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海禁，是关于明清时代海上贸易绕不开的话题。甚至还有很多人认为是海禁导致了倭寇的出现。但海禁真的是简单的禁止海上贸易吗？谁在禁止海上贸易？又是谁在海禁里获利呢？
古代的海贸，参与的商民可以分为三种，小商民，中等商民，有官方背景的巨商。而在中国古代农业社会重农抑商的背景下，新产生的巨商也往往会寻求官方背景，他们有的被拒绝并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比如嘉靖朝的汪直、徐海、麻叶、陈东等人，有的则因为为朝廷做出一定贡献或其他的原因而得到许可，比如郑芝龙，但得到官方最高许可是非常困难的，绝大部分的巨商寻求的是与地方官僚势力勾结，官商互利。
▲大清官海瑞一生无子，其养子养孙却凭借海瑞的影响力成为巨富，海述祖更是有杀人越货嫌疑
如海瑞的养孙海述祖，其父海中适凭借海瑞侄女婿，历任贵州乡试、兵部副使、湖广巡抚、兵部左侍郎等职的高官梁云龙及其家族的庇护，就成为了海南的海贸巨富。到了海述祖一代更上一层楼，富可敌国，据说海述祖曾经将38名上其大船的走私商人杀死在海上，夺取其货物资财，然后谎报说【狂风败舟,幸凭擎天柱，遇救得免】。①明代的海禁政策，一直为无力买舟出海的小商民留下了足够的生存空间。即便是海禁最严格的永乐朝，小商民也可以选择参与官营贸易（参见冷兵器研究所之前的文章《为何永乐大帝下西洋的同时也搞海禁？关键得看禁的是谁的海上贸易》）。②
▲郑和下西洋收购到的宝货由商民们代为销售，许多百姓因此得以致富
到了正德朝开放异国与明朝的私人贸易，小商民更是可以在外国船上门交易时，与其进行贸易。而这种贸易形式容易管理，在洋人为大清管理海关用火轮船打击走私之前，一直是唐宋元明清各朝贸易收入绝大部分的来源。但是中等商民在明朝生活似乎不如在大清。明朝限制商民出海，后来隆庆开海，亦不过开月港，每年发放船引88引，后来增加到110引，至于广州等其他港口是否允许商民出海，因为史料缺乏，至今还颇有争议。
▲开放后的月港景象，隆庆帝虽然开海，对于发放船引还是有些扭扭捏捏
当然，110引船引实际上不少。按清代大臣阿里衮的奏折，广州海关每年交税给清廷的船只，在乾隆十七年仅有20——30艘！③由于广州商船稀少，到了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为了满足广州十三行商人的利益，关闭了闽海关、浙海关、江海关，改四口通商为一口通商。
▲清代粤海关
按照《康熙朝实录》中的记录，康熙时代苏州船厂每年造船出海贸易数量就号称多达千余艘，与上面的数据对比，事实证明，即便不限制，出海商民愿意纳税的也是少之又少，绝大部分选择走私。④这也是为什么重商的宋元仍然收不到多少商税的缘故，譬如南宋每年海贸收入最多时也只有数百万贯铜钱。而罗伯特·赫德打理大清海关用火轮船抓走私之后一年能收上2000万两更说明了这点。
▲清末由洋人罗伯特·赫德打理海关使得关税收入暴增
但是比起清代对于商民出海，除了年限之外不做限制（限制年限是因为大清很畏惧汉人在南洋建立势力，深恶痛绝，见到汉人势力扩张就恨得牙痒痒），大明这110船引好像还是少了点，之前更是连110船引都没有，为什么会这样呢？如果我们再联系嘉靖朝朱纨严厉打击走私，被浙江福建士绅发动在中枢的势力攻讦，被迫自杀，我们就能发现，闽浙士绅似乎并不愿意开海。⑤
▲闽浙士大夫一方面反对开海，另一方面又把严格执行海禁的封疆大吏朱纨迫害而死
在海禁的前提下，有官僚支持的走私商人没有被朝廷打击的风险（除非碰上朱纨这种愣头青），而没有官面背景的走私商人有这个风险（虽然很小，明代海禁绝大部分时候执行上很宽松），这样的情况，对于缺乏背景的中等商民是不利的。一旦开海，中等商民就能和官商勾结的巨商进行相对公平的竞争了。闽浙地区以富庶著称，在宋元两朝，其富民长期逃避税役，勾结官僚，使得国库空虚。明初开国，朱元璋曾经对闽浙地区的富民进行打击，但治标不治本，其地的士绅势力很快又崛起，影响朝堂。
所以明朝开海进程的缓慢，以及隆庆开海的有限性，与这些闽浙富民的操纵，当然是分不开的。清朝不是很给闽浙富民面子，是否证明大清能够更好地打击豪强，保护平民利益呢？并不是如此。清朝土地兼并历朝历代第一，而晋商也在清朝过得犹为滋润。何炳棣更是在《明清社会史论序》中指出清代平民向上流动机会远不如明朝。⑥
▲美国清史权威何炳棣先生
可见闽浙士绅在清朝影响力下降，乾隆皇帝宁愿给广东士绅面子，改四口通商为一口通商，这与打击豪强什么的没有半点关系。由于闽浙是清军南下中所经过的最富庶地区，而开国时清军基本上是没有军饷的，军纪极劣，在闽浙地区进行了极为残酷的大屠杀。康熙朝为了对抗明郑，又实施了迁界禁海，造成巨大的破坏。⑦这些活动，造成了民间对于清廷的仇恨。所以后来，清廷对闽浙地区的士绅并不信任也是情理之中。那么广东士绅取得清廷信任，是否就证明广东人在明末不如闽浙士绅有骨气，抵抗少呢？
