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待价而沽
一面是随着新技术与新行业的兴起，年轻人有了更多元的从业选择；一面是毕业生供应量逐年攀升，初出茅庐的后备军似乎“多到不值钱”。
“如果我们要做外卖业务，让你加入这个团队，你会怎么做？”今日头条面试官把问题抛给周晓强，这个应届生当场懵住了。“那真是一场无比糟糕的面试。”复盘起当天的情形，周晓强惋惜中依然挂着几分自责——即便那可能是个张一鸣都没有好答案的问题。
今日头条最终没有向他抛出橄榄枝。在投出去50多封简历、参加20多场面试之后，这位密歇根大学经济学研究生又相继折戟腾讯产业投资基金、国家开发银行、高瓴资本、华兴资本等机构——简历都没有通过。
应届生求职市场正发生着微妙的变化。2019年夏季，中国将有834万高校毕业生走出校门，这个数字与以色列人口总数相当，并再度刷新中国高校毕业生历史记录：比1年前高出14万，比10年前高出223万，比15年前高出554万。
一部分人选择留在阶梯教室继续读书;一部分人扎进一、二线城市的出租屋与地铁，开始人生的“游牧”阶段;另一部分人则像印第安式回旋镖一般，飞回阔别多年的家乡。和所有世代的年轻人一样，他们手握的最大资本是年轻，未来不再有任何一个时期，可以这样付出试错成本。
对于其中绝大多数人来说，过去十几年里，时间概念就像由学期装成的沙漏，只需每年翻转两次。但是再过3个月，他们将开启另一种计量方式，世界对他们的评判维度，也将变得复杂立体起来。与物理年纪的18岁相比，毕业更像具有实义色彩的成人礼。
现实存在着吊诡的矛盾：一面是随着新技术与新行业的兴起，年轻人有了更多元的从业选择;一面是毕业生供应量逐年攀升，逢经济周期波动，初出茅庐的后备军似乎“多到不值钱”，即使年轻，也没人愿为时代变化无辜买单。
提速时代里，年轻人唯恐掉队落在经验盲区，即便在以往这是再正常不过的情况。
找工作是第一步，毕业生面前是一张没有标记道路的地图。
“没个大厂实习背景简直都没法找工作”
“互联网大厂今年到底有没有缩招应届生不知道，但当时我最大的压力来自同届同学。”宋扬说这番话时，距离自己辗转几个城市参加校招面试已过去了1年的时间。
2018年，宋扬大学毕业，一心想进互联网大公司的他成了“宣讲会候鸟”。互联网公司往往在不同城市开设秋招面试，他选定了几个城市，每个城市攒够几个机会，就赶过去集中面试：在武汉，见识了百度和华为;在北京，尝试了去哪儿网;在广州，宋扬又马不停蹄参加了腾讯、网易、京东和美团的面试，乌泱泱的人群让他感叹“毕业生多到不值钱”。
在美团的群面环节，一桌8人，其中5人有腾讯实习经历;面试腾讯的时候，同场又有一半是海外留学回国的同龄人，“没个大厂的实习背景，简直没法找工作，而且，即便有这样的实习經历，也没过去含金量那么高了”。
在宋扬印象里，前两年，应届生可能只是个有点想法的学生会干部就能进“大厂”，但现在不行了。很多同学大二就开始实习，或者干脆校园创业、开工作室。相应的，学校里各渠道关于实习机会的信息满天飞，应届生获取信息的方式也越来越多元。2018年4月，对外标榜为在校生提供名企内推岗位、行业趋势动态的在线职业教育公司Unicareer宣布完成1.8亿元C轮融资。
提速时代里，年轻人唯恐掉队落在经验盲区，即便在以往这是再正常不过的情况。
一份《阿里巴巴产品经理岗的面试攻略》在应届生里流传，“你觉得90后身上具备什么素质”，攻略里这道题的参考答案是：“首先，具备什么素质因人而异。但大部分90后平均智商偏高，因为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较强;乐天派，有激情，有活力 。”最后还有一句提示：这是一道考情商的题，不要说得太极端就好。
这份面试宝典还包括“井盖为什么是圆的”“校园洗衣O2O能不能做、如何做”“如果要做一个出售大学生时间的东西，能不能做？怎么做”……
在网易工作4年的宗泽最近正在招实习生，没想到今年的简历出奇多，且一半以上出自名校：中国传媒大学新媒体、武汉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中国人民大学农村与区域发展、北京大学戏剧与影视学……
“这些学生根本就不看招的是什么岗，只要有坑就投，我招的只是剪辑短视频的实习生，有些人根本不会，也硬生生地投，而且好多还都是硕士。”宗泽不打算让太多人来面试，怕名校的待不住，“做的工作太低端了，就剪片子，我是真不敢用，但学生们不懂啊。”
宋扬的实习经历并不单薄，大二时他先去了当当网，很快对当时的工作性质产生厌倦，只做了不到两个星期就辞职，去了一家创业公司继续实习。大三时，宋扬通过春招去了腾讯，本想争取留下，没能如愿以偿。
