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明的祖母河
最初，红山文化并没有引起特别的关注。直到上世纪70年代C形碧玉龙的出土而引发巨大轰动，才让全世界把目光投向红山文化。
壁画中，巫师的脸部模糊，但其跳舞的姿势、舞动的飘带仍然活灵活现。这是在岩画中首次发现了巫师舞动的身影，对于研究我国原始巫教文化颇有价值。
上京是辽王朝的第一座京城，其规模宏大、气势雄伟，被誉为“小长安”。查干浩特则是北元最后的都城，也是内蒙古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址。
在人类漫长的演化历史上，大江大河常常会孕育出卓越的文明，如尼罗河孕育了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恒河孕育了古印度文明……而在西拉木伦河流域，也遍布着源远流长的史前文明：从一万年前的小河西文化，到8000年前的兴隆洼遗址，再到5000多年前的红山文化……除此之外，这里还有灿烂的青铜文化，辉煌一时的辽契丹文化、蒙元文化。
这条古老的长河承载着厚重的历史缓缓而来，成为了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中国考古学泰斗苏秉琦形容说：“如果说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那么西拉木伦河就是我们的祖母河！”
兴隆洼遗址：“华夏第一村”C形碧玉龙：“中华第一龙”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专家们进入赤峰市敖汉旗兴隆洼村进行田野考古调查，在兴隆洼村东南面的一处坡地上，他们发现了打制石器和夹砂陶片，这一发现让所有人兴奋不已——根据经验，这些东西预示着这里很有可能存在着原始社会的遗址。事实证明大家的预料是正确的，但令他们没想到的是，这处遗址竟然是一座保存完好的新石器时代的原始村落——兴隆洼遗址。
经过考古确认，兴隆洼遗址距今已有8000年的历史。在这个原始村落的外围有宽约2米、深约1米的壕沟，这种壕沟既划定了这个氏族营地的界限，也是目前中国大陆远古居民最早的防御设施。在壕沟内部的房址则按照西北—东南的走向成排分布，排列整齐、有序。房址的面积多为50～80平方米，在聚落的中心位置，有两座面积达140多平方米的大屋，根据考古学家推断，这里应为氏族的“会堂”，用以举行氏族议会、祭祀等集体活动。在这个古老的“村子”里，还出现了众多中国考古之最：中国迄今为止最早的磨光玉器——玉块，最早的乐器——骨笛，最早的服饰——蚌裙，最为奇特的葬俗——居室墓……除此之外，这里还发现了比中原地区早2000多年的糜子（又称黍、稷）和谷物种子，这也就意味着，早在8000多年前西拉木伦河流域就已经出现了农业文明。随着考古的深入，兴隆洼遗址被列为“20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发现”之一，而这个古老的“村子”也因为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时代最早、有数项考古之最，被专家们认定为“华夏第一村”“中华始祖聚落”。
当时间过去了3000年，被誉为“华夏文明曙光”的红山文化开始在西拉木伦河流域出现。红山，即“红色的山峰”，指的是位于赤峰市东北郊的9座褐红色的山峰。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考古学家就开始在红山一带发现了旧细石器、陶器残片。1955年，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尹达出版了《中国新石器时代》，在书中，他论述了红山一带的文化现象，认为其是以农业为主，兼有牧、渔、猎并举的原始文化，距今约5000～6000年，延续2000年之久，广泛分布在内蒙古、辽宁和河北交界的燕山南北和长城地带，并将其正式定名为“红山文化”。不过，红山文化在命名之后的几十年里，并没有引起特别的关注。直到上世纪70年代C形碧玉龙的出土引发巨大轰动，才让全世界把目光投向红山文化。
C形碧玉龙出土于翁牛特旗三星塔拉村，“三星塔拉”为蒙古语，意为“有祭祀物的草甸子”。1971年8月的一天下午，15岁的村民张凤祥在三星塔拉村的北山植树时，意外挖出了一件大型碧玉雕龙，这条碧玉龙通体呈墨绿色，高约26厘米，重约1千克，身体呈英文字母“C”的形状。通过考证，这件玉龙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是目前我国时代最早、体积最大的龙形玉器，人们也因此将其誉为“中华第一龙”。C形玉龙的出土，标志着早在5000多年前，西拉木伦河流域就已经形成了对龙图腾的崇拜，苏秉琦先生说：“这也许就正好验证了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而以C形碧玉龙为标志的红山文化，是中国北方地区史前文化的巅峰，它使中华文明史向前推进了近千年，从而也证实中华文明的起源不是只有黄河一个中心。
展现远古巫师的岩画“中国北方古铜都”
在西拉木伦河的源头，白岔河九曲回肠，河道两岸山势陡峻，在沿岸的悬崖绝壁上，远古的先民用坚硬的工具敲凿、磨刻出生动的图像，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白岔河岩画。目前，在白岔河流域，一共发现了永兴、板石房子、榆树林子、广义、万合永、大河隆、胡角吐、沟门、嘎拉营子9处48组岩画，绵延60余公里，这些岩画的题材广泛，涉及狩猎、放牧、舞蹈、星宿等各个方面。虽然经历了几千年的风吹雨打，但这些岩画依然清晰可见，仔细端详它们，仿佛还能感受到远古先民炙热的活力和虔诚的信仰。
