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鸟们的血色不归路！
迁徙，是指候鸟在繁衍地和越冬地之间进行规律性、长距离的往返移居，候鸟的这一举动，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和种族繁衍，然而近年来，在高额利润的诱惑下，不法分子在候鸟的迁徙路上布下了“天罗地网”，使得这条迁徙路竟变成了血色不归路……
2016年入秋以来，候鸟迁徙的大幕正式拉开，而不法分子展开的新一轮捕猎、杀戮也随之开始。
2016年国庆期间，在天津、唐山两地出现了上万米捕鸟网，五千多只候鸟投入落网，死状惨烈，场面触目惊心。此消息一经曝出，立即引起轩然大波，国家林业局立即派出督导组前往上述地区，对野生动物保护工作进行现场督导……实际上，天津、唐山两地惊现的鸟网，仅仅是不法分子针对候鸟布下“天罗地网”当中的冰山一角。
网海捕鸟候鸟迁徙的不归路
2016年10月25日，东北野保协作中心志愿者曹大宇赶到河北省保定市。几天前，他在网上看到白洋淀内遍布捕鸟网的帖子，于是联合几名当地志愿者，准备深入白洋淀中拆网。进入白洋淀没多久，他们就在一片小树林中，发现了遍地的鸟毛和剪断的残网，但鸟与捕鸟者都已不知去向。沿着泥泞的小道继续深入，一个小时后，曹大宇在一条小河的对面，发现了一面几百米长的鸟网，上面横七竖八地挂着鸟类：有的鸟已经死亡，身体僵硬地倒挂在网上；有的则被细线死死地缠住了翅膀、脖子，奄奄一息，勒痕处渗出鲜血……曹大宇已经记不清这是2016年的第几次拆网行动了，事实上，一到候鸟迁徙季，他们的拆网量便会陡然上升。
在全世界，候鸟有8条主要迁徙路线，其中3条经过中国，在中国形成了东、中、西三大迁徙通道：东线经过中国东部沿海省市，候鸟往返于美国阿拉斯加与澳大利亚之间；中部的迁徙路线起于西伯利亚，候鸟穿越中国中部，最后到达南亚等地；西线的候鸟则从蒙古国进入新疆，再翻越青藏高原，进入南亚次大陆。每到迁徙季节，数以亿计的候鸟会沿固定路线往返于繁衍地与越冬地之间，而正是因为这样的规律性，给候鸟招来了杀身之祸。
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地处杭州湾北部，辖区内集山、海、湖为一体，是中国候鸟迁徙东线上的重要停歇点，每到10月，候鸟将在海盐县秦山一带短暂休息，再飞往几十公里外的钱塘江口，这里本是候鸟迁徙途中的驿站，现在却俨然变成了候鸟的埋葬场——每到迁徙季，秦山上遍布捕鸟网，因非法捕鸟网而伤亡的候鸟不计其数。每年，秦山核电站员工、相关监管部门工作人员、护鸟志愿者都要多次进山拆除捕鸟网，但每次拆网都让人心力交瘁，“旧网拆了，新网马上就被安上，鸟网多得让人失去信心……”一位志愿者无奈地说。
然而，秦山只是中国“网海捕鸟”的一个缩影，2016年国庆期间，护鸟志愿者在天津、唐山两地发现大片非法捕鸟区域，累计拆除捕鸟网两万余米，解救活鸟近3000只，但挂网而死的鸟则多达5000余只；2016年秋冬季节，“野鸟飞”环境保育志愿者小组在上海周边拆除鸟网约300张，据保守估计，每年在上海被捕杀的野生鸟类高达数十万只；2017年元旦前夕，四川遂宁森林公安在当地的圣鹭岛、小河洲等地拆除捕鸟网超过1.3万平方米……
据全国鸟类环志中心统计，从中国过境迁徙的候鸟种类占到了全世界的20%～25%，但其种群数量却在不断减少，以水鸟为例，超过50%的水鸟种群数量呈明显减少趋势，而非法捕猎就是造成这一结果最主要的原因之一。长期研究候鸟的湖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邓学建指出，捕杀鸟类危害极大，会破坏业已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生态失衡，引发蝗虫等灾害。事实上，在自然界中，任何物种的异常变化都会对食物链产生连锁反应，最终危及食物链顶端的人类。“非典的先例就说明，这种对生命的不尊重也会让人类惹火上身。”邓学建说。