正式毕业后，丰富的实习经历还是给了他加持，最终，应届生、“宣讲会候鸟”宋扬在2018年毕业季走进了北京的美团总部。
2018年下半年，国内上游资本与下游企业双双显露疲态，恰逢这一届毕业生的秋招时间节点。美团、京东、滴滴等大厂人员优化、部分非营利业务关停的消息相继传出;网易、知乎、快手停止社招、缩减校招、裁员的真假消息也杂糅着发酵。
情绪的声波流过媒体和社交平台，在众声喧哗中被放大，“知乎、脉脉上只要有哪家的负面，你都感觉那家公司分分钟要死了。”有年轻人抱怨，本就不乐观的现实里，恐慌被进一步贩卖开来。
入职半年后，2018年圣诞节前一天，上午还在工位上提产品需求的宋扬，突然和同事们一起接到HR通知：下午3点钟开会。进了会议室，摆在前面的是一份解约通知书，原因是“出于战略变化”。“HR让大家在现场签个字，完事。”宋扬没想到，比起半年前风风火火地入职，离开会是这样猝不及防。
部门另两个校招生也被裁了，他们仨陷入了最尴尬的境遇：已经不是应届生，工作经验却只有半年。他们挨个找了几家，要么不招人，要么只招高级别岗位。
在朋友内推帮助下，宋扬终于找到一份新工作，另两人至今待业。2018年，和宋扬同时进入美团该部门的一共有十几个应届生，如今，该部门留给2019届的毕业生名额只剩下三五个。
“耶鲁是什么水平”
周晓强在卧室墙上贴了一张面试日程表，密密麻麻写满了备忘。和许多国内名校经济专业应届生一样，他向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例行投了一圈简历。可到了面试现场，他越看越慌，“竟然遇到了耶鲁、剑桥、牛津这些学校的毕业生”。在他的印象里，往年这些学校的毕业生一般是看不上四大的。
“耶鲁是什么水平？”周晓强用一种不可思议的语气自问自答，“中国人民大学一届有3000左右本科生，毕业出国留学的占30%多，其中能去耶鲁的屈指可数。”在他的记忆里，往年这些人即便回国，也都会选择更好的，如KKR、中金、华平，“今年就业情况这么严峻，估计把他们吓到了，对自己的期望值没敢定高”。
他想了想，又补充一句，“不过即使他们收到offer也不会去，只是当作保底吧。”在周晓强眼里，今年，银行和四大成了校招中受益的企业，收到了史上最好的应届生简历;对应届生来说，僧多粥少的现实更不乐观。
1999年，“为解决经济和就业问题”，中国实行高校扩招;10年后，全球金融风暴，教育部又开始了对高校研究生扩招的比例调节。过去20年，中国高校应届毕业生人数柱状图如舞狮的梅花桩，一路攀升。
绝对概念中，拿到一份薪酬满意的工作也许不算困难;相对意义上，个体总是很难在offer面前自洽。
“现在想想还不如去年这个时候就找工作，去年比现在好太多了。”周晓强回忆，去年校招季，他有三家比较感兴趣的公司，其中两家今年已经不招人了，包括中信建投这样的A级券商。一个同学去年拒了民生银行总行的offer，今年想去，人家却不要了。
过去5年，政策红利与移动互联网的兴起，曾成就创投圈带着泡沫繁荣与裂变。2019年，在政策、资本及技术的周期轮转中，从上游基金募资难，到下游公司上市破发，鲜有角色独善其身。对应届生而言，一切又回到演草纸上的未知数X起点。
最终，履历光鲜的周晓强还是收到了普华永道和中粮的offer，拿到绝大多数应届生艳羡的职业生涯敲门砖。求职难易，在个体身上没有一个简单的尺度。绝对概念中，拿到一份薪酬满意的工作也许不算困难;相对意义上，个体总是很难在offer面前自洽。
智聯招聘校园及国际业务事业部高级总监齐放告诉《财经天下》周刊，今年，“双一流”高校（985、211大学）应届生仍然属于被抢夺的人才，需求远大于供给。目前，今年就业统计数据收集工作还没有结束，但就和学校的交流情况看，很多高校目前已统计出的就业率在40%左右，要低于往年60%左右的同期数据。
齐放强调，并不能据此说明就业情况不好，因为一部分已有意向的学生暂时还没有在网上登记三方签订情况。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本科毕业生中，有考研、出国意向的比例高达80%，相比往年，2019年有更多本科毕业生有意愿继续求学。
据统计，2019年中国学生考研报名人数达290万，同比去年上涨20%，创近10年来最大增幅。中国教育在线发布的《2019年全国研究生招生调查报告》归因于中国面临经济结构转型、消费升级，毕业生对提升自我竞争力的要求越来越高。
“很多事业单位10个招聘名额里只留1个给本科生，《光明日报》这种媒体完全没有留本科生的位置。很多地方现在都指定要研究生学历，否则简历连门槛都够不着。”虽然求职群每天都不断弹出最新招聘信息，上海财经大学大四学生林枫屏蔽了微信群，她不急找工作，决定再考一次。
“现在这些孩子又不缺钱”