在嘎拉营子白岔河北岸的岩壁上，凿刻有一幅日月星宿天体图，画面用单线刻画了十几个星座图案，并用眼、鼻、口形成了拟人化的日月神，这些图案反映了远古先民对宇宙的认识，以及对日月、天体的崇拜。而在榆树广山崖下，则有一幅罕见用红赭石做颜料而绘制的岩画，其历史可追溯到5000多年的红山文化时期。这幅岩画上下高2.2米，左右宽2.4米，画中有各类舞动的人物、走兽和飞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处于中心位置的巫师。巫师脸部模糊，但跳舞的姿势、舞动的飘带仍然活灵活现。在《说文解字》中说：“巫，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这是在岩画中首次发现的巫师舞动的身影，对于研究我国原始巫教文化颇有价值。
西拉木伦河不仅孕育了璀璨的史前文化，还催生了重要的青铜文明。1974年，原辽宁省昭乌达盟地质队在地质勘探时，在赤峰市林西县官地镇大井村北一公里处的南山坡上发现了古矿道，这立即引起了考古学界的关注，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大井古铜矿遗址也开始清晰地呈现在人们眼前。
大井古铜矿遗址占地面积约2.5平方公里，遗址内有采矿坑、冶炼坩埚、工棚建筑等遗迹，其中包括了地表可见的47条露天采矿道、8个冶炼平台、12座冶炼炉，以及采集各类矿石的工具1500余件。专家推断，这是一处集采矿、选矿、冶炼和铸造为一体的大型青铜作坊，其开采规模之宏大，十分罕见。在遗址附近的黄山梁上，还有一座青铜工匠的墓。墓中有墓主人生前使用过的马头形陶质鼓风管和铸铜的石范，这就说明，在当时工人们就已采用人工鼓风技术来掌握炉温了。
根据测定，大井古铜矿遗址距今已有2900年至2700年的历史，这是我国最早发现并发掘的矿冶遗址，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唯一直接以共生矿冶炼青铜的古矿冶炼遗址，大井古铜矿遗址也因此被誉为“中国北方古铜都”。
辽王朝的第一座京城北元最后的皇城
在美丽的西拉木伦河两岸，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一位久居瑶池的仙女驾着青牛，沿西拉木伦河逐水而下，在木叶山遇见了一位身骑白马的英俊后生，两人一见倾心，最终在大草原上定居下来，随着时间的流逝，其后世子孙逐渐繁衍昌盛，并以坚韧的镔铁为族号，自称为“契丹”。几百年来，契丹族在草原上以游牧为生。公元91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正式称帝，建立了契丹国，他听取汉人大臣“建都以强国”的建议，在大草原上建立起了辽王朝的第一座京城，取名“皇都”，这也是我国古代漠北地区的第一座都城。
皇都坐落在今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的南郊，建都之前称“西楼”，是耶律阿保机祖上的驻牧地和发祥地。工人们仅用了百日，“皇都”就初具规模。辽太祖死后，即位的辽太宗开始大规模扩建皇都，公元938年，太宗改皇都为上京，并设临潢府。扩建后的上京规模宏大、气势雄伟，世人誉其为“小长安”。都城的城墙上筑有马面，城门外建瓮城，城内则分为南、北二城：北名皇城，为皇族居所，宫殿、府第、庙宇和作坊应有尽有；南名汉城，为汉族人的聚居地。两城仅以一墙相隔，呈“日”字形，这样的布局体现了辽王朝“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统治方针。在长达200多年的时间，辽上京随着辽王朝的发展壮大而长盛不衰、商旅不绝，直到金灭辽之后，才开始走向衰落，及至元朝逐渐废弃。
如今，走进辽上京遗址，高约6～10米的城墙仍然清晰可见，在皇城的中部，立有一座赫赭色砂岩雕制的观音像和一具龟形碑座，在遗址的附近，还立有两座砖塔：一座位于城址北约1.5公里处，俗称“北塔”，为六角密檐式；另一座位于城址东南约3公里的山坡上，俗称“南塔”，为八角密檐式，塔身嵌有赭色的石质和砖质浮雕，这些浮雕的造型各异，细腻逼真，是目前最珍贵的辽代石刻作品。
除了辽王朝，西拉木伦河还见证了元朝的挣扎与没落。元朝末年，元政权岌岌可危，元顺帝不得不撤出北京，将京城迁往赤峰市达里湖西岸的应昌路，退守漠北，史称“北元”。1604年，北元最后一位大汗林丹汗继承汗位，并在阿鲁科尔沁旗北部营建了都城查干浩特，这是北元最后的都城，也是蒙古人建都和定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皇城。
“查干浩特”为蒙语，意为“白色的城池”，古城利用其周围的棋盘山作为天然屏障，在两座山峰之间的山坳处采用夯筑城墙，形成了易守难攻之势。城分内外两重，呈“回”字形布局，城内的建筑布局主次分明，结构严谨，中央宫殿位于城市的中轴线上，四周环以7座配殿，形成众星拱月式的格局。林丹汗以此地为中心，力图复兴，甚至一段时间还形成了与明朝、后金相抗衡的鼎立局面。到了1634年，林丹汗因病去世，后金的多尔衮随即统军三征，林丹汗的继承人额哲率部投降，蒙古帝国才最终走向了消亡。
岁月更替，朔风依旧，但这座古城内的城墙和宫殿基址并未遭受到严重的破坏，成为内蒙古境内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址。随着考古的深入，人们在外城和内城共发现24块不同形状和规格的柱础石，这些柱础石全部采用白色花岗岩制造，除此之外，人们还在城中发掘出了绿色和黄色的琉璃龙鳞纹残砖、绿釉筒瓦、高足杯、银锭等一批重要文物，足以显示当时的繁荣。
作者：滕利明
来源：《环球人文地理》2017年第0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