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潜入深水，打捞死亡和记忆
交通运输部上海打捞局工程船队的66名潜水员，他们经常要下潜到100米、200米，甚至300米的水下，在那里打捞沉船、搜寻遗体，或者从事一些水下工程的安装、维护和拆除工作。这支不足百人的队伍有着惊人的能力，从韩国“世越号”客轮，长江监利“东方之星”沉船，到最近在重庆万州坠江的公交车，都是由他们打捞上岸。如果再往前追溯，人们会发现，这支队伍几乎见证了整部共和国的船难史和水下救援史。
一位在基地管理仓库的师傅说，这支不足百人的队伍就是“国宝”，只是太少人听说过他们。
一
打捞局的潜水员们从事的是“工程潜水”，他们没有选择下水地点的机会。不管在哪片水域，只要条件允许，沉船位置就是他们的“潜点”。“在下面我们就像瞎子一样，都是靠双手去探摸。”潜水队的副队长张伟平已经有超过20年的潜水经验，他曾经钻进黄河小浪底水底超过2米厚的稀泥浆中，寻找沉船遇难者遗体。
因为经常要在淤泥里探摸，潜水员在水底的移动大多都是“爬”着完成。在韩国搜寻“世越号”沉船遇难者遗骨时，潜水员就是爬着，把沉船方圆5海里的海底，每一寸都摸了一遍。
每一次下潜，队员们都有可能到达一个人类从未踏足的地方。即使比常人更熟悉水下环境，每次面对未知和神秘时，潜水员也会产生一种混合着刺激和恐惧的体验。一位参与过“桑吉”轮救援的潜水员对当时的经历印象深刻。“桑吉”轮沉没后，为防止漏油污染海洋环境，他接到任务要下水把沉船的燃油抽光。他记得那片海域水很清，下潜时，能从上面看到整条邮轮的全貌。“太大了，跟个幽灵船似的，真有点瘽人。”更多时候，潜水员在水底看到的，是锈迹斑斑的沉船，上面长满了海洋生物，提示著时间曾在这里流逝。
二
潜水队的技术已经可以规避绝大部分水下风险，但对潜水员来说，他们从事的仍然是地球上离死亡最近的职业之一。
因为工程潜水需要在水下长时间作业，打捞局的潜水员们不能像人们常见的潜水员那样，利用背后的气瓶供气。他们靠一根甘蔗粗细的长管来维持水下的呼吸，在工程潜水领域，这根管子被称作“脐带”。“脐带”连接着工作船，由3根管子缠绕组成：最粗的是主供气管，接在头盔上，为潜水员提供水下呼吸的空气;其次是热水管，负责在水下低温时，通过潜水服里的小孔流出热水，从而起到保暖作用;最细的是电缆，为潜水员的通信设备、头盔上的水下摄像机，以及照明灯供电。
“我们在水下就像婴儿，全靠这根脐带供养。”张伟平告诉记者。从另一方面讲，工程潜水员虽然拥有极高的身体素质，但有时在水下他们也像婴儿一样脆弱。大型船只的船舱很大，沉船的姿态又千奇百怪。潜水员在水下时，视野和方向感都受到影响，船舱内部就成了一个“迷宫”。有时潜水员进入舱体，如果没有规划好路线，就容易绊住脐带，困在船舱。船上锋利的物品，甚至是生长在沉船上的海蛎子的坚硬外壳，也会成为潜水员的潜在威胁——如果脐带被划破，甚至切断，潜水员就有窒息的危险。
下水时，工程潜水员也会背上一个应急气瓶。这是在所有供气都失灵的情况下，最后的逃生希望。这个气瓶因此被潜水员们成为“回家气瓶”，只不过，很多紧急情况发生时，回家并没有那么简单。最危险的时候在上浮阶段，如果上浮速度过快，海水压力迅速减小，体内的上百万个小气泡就会因为压差瞬间膨胀，整个人就会像一瓶剧烈摇晃过的碳酸饮料。这时潜水员就会出现“减压病”症状，轻则皮肤发痒、关节痛，重则肺部破裂、神经坏死，直至死亡。
大多数时候，潜水队都会选择在风平浪静时下水作业。但即使是毫无波澜的海面下方，也可能随时到来涌动的暗流。有一次，一位潜水员在水下忽然遇到3节（大约相当于0.5米/秒）流速的暗流，潜水员无法在水中保持平衡，只能抓住身边的缆绳，整个人都横在水中。这是张伟平最害怕发生的情形，如果这个潜水员坚持不住，松开手，马上就会“放漂”（被水流带着快速上浮）。他清楚这样的后果，潜水员可能出现严重的“减压病”。好在水下的暗流忽然减弱，队友最终得救。很快，这件事就成为队员间打发时间，互相“吹牛皮”的谈资。在潜水队，拥有这样的经历，更像是种荣耀。还有一些“不足挂齿”的危险。比如攻击性较强的海洋生物，它们总是忽然出现，让人猝不及防。
在潜水队，队员们下水时是潜水员，上船后可能就是负责监测，或者是拉脐带的“辅助人员”。这种机制让队员们成为“过命的兄弟”，就像队长胡建说的那样，这支队伍最宝贵的地方，不是先进的设备，而是队员间天衣无缝的默契。
三
在打捞局潜水队，潜水员的水下作业会有一个明确的优先级：首先要确定沉没物位置、形态，然后清理比较明显的障碍物——保证潜水员的自身安全一直是第一条铁律。第二步是寻找幸存者或遇害者遗体。对潜水员来说，这一步是他们最不愿面对的过程。不仅因为难以克服自己对水中尸体的恐惧，更难以承受的是灾难和死亡带来的情感冲击。
打捞长江监利“东方之星”沉船时，一名打捞局的潜水员负责捆绑起吊钢缆，他游过船舱的窗户，隐约看到内部的惨状。“全是老人和孩子，我……”这个身材魁梧的中年男人手指夹着香烟，低下头陷入沉默。
在打捞重庆万州坠江公交车时，一位潜水员从水中抱出了一个3岁小孩的遗体，身上还穿着鲜艳的红色衣服。捞上船后，工作人员都沉默了。张伟平看到了这个潜水员在闭着眼流泪，他没有过去安慰什么，也没有人去打破那个沉默。
在水下，很多遗体都会粘上泥污。潜水队有个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传统，找到遗体后，潜水员会在水下为死者做一些简单的清理，然后对他们说一句：“我带你回家。”“让死者体面地出水，是对他们的尊重，也是给在岸边等待的家属们一个交代吧。”张伟平低声说。
在韩国打捞“世越号”沉船时，每逢清明节、中秋节，就会有遇难者家属开着船过来。他们不能进入作业海域，张伟平能远远看到，这些船上扎满了鲜花，拉着一条黄色的横幅，上面用汉字写着：“感谢上海打捞局，请你们不要忘记，还有9具遗骨等待回家。”在打捞“世越号”的两年间，潜水队的队员们每天都能看到，正对着失事海域的一处山顶上，遇难者家属在那里支起一顶帐篷。直到沉船出水那天，帐篷才撤下，结束漫长的守望。
有时候，潜水队队员们的工作不仅是为了一个“交代”。更重要的是，他们打捞的，还有记忆。在打捞重庆万州坠江公交的过程中，一名潜水员在搜寻车辆“黑匣子”时，在江底找到一部手机。后来他把手机握在手里，最后只能用非常规的动作，单手抓着导向绳上浮出水。没人说得清，这部手机对遇难者和家属有着什么样的意义。但这名潜水员相信，“手机里应该有照片”，记录着遇难者的生活轨迹。
（方茹荐自《中国青年报》）
作者：杨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