曹大宇和队友在白洋淀里花了整整两天的时间拆网，拆除的捕鸟网超过4000米，发现鸟类尸体1000多具，其中就有被称为“鸟中熊猫”的震旦鸦雀，以及名列《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黄苇鳽、北红尾鸲、红喉歌鸲等鸟类。尽管曹大宇做足了心理准备，但看到眼前的场景，还是忍不住泪流满面，他说：“它们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茫茫白洋淀，千米屠杀场，我们人类的文明都到哪里去了？”
高额利润职业捕鸟人的生意经
早在1989年3月1日，我国就开始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以下简称《野保法》），其中明令禁止违法捕猎野生动物，而在《刑法》中也明确规定，对非法捕猎、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将处以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罚金。尽管法律严厉，但现实是，捕鸟事件屡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
“野鸟飞”环境保育志愿者小组负责人朱维佳对本刊记者表示，人们不惜铤而走险捕鸟，是因为犯罪成本太低，而利润丰厚。朱维佳介绍：捕鸟时，捕鸟者先将捕鸟网挂在竹竿上，再将竹竿插入湿地或山林中，“鸟被网住之后，越挣扎网缠得越紧，在1～2小时内，候鸟就会因为饥渴、窒息等原因死亡。”朱维佳说。鸟网的材质一般为尼龙线，这种材质耐腐蚀、抗氧化，使用寿命长达3～5年，每张网的平均售价约为七八元，相比出售候鸟的利润，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在市场上，非法捕捉的野生鸟类通常有三个去向，第一是用于观赏，第二是放生，第三则是流向餐桌，而每个去向背后都隐藏着高额的利润。
全国大小城市遍布的花鸟市场，对笼养鸟的需求数量巨大，部分被捕的野生鸟类，将直接进入花鸟市场进行售卖，价格从几十元到几千元不等。而野鸟放生则是近几年才兴起的，但已有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吉林省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副秘书长唐景文曾向媒体透露，鸟类放生者先向鸟贩预订鸟，鸟贩“接单”后，便向捕鸟者“下单”，捕来的鸟再卖给放生者……而通常，一次购买放生鸟的数量巨大，有鸟贩子称，每年出售放生鸟的收入可达二三十万元。至于流向餐桌，鸟贩子常会收购上万只野生候鸟，通过激素催肥后，再将其闷死，褪毛后装入冰柜中，再销往全国各地，通过层层转手后，餐馆出售的野鸟食品标价几十到几百元不等，某些珍贵鸟类的价格则会飙升到几千元，甚至上万元。
有村民算过一笔账，一年种田的收入不过一千元左右，而在一个候鸟迁徙季捕鸟的收入则可多达万元。据曹大宇介绍，常有候鸟迁徙通道附近的村民，在农闲时通过捕鸟贴补家用，他们的年纪多为五六十岁，法律意识淡薄，曹大宇说：“遇到这样的人，我们通常以训诫为主，给他们普及法律知识。”而危害更大的是职业捕鸟人，他们常配备专业捕鸟设备，并可跟随候鸟的迁徙路线进行移动，对于志愿者来说，这样的人也更加危险，曹大宇在拆网时，就曾碰到有捕鸟者提刀来恫吓他们，让其马上离开，最后在警察的帮助下，他们才全身而退。
护鸟困境难解的谜题
