恋恋报摊
家附近的报摊消失快两年了,原址在造新的地铁,每次经过那儿都有说不出的伤感失落。作为一个不甘寂寞的老媒体人,我成天上网玩手机;大概没几个人像我这样,知道微信朋友圈每天最多发四百条,超过了就会被关二十四小时“禁闭”,因为我被罚过多次。但我还是离不开报纸,每天要看一堆报纸,每到一个地方定找当地主要报纸浏览一通。
其实,翻报纸寻找有用信息要比上网快得多,不会一条条打开后才知道是不是废话。而且从排版、标题、配图都看得出编辑同行的想法,不像网上小编常喜欢惊世骇俗。還有,我每天做电视、电台新闻评论,翻报纸时看到需要的资料随手撕下剪下、圈圈画画,比上网看手机方便许多。
几十年同报纸打交道,也就对报摊有了特殊感情。每次换一个地方居住,最先认识的邻居应该就是附近的报摊主,每天一大早去光顾,很快成了熟人。我在北京清华园住了九年,西南小区门外朝南五十米有个报摊,由一位胖胖的中年妇女打理。没几天她就知道我要哪几份报刊,晚去了或外出几天都会给我留着。后来还会给我妻子带点郊区的新鲜蔬菜,她们也成为了朋友,常常谈论北京日常生活中的许多事情,她还织了一件毛衣送我们。
同报摊主人聊天,可以获得报刊行业的第一手真实“情报”,胜过看什么专家的调查分析。哪一家最近卖火了,哪一家越来越不行要关门了;科技白领常看什么杂志,农民工最多买什么报纸;女学生喜欢什么,小学生喜欢什么……他们都了然于胸,并按此布置摊面,不断调整,把最热门的报刊放在最突出的位置。
一天去买报,她突然神神秘秘地告诉我,某份财经杂志早上刚到,就有人来全部买走,接着又去附近其他报摊如此“搜购”。她觉得里面一定有名堂,特意为我扣下一本。那本杂志我保留至今,因为封面故事涉及的大买卖影响深远。
这些年平面媒体受到互联网冲击,同样反映在报摊经营上。卖得出去的报刊数量一年年减少,销售总额更是萎缩。要撑下去只有增加卖饮料、电话卡,还有就是多卖童书、游戏书,吸引上学放学都会走过的北大附小、清华附小学生。一到放假,生意就十分清淡,尤其是隆冬腊月北京滴水成冰,天又黑得早,她和读小学的女儿只能躲在摊位里面,开着小小的取暖器。我一直提醒她小心别着火,四周全是纸哪!
时间久了,谈的事情也多了,知道她从江苏扬州那儿来,离了婚。女儿大了,要回老家读中学,是她最担心的事情,常问我怎么办才好,到底该陪女儿一起回家,还是留在北京守着这个报摊。一天她喜滋滋地告诉我要回老家结婚了,不会再来北京。接手报摊的是位小伙子,不怎么上心,常常看不到人。最近北京的媒体朋友说清华大学里面已没有一家书报亭,不知西南小区门外的这家是否还活着。
我熟悉的北京另一家报摊在东四环大望桥附近,上海文广驻京办的大楼旁边。我每年三月都要为东方卫视做两会现场评论,那半个月就住到那儿。摊主是对三十出头的小夫妻,好像来自河南,也有个在北京读书的女儿。每次见到我都打招呼:“您又来了,两会要开了?”
后来有一次,我问:“孩子读书怎样啦?”听到的是一声叹息。“回老家上中学了,只能那样,不然跟不上课程考不上大学。”来北京打工的家庭,孩子都是这个命吧。他们自己呢?“原来租借的地方不让住了,只能搬得更远,也不知明年还让不让在这儿卖报。”
经常去别的国家兜兜转转,看到人家国际大都会的报摊报亭,难免心生羡慕嫉妒恨。但反过来想想,也许咱们这方面走在了前面,就像手机支付那样。
(谭天池荐自《新民晚报》)
作者:曹景行栏目: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