，只不过是沧海一粟。有人说“闯十趟关东不如走一回西口”，可见走西口之艰难，非远离那个时代的人所能想象。
走出一片新天地“学会唱曲子解心宽”
走西口是对命运的挑战，是对新环境的开拓，那些勤劳智慧的人，勇敢地克服了艰难险阻，走出了一片新天地。
一批又一批移民背井离乡，用双手开发了蒙古地区，更重要的是，他们给处于落后游牧状态的蒙古带去了先进的农耕文化，使当地的文化风貌发生了根本改变。大批经商务工者的纷至沓来，也刺激了蒙古地区商业的繁荣和城镇的兴盛。
此外，“走西口”还加强了蒙、汉人民的相互交流，除了经济方面的影响，在文化上的交融也相当显著。譬如，蛮汉调（又称“蒙汉调”），就是蒙汉人民在生产和生活的交往中，逐渐融合了信天游、山歌、蒙古歌曲等艺术风格，相互交流而催生的一种新民歌；而广泛流传于晋北、陕北、河北以及内蒙西部的地方小戏“二人台”，更是内地文化与草原文化相互交流、融合的产物。
中国可谓家喻户晓的《走西口》，便是“二人台”中最具代表性的歌曲。女子孙玉莲与丈夫新婚不久，就遇到了“咸丰正五年，山西省遭连旱”，无奈之下，丈夫离开爱妻，外出走西口。“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苦在心头，这一走要去多少时候，盼你也要白了头。紧紧地拉住哥哥的袖，汪汪的泪水肚里流，虽有千言万语难叫你回头，只盼哥哥你早回家门口……”
对恩爱夫妻，在离别之际凄苦缠绵的情景。对情爱如火如痴的“妹妹”，千叮咛万嘱咐，让“哥哥”记住眼前的土窑洞、热炕头，牵肠挂肚又无可奈何的温柔与烦躁，伴随着起伏跌宕的音乐旋律，穿越了时空，闻之令人动容。相信很多现代人，正是从《走西口》这首民歌中，才知道走西口那段历史的。
昔日走西口，不像现代人重走西口路，开着车，带上笔记本、照相机或者摄像机，走一路，拍一路。那时走西口的人大都是些穷苦人，他们基本没有留下什么文字资料。他们大多带着一种求生一样的渴望，到一个未知的他乡谋生。西口内外的民歌驰名全国，正是基于这样的生活体验。试想一下，一个或几个人走在人烟稀少的西口路上，望一望前面漫漫的黄沙，想一想留在家里的老婆孩子，谁不想吼上两嗓子，唱上两声，来排解一下心中的凄凉呢？正所谓“唱曲子容易得调子难，学会唱曲子解心宽……”
来源：《环球人文地理》2016年第0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