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杰伦爱喝奶茶,几乎路人皆知。前不久,他终于告诉大家为什么:要将自己喝胖,不然怕歌迷认不出自己。这当然是玩笑话。但是奶茶好喝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甜,而糖吃多了,会发胖。甜,我所欲也,瘦,亦我所欲也,世间安得双全法呢?
——其实还是有的,甜味剂便结合了鱼与熊掌, 甜度高又低热。
糖(图片来源:cup.com)
意外发现
时光倒退回1878年,一个叫做康斯坦丁·法勒伯格(Constantin Fahlberg)的人,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应聘,结识了实验室负责人,雷姆森(Ira Remsen)。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图片来源:wikipedia.org)
那一年,法勒伯格28岁,雷姆森32岁。他们年龄相仿、专业相近,都曾就读于德国大学,很快便成为了朋友。硬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法勒伯格一直对糖十分感兴趣,做了大量相关研究,而雷姆森,更在意纯粹的化学,无意涉足应用领域。
在雷姆森的领导下,法勒伯格开始研究煤焦油的提取物。
那是6月的一天,法勒伯格照旧工作到很晚。他拖着疲惫之躯,返回家中,让管家为自己准备饭菜。
科学家的生活大抵是清贫的,所谓饭菜,饭多而菜少。但是当把面包放进嘴里的时候,法勒伯格意外地发现,“今天的面包特别甜”。
法勒伯格(图片来源:chemistryviews.org)
按照常理推论,“特别甜”自然是因为糖放多了,于是,法勒伯格叫来管家询问。询问很快变成了争论,而在争论中,法勒伯格发现,自己根本不是管家的对手。不过,这也让他相信,不是管家的错——她没有额外放糖。
那么,甜味是哪里来的呢?
通力合作
法勒伯格用水冲洗自己的嘴,接着用餐巾纸擦拭自己的胡子,惊讶地发现,连餐巾纸都变甜了。他决定喝杯水稳一稳心神,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连水也出了问题:本该没有味道的水,尝起来竟像是糖浆。
法勒伯格怔怔地看着水杯,回忆自己喝水的动作。他先是端起水杯,然后把水杯贴近嘴唇——会不会是自己的手指出问题了?
几乎是下意识地,法勒伯格尝了一下自己的手指。
“甜!”
兴之所至,他又尝了另一只手、乃至双臂,愕然发现,自己变甜了。
糖精的发现(图片来源:aldizkaria.elhuyar.eus)
法勒伯格的生活,基本是两点一线,从家到实验室,再从实验室到家。“自己变甜了”的唯一解释是,不小心在实验室内接触到了某种甜味物质。
兴奋之余,他顾不上吃饭,连夜跑回实验室,抓起实验台上的器皿就开始舔。也是命运眷顾,煤焦油的提取物中,没有什么具有腐蚀性或者剧毒的物质。尝了一圈之后,他发现了一种甜度极高的溶液。
随后几年里,法勒伯格与雷姆森改变方向,开始研究这种溶液,终于找到了甜味的来源——邻苯甲酰磺酰亚胺。法勒伯格是发现者自然拥有命名权,于是,他将拉丁文saccharum(糖)稍作变化,给了它一个响亮的名字——saccharin,即我们熟知的糖精。
糖精(图片来源:pubchem)
分道扬镳
故事倘若到此结束,自然是科学史上的一段佳话。法勒伯格的细心,拉开了糖精发现的序幕;而雷姆森是慷慨的,他毫不藏私,耐心指导法勒伯格,甚至在一篇论文中,放弃了共同作者身份。即使在今天,这样的事也并不多见。
雷姆森(图片来源:chemistryviews.org)
可惜,成功放大了二人之间原本不多的分歧,如前所说,雷姆森在意化学,法勒伯格在意实用。1880年,法勒伯格离开雷姆森的实验室,开始研究推广糖精的办法。
当时的学者们,面临着两个问题。对于农学家来说,甘蔗的单位产量存在一个上限。18世纪,英国人均糖消费是每年2公斤,收支还算平衡;到了19世纪,便达到8公斤,19世纪末,已经超过40公斤。照此下去,哪怕所有农田都改种甘蔗,也有不够吃的一天。而医生们,则不厌其烦地告诉患者,少吃一点糖,那或许是糖尿病的罪魁祸首。
为了能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法勒伯格一方面找到自己的叔叔,商讨投资、建厂等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没有停止实验。他独立进行了大量研究,优化糖精的合成路线、探查糖精的代谢曲线——他找来一些小动物,喂它们服用糖精,接着,收集尿液,分析尿液的成分。结果显示,糖精几乎不会被机体吸收,吃多少、排多少。
一种甜度高、吸收率低(不会影响代谢、引起糖尿病)的物质,拥有着广阔的商业前景。大约是因为“钱途”诱人,法勒伯格干了一件非常不地道的事:他撇下雷姆森,以自己的名义,在德国、法国、美国申请糖精专利。
雷姆森对此既震惊又愤怒。他不在意利益,相信法勒伯格也知道这一点,然而,法勒伯格却毫不犹豫地将发现糖精的功劳据为己有。“法勒伯格是个无赖,不要把我的名字和他的名字放在一起,那会令我作呕。”一直到很多年后,雷姆森都没办法释怀。
商业帝国
无论如何,法勒伯格的工厂还是建立了。
法勒伯格的工厂(图片来源:chemistryviews.org)
深谙商业运作的法勒伯格,先是在国际博览会上,向大众展示易于保存、甜度极高的糖精,接着,走起了上层路线。当时,糖尿病已经被人们熟知。糖尿病以二型居多,而二型糖尿病属于“富贵病”。美国总统罗斯福便收到了“糖禁令”,他的医生警告他,为了健康着想,最好严格限制糖类的摄入。
还有什么比几乎不会被吸收的糖精,更适合这些达官贵人的呢?
短短几年内,法勒伯格便不得不扩建工厂,以便扩大生产,满足人民群众对糖精的喜爱。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糖作为重要的战略物资受到管制;糖精的狂潮更是席卷世界。
德国的糖精年消费量(图片来源:chemistryviews.org)
钱赚得多了,敌人也多起来。糖精的合成,不算特别难,国内的同行们,很快想到了绕过专利的方法;法国等政府,则更加干脆,禁止销售糖精,工业或医学用途除外。
甘蔗和甜菜,都需要种、需要管理、按期收割;糖精却可以工业化合成,基本被德国人垄断,甜度又偏偏是蔗糖的几百倍。各国政府担心,一旦允许糖精自由贸易,将会对自家的种植业和制糖业造成毁灭性打击。
人民群众需要糖精,医生们需要糖精,大洋彼岸的一家饮料公司,可口可乐,更是需要甜味剂,多多益善。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家名为“孟山都”的公司干脆冒险绕开专利,直接生产糖精。
后话
上个世纪70年代,有学者发现,用糖精喂养小鼠,可以诱发膀胱癌。幸而,进一步研究显示,这种变化跟小鼠的代谢有关,是小鼠独有的。截至目前,主流意见是,糖精对人体无害。
一百多年,弹指一瞬。如今,糖尿病早已不是达官贵人的专享,新的甜味剂层出不穷,人们已经不怎么直接购买甜味剂了,但它们无处不在,面包里有,饮料里有,小零食里也有。
唯一不变的,大约是甜味物质的地位。它们仍然是实验室内的常客,仍然隐蔽而深远地影响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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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言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