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外贸预判人民币需求水平
年初以来，我国人民币双边走势较为明朗，但趋势性前景存有不确定，且市场争论凸显。尤其是人民币在受制美元因素变化很小的前提下，美元基本稳定和窄幅调节中，人民币走势如何评估，对当前汇率政策指引、人民币市场调节、外贸企业的实际需求，都十分紧迫，也相当难料。
从外贸数据比较思考汇率水平选择
今年以来，我国外贸形势较为严峻，外贸企业受到一定的影响。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9年2月出口同比（按人民币计）-16.6%，预期7.1%，前值13.9%;2月进口同比（按人民币计）-0.3%，预期6%，前值2.9%;2月贸易顺差344.6亿元人民币，收窄84%，预期顺差2523亿元人民币，前值顺差2711.6亿元人民币。
2019年前两个月我国外贸进出口小幅增长0.7%，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54万亿元人民币，比2018年同期增长0.7%;其中出口2.42万亿元，增长0.1%;进口2.12万亿元，增长1.5%;贸易顺差3086.8亿元，收窄8.7%;按美元计价贸易顺差437亿美元，收窄13.6%。
2018年2月，我国进出口总值2万亿元，比2017年同期增长17.2%;其中出口1.11万亿元，增长36.2%;进口8881.6亿元，微降0.2%;贸易顺差2248.9亿元，2017年同期为逆差730亿元。
从我国2018年2月与2019年2月出口反比落差值看，我国外贸呈现走低态势。同期，人民币区间分别位于6.26～6.34元、6.71～6.74元，人民币由升值到贬值趋势清晰可见。
值得注意的是，人民币升贬值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外贸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了货币原理与实体经济的关系逻辑，人民币贬值似乎未能促进外贸发展。探讨其中原因，或与预期准备不足、预判比较偏重短期情绪化有关，判断不准、汇率准备不足是应对问题的主要矛盾与压力。
外贸为主的时代依然不过时
笔者认为，部分外贸企业放弃主业和产业的重点、焦点，很大程度上源于国际经贸关系紧张与敏感的恐慌心理。外贸环境面临愈加激烈和严峻的政治因素、国际竞争，使得本土化偏重的外贸企业越来越难以应对。
今年以来，外部环境存在不确定性，加之国内产业结构性调整，对外贸形势产生的影响较大。
此外，2018年第一季度和2019年至今人民币升值态势下，部分外贸企业受到一定的损失，对汇率无准备的外贸企业受到市场偏激情绪等影响，加紧了结订单和业务，减少外贸业务，进而形成恶性循环，这或是我国外贸形势严峻的原因所在。
汇率趋势性变化，以及升值不利、贬值被动的局面值得重视。
有舆论认为，汇率对外贸不是根本问题，货币升值对外贸影响有限。
纵观上述数据与现实，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汇率本身的方向若不是为了保护外贸，意义又何在？保护股市和房产市场所为论证是否妥当？
一个国家经济循环中，外贸为主的时代依然不过时。出口、投资、消费，是经济周期和循环路径的节奏与顺序，不宜随意发挥。实体经济没有收益率，必然导致实体经济信心、心气不足，经济压力来自实体经济受困、受阻、损失凸显。分析角度应以维护外贸实业发展为主，并非简单的价格、指标。
从外部环境焦点论证汇率博弈对策
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连续表态抵制强势美元。他特别强调：“我也想要强势美元，但我想要的是对我们国家有利的强势美元，而不是过于强势以至于妨碍我们与其他国家进行交易的美元。”
