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合唱团：聋哑儿童唱出天籁之音
“啊——啊、啊……”2018年8月4日，北京音乐厅的舞台上，一群身着白衣的孩子发出长长短短、起起伏伏的声音。这是由无声合唱团表演的原创音乐作品《无声三部曲》。
台下的观众先是茫然，然后感动，有人悄然落泪。15分钟的演出结束后，台下掌声雷动，向台上竖起大拇指，用孩子们的语言来表达内心的称赞。
无声合唱团是艺术家李博和音乐人张咏于2013年11月创建的，成员是来自广西凌云县和福建厦门市的14位聋哑人。李博和张咏用5年的时间训练聋哑儿童发声，并教会了他们合唱。北京音乐厅是他们表演的第三站。
音乐家刘索拉看到无声合唱团的演出后，形容这真是“天籁之音，是外星人或者海底的鲸鱼发出的声音，就不是我们人类能想到用这样的声音（唱歌）”。“无声合唱团向我们证明了，（即使）我们人类本身听不见，也可以发出非常单纯、好听的声音。”
被一声“啊”击中了
《无声三部曲》以古老的“南音”为基础，并融合了广西民歌、中国传统乐器及西方流行音乐元素。演出时，李博站在前排指挥，而张咏则弹奏他俩自创的新型乐器“chén”——古琴与贝斯的融合。
他们俩是多年的好友。张咏曾是摇滚乐队“子曰乐队”的成员，李博原本是个画家，后来想用更多的艺术手段来进行表达。两人都想“搞点不一样的”。2013年，在做一首实验性音乐时，他们突发奇想，“把聋哑人的声音放在歌曲里应该挺有意思的”。
张咏认为聋哑人是本能发声，“突然‘啊一嗓子，特别像森林中动物的一声嚎叫”，原始、真实、震撼。相反，健全人，甚至歌手，声音都是被文明驯化过的。修饰过了，就丧失了某种“自然”的质感。
他们决定去采集一些聋哑人的声音样本。在红烛基金会的引荐下，他们找到了广西百色凌云县的一所特殊教育学校。
从北京出发，坐飞机到广西，然后转了5个多小时的汽车，再加步行，才到达这所位于国家重点扶贫县里的山区学校。一开始，他们以为只是收集些孩子们的声音，“应该不太难”，但事实并非如此。
“你会发‘啊’吗？”孩子把小拇指放在脑袋边划了一下，用手语说“不行，我不行”。
刚到学校时，他们还特意问老师“孩子们会发‘啊’吗？”老师说“会”，但在这两个陌生人面前，孩子们根本不愿意发声。“当你有一个被别人认为的缺点，已经很多年了，突然有个人说，这是个优点时，你肯定不相信，你会觉得他这是忽悠我。”李博尝试理解孩子们心中的疑虑。
他们俩想了很多招来启发孩子们，希望他们放松下来，别紧张。“你们心里有没有想唱的歌啊？想发什么声啊？”但一提出让孩子们发声，他们就会连忙用手语说“我不行”。
“他们不知道（声音）从哪儿出。”张咏说。健全人轻而易举的事情，在聋哑人那里特别难。让他们发声，他们会特别迷茫。舌头是乱的，摆不正位置，有时候还会堵在嗓子眼里，“他没用过，不知道该怎么使用这些发声器官”。
折腾了两周，也没什么进展，两个人都有点泄气了。“别再互相折磨了，走吧。”李博到学校和校长辞行。
但没想到，这时候一个女孩跑了过来。一声很长很稳的“啊”从她嗓子里发出。这个女孩叫杨薇薇，当时只有4岁。“她就这样向你扑过来，啊……”李博伸出两只胳膊、张开嘴，模仿杨薇薇当时的动作。
这声“啊”击倒了他。“你感觉你就有责任了，她肯发声说明我们之前所做的事已经在孩子心中产生影响了。”李博说，“你想想，当你相信一个人之后，他就走了，再也没出现过，那你的心灵肯定会受到更大的打击和创伤，那我们还不如不来，对吧？”
于是，他们决定不走了，留下来组建一个合唱团。张咏解释说，对于只能发出简单音节的聋哑人来说，合唱团是最合适的选择，但具体该怎么做下去，他们心里也没谱。
4年，一分钟
最难的是如何进行沟通。“因为他们没发过声，对发声没有概念。舌头要摆正位置，怎么摆？你要一点点讲。摆到位置后，你要告诉他，舌头要挺住，要挺直，要用力。让他们理解这些微小的东西特别困难，要想尽办法，用各种比喻。”张咏说。
以“啊”为例，“你要告诉他，发‘啊’的时候，要像含住一个东西一样”，他们会拿一个小球让孩子们含着，找一下感觉。“舌头得缩，舌头要圆润，上颚要打开，才能发出‘啊’的声音。”张咏和李博一遍遍地重复。但“上颚”、“口腔”是什么？“圆润”又是什么样的？孩子们又糊涂了。前两次去的时候，张咏和李博教学时，要借助特殊学校老师的手语翻译，但当解释这些抽象语汇时，老师也有点无能为力了。
他們只好想别的办法，比如借助肢体感知，让大家把自己的双手放在脸颊上，感受张嘴时上颚和口腔打开的状态。
光能发声还不行，合唱团有高中低音的划分。“你是a，你是b，你是c……”帮孩子们发声后，张咏和李博又根据他们各自的音色，在他们最擅长的声音附近，分配一个适合合唱的音。
一张嘴，要像钢琴按下的某一个键一样，就是一个标准音，这对专业音乐院校的学生来说，都十分不易。聋哑人听不到自己的声音，只能用校音器监测音高。“张嘴，哎，到了”，张咏模仿孩子们边发声，边盯校音器的表情，“大家就靠这种方法来训练、记忆。他们每一点点的进步，都要成千上万次的练习。”
