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倭患，是当代网络历史研讨的一个热点。自从网络上出现“倭寇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中国人，少数倭人只是中国私商雇佣的打手”的说法之后，很多人往往对明代海禁政策口诛笔伐，认为是明代蛮横、愚蠢的海禁政策，逼迫商人走私，而后又逼迫私商成为倭寇。
▲明代倭寇
鲜有人知的是，清代也有与东南亚国家勾结的南洋海盗，其持续时间之长，影响范围之广，比起明代倭寇有过之而无不及。
▲台湾郑氏实际上经营起来的地域非常狭小，因此实力不足，被康熙帝剿灭
按理，清代自剿灭台湾郑氏之后，不该再有海患。然而海盗之祸，却持续于康熙一朝，未曾中止。《清实录》之中仅仅是官兵或家眷被海盗袭击之事，就不绝于书。清朝与明朝一样奉行海禁政策，故受到暴力打压的走私商人必然选择暴力护商，渐渐变得既商且匪，转为海盗。这是难以避免的事。不过就康熙一朝，海盗规模尚不是很大。
▲加比勒海盗中以郑一嫂为原型创造的形象
直到乾隆年间，因为乾隆的一项举措，才导致之后的乾嘉海防大危机。其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大，实属罕见。明代倭寇突然激烈，，是因为日本战国时代的混战，导致大量浪人出奔，为缺乏战争经验的中国东海海寇提供了职业兵员的补充。而清代海防危机，也与此类似。
▲清越战争以大清王朝的惨败告终
乾隆五十三年，清朝发兵越南，干涉越南内战，折戟而还。安南的阮氏政权因痛恨清廷发兵攻打自己，于是支持本国国民为海盗，骚扰清朝海疆。这些“洋盗”当中，不乏退役的安南水军正规军，与中国南海的土盗结合，形成一股极为强大的力量。当然，这两次海防大危机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明清朝廷非常不理智的一刀切决策。屯门西草湾之战以及宁波争贡的发生，导致封闭保守的嘉靖帝进行了全面海禁。而1757年，乾隆被广州十三行的官商们蒙蔽，改四口通商为一口通商。这两次事件此后不久就发生了全面的海盗大爆发，我们不可认为没有关联。
如同明代有五峰船主汪直一样，清代也有这样一个人物，镇海王蔡牵。此人纵横沧海十五年，转战于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台湾海面，屡挫清朝水师，曾攻打厦门，登岸夺炮13门，并两次进攻台湾，声势比起明朝的汪直有过之而无不及。汪直被史籍评价为【善施与，以故人宗信之】，简单地说就是仗义疏财又不吃窝边草，在岸上有不少眼线。蔡牵也是如此，在福建、广东等地，至今还流传着很多蔡牵行善好施的故事。
无论对于汪直还是蔡牵，都需要分两面辩证看待。革命党反抗满清时，认为蔡牵是反清英雄，这种看法可谓极为偏颇；然而现在某些双重标准人士又认为汪直被明朝的抑商海禁政策所迫，不能通商，不得已为盗，予以同情，并怒斥明朝不肯接受汪直的通商请求，对汪直进行捕杀；然而到蔡牵身上就换了一重标准，攻讦蔡牵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害民蟊贼，这是不对的。
清廷与蔡牵的缠斗，如果详细讲出来，怕是比明代抗倭的故事还要精彩，波澜起伏，异彩纷呈，如果放到《海贼王》里头，无疑可以又改编出好几个非常具有人气的人物。清代水师名将李长庚是蔡牵同乡，也是一生之敌，与蔡牵血战多次，胜多败少，然而终究马失前蹄，在广东黑水洋之战中被蔡牵逆风反杀，一炮炸成肉饼。
▲清代水师名将李长庚
之后，嘉庆帝对蔡牵等南洋海盗采取了分化瓦解的措施，一方面加强了广州十三行的通商力度，降低了海贸税率和门槛，对部分意志不坚定的海盗进行招安，一方面调集重兵围剿，并以外交手段使得越南方面放弃对蔡牵等人的支持。终于在嘉庆十四年（1809年），蔡牵被围于浙江鱼山，寡不敌众，沉船自杀。
▲蔡牵死后，各股海盗或灭或降，东南海防危机终告解除。
然而清朝中后期的东南海防危机，也显示出清朝水师的巨大问题。如李长庚奏疏：【蔡逆未能歼擒者，实由兵船不得力，接济未断绝所致。臣所乘之船，较各镇为最大，及逼近牵船，尚低五六尺。曾与三镇总兵原预支养廉，捐造大船十五号，而督臣以造船需数月之久，借帑四五万之多，不肯具奏。且海贼无两年不修之船，亦无一年不坏之杠料。桅柁折则船为虚器，风篷烂则寸步难行。乃逆贼在鹿耳门窜出，仅馀船三十，篷朽硝缺；一回闽地，装篷燂洗，焕然一新，粮药充足，贼何日可灭？】
▲为清王朝的维稳事业费尽心力的嘉庆帝
王宏斌教授认为：清军水师从建军之初到19世纪中叶的200多年中,在技术方面变化不大。限制民船制造规模与技术,不仅阻碍了民船的发展与进步,而且严重影响到舰炮水平的提高。正是由于清廷对于外来入侵的海防危机认识不足,长期坚持以内盗为主要防范对象,导致海防失策,缺乏应变能力。清朝封建统治者持垄断严控武器的发展战略以及思想上的夜郎自大、固步自封,拒绝新鲜事物输入的惯性影响着制炮技术的发展。
当然，客观地说，明清火炮基本上是由国家严密控制的非流通物资。中国火器垄断政策从明代洪武年间就已开始,火器研制由国家统一严密监视,从火药配方到火器的制造技术和工艺流程,一概藏于密室。对于海船研究发展的限制，从明代就已经开始，但清代由于是异族坐天下，不信任汉人，防控尤烈，昧于接受外界技术成果，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