▲清代平南王尚可喜，以血洗广州著名
不然，广东民风彪悍，在明末表现得尤其有骨气，李定国与清廷便多次拉锯于广东。于是在明末清初遭到的破坏，更加惊人，如尚可喜屠广州，据说一次就屠杀了八十万人。但是因此，广东士绅在明末清初几乎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新产生的士绅阶层，许多都是尚氏集团的残余，是由尚可喜集团及清廷扶持起来的。这无疑也是广州十三行能够得到清廷信任的理由。
▲尚可喜家族在广州的影响力一直持续到今天，不断举行纪念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明朝限制商民出海，是损害了中等商民的利益。而广东十三行的存在，证明在清代，官商勾结的巨商已经不满足于和中等商民争利，他们更是将手伸向了陆上与外国商船的贸易，通过寻求代理官营形成垄断，使得无力出海的小商民之生计，也遭到了致命的打击，这个情况在乾隆改四口通商为一口通商之后更加明显。⑧
▲清代广州十三行洋馆景象
有些人认为明代汪直、徐海等人是有追求的海商，而指清代蔡牵、张保仔等人为穷凶极恶的海盗，这种看法是偏颇的。为什么清代海盗中出身底层者多，实是因为乾隆改四口通商为一口通商之后，底层商民无力从各地转运货物到广州港与外国人贸易，无以为生，不得不出海为盗。则我们可以看到，至少在底层商民的保护方面，明代是比清代好得多的。
①钮琇《虞初新志》：海忠介公之孙述祖，倜傥负奇气，适逢中原多故，遂不屑事举子业，慨焉有乘桴之想。斥其千金家产，治一大舶，其舶首尾长二十八丈，以象宿；房分六十四口，以象卦；篷张二十四叶，以象气；桅高二十五丈，曰擎天柱，上为二斗，以象日月。治之三年乃成，自谓独出奇制，以此乘长风破万里浪，无难也。濒海贾客三十八人，赁其舟，载货互市海外诸国，以述祖主之……家人蚤闻覆溺之信，设主发丧，乍见述祖，惊喜逾望。述祖亦不言所以，但云狂风败舟，幸凭“擎天柱”遇救得免。次年入广州，出囊中珠，鬻于番贾，获赀无算，买田终老。康熙丙子，粤僧方趾麟亲访述祖，具得其详。时述祖年已九十六，貌如五十岁人。
②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又自永乐改元，谴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毕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库市。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
③《乾隆十七年（1752年）三月一日阿里衮奏折》：粤海一关，内河外海，口岸繁多，商舶番船，货物纷杂……海关税银，全赖洋船出入，历年多寡不一。大概每年内地商船出入海口者，约自二十余只至三十余只不等，外夷洋船，约自十余只至二十余只不等
④《康熙朝实录》：朕南巡过苏州时见船厂问及，咸云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至千余、回来者不过十之五六。其余悉卖在海外赍银而归。官造海船数十只、尚需数万金、民间造船、何如许之多……二十六日，命出海船只不许多带口粮，于海坛截留出南洋船只。并谕：“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康熙）逆料之言。”
⑤《明史·朱纨传》：闽人资衣食于海，骤失重利，虽士大夫家亦不便也，欲沮坏之……具状闻，语复侵诸势家。御史陈九德遂劾纨擅杀。落纨职，命兵科都给事杜汝祯按问。纨闻之，慷慨流涕曰：“吾贫且病，又负气，不任对簿。纵天子不欲死我，闽、浙人必杀我。吾死，自决之，不须人也。”制圹志，作绝命词，仰药死。
⑥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序》：分析结果以平均数而言，明代平民出身进士约占总数50％清代则减至37.2％；而父祖三代有生员以上功名者，则由明代的50％升至清代的62.8％；可见平民向上流动机会渐减清代，尤其清代后期，大行捐纳制度，富与贵密结合，影响力量趋强；遂使平民向上流动机会大减。
⑦《靖海纪事》，陈迁鹤所作《叙》：勒期仅三日，远者未及知，近者知而未信。逾二日，逐骑即至，一时跄踉，富人尽弃其赀，贫人夫荷釜，妻襁儿，携斗米，挟束稿，望门依栖。起江浙，抵闽粤，数千里沃壤捐作蓬蒿，土著尽流移
⑧叶显恩《世界商业扩张时代的广州贸易》：广州贸易的繁荣，是以牺牲沿海各港口的贸易作为代价取得的。我们不能以此推论当时整个中国外贸的发展程度。中国各地的产品不能就近运往便捷的港口，而必须远途跋涉运来广州，增加了商品的运输费用。从全局看，显然有损于中国经济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