一直到了2017年的夏天，“无声合唱团”才完成了他们的第一首作品。这首无名的乐曲只有一分钟。
刚开始，李博和张咏还是以健全人世界的审美要求聋哑儿童，要他们发出人们通常所能欣赏的声音，“因为这是最便捷的”。相处久了之后，他们开始注意挖掘孩子们发出的原始的声音，把它们编进曲子里。
在《无声三部曲》的表演中，有一段由陆成军、何青东两个男孩单独表演的“rap”，这便是张咏在他们的语言中找到的。
有一天，张咏听到两个人在说话，“瓦吉吉，瓦吉吉，吉吉瓦……”他就问陆成军：“你们唱的啥啊？”两个人一起跑了过来，用手语说“去吃饭，去吃饭”。“我们觉得那个发得还挺酷的，搞了半天，原来是去吃饭。”张咏笑着说。
刘索拉恰恰十分欣赏无声合唱团的这种纯粹性：“小孩们是靠他们自己身上发出的震动频率来知道他们的音高是什么。他们根本不知道发出的音高是什么，所以这种震动频率是非常单纯的振动频率。他们没有想到我发出的声音别人是不是觉得好听或者我是不是能够讨好别人。”
5年间，无声合唱团的人员也历经了几次变化，有的孩子辍学，有的孩子回家结婚，就离开了。为了让他们站在台上“看起来不这么孤单”，2017年，张咏在厦门的特殊学校又找到了几个孩子，组成了现在14人的队伍。
在北京音乐厅演出时，孩子们已能熟练地演绎节奏复杂、情感丰富的《无声三部曲》了。
寻找艺术的本质
很多人认为是李博和张咏帮助了这些孩子，但他们认为，正相反，是这些孩子改变了他们俩的人生轨迹。
李博最初不是拿指挥棒的，而是拿画笔的。2006年，从中央美院毕业后，李博就立刻签了画廊，他的作品个人色彩浓重，颇受策展人喜欢。他不仅是班上第一个签画廊的，也是第一个办个展的，第一个一幅画卖到6位数、7位数的。人生按这样爬坡，似乎都是上升趋势。
生活过得挺躁的，李博说“形容为声色犬马也不夸张”。考虑的问题也十分形而上，社会、哲学、宗教……把这些问题都考虑一遍后，李博开始回过头来想：究竟艺术能干什么？除了表达、卖钱，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事情可以做？
“艺术做起来还是个挺自私的事的，艺术家需要表达，就会借助很多工具来呈现自己的想法。”他们最初接触这群聋哑儿童的目的，也是为了完成自己的音乐构想。李博说：“当你在表达自我的同时，是不是也能给予别人什么？当然不是说艺术非要给予，但当你从另一个角度出发，抛开自我的时候，会发现艺术和自己之前的理解还是不一样的。”
张咏也是年少轻狂，曾经一心要干一番大事业，“来北京干吗的，就是为了出人头地”。刚做音乐的时候，众星捧月，拿起吉他，感觉像“拿起了爱情的冲锋枪”，但现在他更愿意找个没人的地方，一个人待着，弹弹古琴。
成立无声合唱团后不久，李博就离开了画廊。张咏也在2014年从北京搬到了厦门。此后几年，他们每年都会花2到5个月的时间，去广西和孩子们待在一起。
这些年去广西的路费、住宿费，还有请老师的费用和在音乐上的投入，都是李博和张咏两个人自己掏钱往里贴的。从画廊离开后，李博主要靠之前卖画的钱撑着。刚开始，好多人觉得他俩疯了，“弄一帮聋哑小朋友去唱歌”。但李博觉得做这事特别踏实：“之前看着数字唰唰唰往上飙，但你还是被商业绑架了。现在挺好的啊，你自己快乐，还能给别人带来快乐，为什么不呢？”
这几年，总有人问李博“你怎么去做公益了？”但他并不把“无声合唱团”定义为一个公益项目，“严格来说，这是一个艺术项目”。
艺术批评家栗宪庭看过演出后，认为这是“把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创造出来了”：“人在生下来以后，就不断地受到文明和文化的污染。我跟你交流发出来的声音是跟文化有关系的。语言有表达的功能，同时语言也有遮蔽的功能。所有的艺术都在找这个世界上什么是最真实的、最本质的东西。”
但这次在北京音乐厅演出要40多万的费用，压力有点大。他俩最初想找一个慈善基金会帮忙，“我们专心地做专业上的事儿，别的事儿让基金会来打理”。然而，他俩发现基金会是要拿孩子们“圈钱”。“写方案的时候，他们就说能写多大写多大，我就觉得这事不对。我说我能力范围就是这么大，写那么大，不是忽悠社会吗？解约。”李博毫不犹豫。被迫無奈，他们只好去谈一些资源置换或者请朋友们帮助。
完成了北京音乐厅的演出后，李博和张咏又带着孩子们在北京逛了一圈，天安门看升旗、欢乐谷、故宫、长城……“有意思的地方，都玩了个遍。”
之前因为残障，很多孩子都被人瞧不起，但这次来北京，个个都是“家里放鞭炮送出来的”。不过，也有人担心见过城市的繁华之后，孩子们如何重新面对大山里的寂寞和未来的暗淡？
此前，他们就曾带无声合唱团去厦门演出，回去之后孩子们也并未觉得失落。李博觉得，无声合唱团的价值不是要给孩子们的未来找一个出路，而是希望能带他们看到更大的世界，以后有更多的选择。“快乐就行，快乐自信最重要，然后是平等，对吧？别的都是次要的。”李博说，“重要的不是台上的那几分钟，而是他们回去之后，能更好、更有尊严地活下去。”
作者：王霜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