回想美国历届总统，几乎都反对强势美元政策。美国需要的是强势美元势力，即市场份额，并不希望美元走势走强。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作为有经验、新经济、现代市场的美元，为何不希望美元升值。
通过美国商务部的数据，不难发现其原因与背景。
尽管特朗普一直在努力削减贸易逆差，但2018年12月，美国贸易逆差依然激增至598亿美元，超出市场预期。2018年全年，美国与其全球伙伴之间的贸易逆差为6210亿美元，这是2008年以来最高。此前，市场预计美国2018年12月贸易逆差将为573亿美元，高于11月的503亿美元。
美国贸易逆差扩大主要是进口增长2.1%，至2649亿美元;而出口下降1.9%，至2051亿美元。
在贸易谈判中，美国的对策值得关注，其中与美元汇率的关联是重点。特朗普强烈抵制强势美元为美国经济减压、保证经济的可持续性，是明确而精准的。贸易逆差虽然对美国不是利润损失，但毕竟结构扭曲将可能破坏政策趋势与执行。美元难以贬值，与整个大环境和错配指数有关联。
主要发达国家大都抵制自己的货币升值，其中英镑、欧元、澳元、加元、瑞士法郎等十分明朗。
如英国面对脱欧，2017年评估时英国的严重经常账赤字导致英镑在G10货币中高估程度最高。以经常账测算，英镑在贸易加权指数高估19%。瑞士央行行长2017年也曾表示，瑞士法郎仍然“被严重高估”。
发达国家货币资质优质，自由化资质是重要基础;发达国家经济实力和周期与我们有差异，体现在人均收入与产业竞争力;发达国家市场化经验与能力较高，货币经济学基本原理的主观见地明确，市场经济机制、形态、结构清晰健全。我们借鉴其货币取向的经验十分有必要。
从综合因素考量预测汇率趋势前景
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品质升级、技术强化正处于关键期，汇率的保护和稳定、调整与促进、控制与节奏显得更为重要。
纵观2015年至今汇率的变化，我国自主主见逐渐成熟，人民币双边走势基调十分有效，汇率水平变化顺应外部主导趋势，适应我国实际需求，机制方法改革和稳定心理政策的选择较为贴切和稳定。
然而，到目前为止，我国经济实际需求与汇率水平选择则缺少数据支持（利润效应、产业保护以及企业利润的支持），进而导致市场一些比较突出的表现：人民币升值兴奋偏多，金融投资投机较强;人民贬值恐慌较大，舆论导向偏激，利益短期化突出。加之外部环境不确定性较大，竞争性态势落差严重，货币诉求主观与客观脱节，甚至背离，加剧货币方向与趋势判断的短期化、偏激性、超預期，人民币与美元顺从、背离已经呈现不同的关联与结果，此时对人民币主观判断的重要意义前所未有。
应该说，从央行行长易纲在全国两会的有关表态看，目前我国货币政策宗旨的调控清晰而明朗，尤其是今年人民币升值的节制力凸显，汇率水平的权衡逐渐成熟、有主见。
回顾我国人民币2016年至今走势规律不难发现，2016年人民币双边走势偏升值、2017年人民币双边走势偏贬值、2018年人民币双边走势偏升值，由此预计2019年人民币双边走势偏贬值。当然，这里的双边中偏向是区间走向，并非整体走势。
加之我国经济转型正在磨合中、产业技术重心正在发力中、企业主业方向正在梳理中、结构调整侧重在重整，人民币走势对经济、信心、改革、开放的安全、稳定、持续十分重要。
因此，笔者建议人民币双边走势偏重贬值有意义、有作用、有结果、有希望。我国毕竟是一个外贸大国，但并未达到外贸强国的地位和水平。因此，以汇率促进外贸资质、品牌、技术、地位的提升，是当前我国脱虚向实、结构性调整、注重质量与技术重心与侧重的必由之路。
当前美元贬值难度很大，但此时的美元贬值对经济利益和对外竞争格外重要，美元如何应对值得关切。其手法老到或超乎预料，其平台多元可用性宽泛，更重要的是其合作同盟配合，市场面临的风险值得重视。
市场变化有特性、周期、技术、氛围、经验、策略等多重考虑，美元路很宽、道很多，经验丰富，霸权特殊，看得清与看不透两面纠结，人民币不要被动随从。未来，有主见和立场是关键，人民币自己的控制力要有底线限度和尺度分寸。
作者：谭雅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