随着捕鸟事件不断被公众关注，民间涌现出了一大批公益组织，活跃在护鸟第一线。2013年1月8日，在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的支持下，“让候鸟飞”公益基金正式启动，计划支持全国的护鸟志愿者团队开展日常鸟类巡护、鸟网清除、非法贸易举报、伤鸟救助、环境教育宣传等工作，目前在北京、上海、天津、九江等城市和地区，拥有30家护鸟公益机构、团队，而全国各地已有几十家观鸟会，鸟类观察者、鸟类摄影爱好者则多达数万人。
“让候鸟飞”执行长刘慧莉告诉本刊记者：“目前，我国大部分的野生动物执法体系仍停留在被动接受公众举报的阶段，‘让候鸟飞’的目标就是发展护鸟行动者，让更多的人通过拆网和举报，激活执法部门。”但对于现状，刘慧莉仍有些无奈：“目前，人力还是太少，志愿者分散在各地，甚至有些地方还没有，激发带动作用有限。”
除了人力，护鸟组织还面临着一个难题——资金。目前，志愿者护鸟活动的资金一般来源于志愿者自身，曹大宇对本刊记者表示，从开始拆鸟网到现在，所有行动均为自费，为了护鸟，他的妻子孙萍已将嫁妆变卖，而曾经跟曹大宇一起护鸟的志愿者也因为资金问题，最终选择了退出。
鉴于现状，刘慧莉说，治理猎捕候鸟的现象，不能完全依靠民间组织的行动，执法部门的执法应该常态化、主动化，对消费群体做革命性的宣导和执法。而“野鸟飞”环境保育志愿者小组负责人朱维佳也表示，最理想的状态应该是有关部门联合起来，从源头上打击犯罪。“我们在一线拆网，其实是处于最末端，捕鸟者根本就不在乎，只要还有高额利润，就会有人顶风作案。”朱维佳说。
事实上，国家相关部门对于“网海捕鸟”的关注度并不低。在天津、唐山等地的捕鸟行为曝光后，国家林业局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为期40天的“清网行动”。2016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新修订的《野保法》，并于2017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其中明确禁止使用网捕等方法猎捕野生动物，禁止食用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不当放生也将追究法律责任，此外，非法捕猎野鸟超过20只，即便是常见的麻雀，也将获刑，其处罚力度明显加大，如此严格的新《野保法》，获得了护鸟志愿者们的一致赞誉，并将其称为“送给野生动物的新年礼物”，但与此同时，志愿者也流露出了担忧，“野鸟飞”环境保育志愿者小组负责人朱维佳对本刊记者表示，法律是空前严格，但实际可操作性却有待考量，“执法难、取证难，这是现实中不能忽略的问题。”朱维佳说。
非法捕鸟的区域多为地广人稀的林子，执法部门进行巡查，需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而由于捕鸟工具的成本低廉，捕鸟者发现有动静就能弃网而去，巡查后，就随时可以带着捕鸟网卷土重来。朱维佳说，根本找不到人，更别说抓到证据进行刑拘了。
此外，非法捕鸟区域多出现在行政管辖的交界处，常为执法的盲点。在天津汉沽寨上街洒金坨村与唐山市丰南区涧河的交界处，就有一个非法捕鸟的重灾区，由于历史原因，这一带的管辖边界长期处于模糊状态，在捕鸟事件曝光后，唐山市林业局的相关负责人曾对媒体表示，联合执法的机制未建立，“人家天津是直辖市，我们（唐山）的级别低，不好跟人家直接谈。”
民间护鸟组织希望执法部门能够加大打击力度，而相关政府主管部门的现实状况却是人力少、执法难，杜绝捕鸟似乎变成了一个难解的谜题，但“让候鸟飞”执行长刘慧莉仍然乐观，她表示，现在对捕鸟的关注越来越高，就是一个好现象，她说：“我们一直相信困难就是机会。”
作者：骆丹
来源：《环球人文地理》2017年第0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