专程飞到杭州“霸面”腾讯的伊定西没有收到回复。这个武汉理工大学硕士依然拿到了三份offer，分别来自小米、贝壳找房和深圳的平安保险，考虑到女朋友在深圳，他选择了第三家。
伊定西在研究生阶段选了大热专业：机器学习与自然语言处理，市场上人才供不应求。他的同学也多以互联网头部公司为首选。以BAT和字节跳动为代表的互联网公司照例第一批进驻高校，从去年8月即放出招聘流程，直接跳过宣讲阶段，开始笔试面试，有些动作快的公司10月份就开始发offer。
“比如算法方面的应届生，今年有些公司开出的价位是20K往上，京东、小米相对抠一点，能低个两三千。”在伊定西印象里，这比去年同期的师兄师姐第一年薪水还要高出10%到15%左右。
技术类应届生把腾讯等公司发放的两种offer称作“SP”和“白菜价”，“SP”即special offer，只给能力特别突出的一类学生，除了薪酬高于普通“白菜价”，有时甚至包括期权等激励。通过对学术或既往参与项目的评估，有的企业SP会比白菜价高出一倍。
热门专业逆势抢手不仅表现在就业季，根据伊定西的说法，早在新生入学时就有了苗头。比如，武汉理工大学材料专业不论在基础设施或师资方面都相当不错，每年都以高分标准录取学生。但该专业学生毕业后从事相关工作，工资往往只有四五千元;计算机专业学生一毕业工资就能过万，有些学生受不了这种对比，就转专业学编程。
伊定西读研所在的实验室恰好是学院办公室所在楼层。在他的记忆里，2016年只有几个转专业的学生，等到了2017、2018年，办公室门外的队伍有了几十人，“这还是分批的，没有转成功的学生甚至在外面报班学编程”。
有平台为学生有偿推荐去名企实习机会，或提供相关行业一手资料，中介费并不便宜。不过，即便一份实习机会标价两万元，仍有不少学生掏钱。
2019年本科毕业生大多出生于1996、1997年，硕士毕业生则出生于1995年左右，“比起往届，95后学生在自身技能准备和对外界信息的关注度上下了不少功夫，更有自我意识地做一些事情，比如他们甚至會参加一些培训、模拟面试，这是与以往不同的代际问题。”齐放总结。
西南地区某“211工程”大学的就业指导中心周老师觉得，近两年毕业生的心态和从前不大一样，“慢就业”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如果没遇到合适的，年轻人宁可选择暂时不就业，“如果在家乡找不到一份体面、轻松的工作，家长宁可养着，也不希望他们过得太辛苦”。
也有年轻人就是不想找工作，“不跟我们讲实话，甚至也不跟父母讲实话，就说没找到合适的，我们问什么是合适的呢，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周老师说。
在齐放的观察里，与学生们这些鲜明的自我意识形成对比的是，面临找工作这件事，很多毕业生并不像之前的年轻人那样急迫，不论从准备时间或投入热情度方面，都不如往届高。齐放认为，这与当下出现了许多含义更宽泛的新兴职业有关，学生们毕业后可选择的自由度更大。另外，由于没有太多现实压力，他们在面试时往往表现得也更轻松，“现在这些孩子又不缺钱”。
周晓强即是齐放口中“不缺钱的孩子”之一，他毕业于2018年夏季，由于美国硕士留学生在毕业一年之内都算应届生身份，周晓强并没有马上选定工作，而是先去了一家VC公司实习，观察是否有更契合兴趣的行业。
“你甚至都不用做任何事，就面临着比较”
在毕业季，“比较”是一个高频关键词，来自外界，也来自自身。
首先是下意识地和周围人对比，“你甚至都不用做任何事就面临着比较，同学的就业信息一定会传到你耳朵里，他收到的offer是什么档次一目了然。”周晓强说。2月下旬，他和几个同学在北京国贸CBD聚餐，庆祝一位拿到私募offer，气氛正high，但一抬头，他们瞥到临桌客人的胸牌，上面写着CICC中金（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你就知道这个人年薪可能有80万元吧，我同学税后也就一万元出头。”周晓强生长在中产家庭，仍觉得在那家餐厅吃次饭庆祝实属难得，但隔壁客人可能吃10次都没什么感觉，“说失落感也好，挫败感也好，总之会有一点小冲击”。
转念，他又想，毕竟同学已经找到了工作，比起很多至今没有着落的毕业生，该知足了，那样的offer在更多的同龄人中间已算是优秀。
近两年毕业生的心态和从前不大一样，“慢就业”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林枫就是会羡慕周晓强同学的那种人。她之前对自己第一份工作的期待是月薪1万元，但现在觉得6000元可能更现实。从2015年入学开始，每年班会上，辅导员都会历数上一届毕业生的去向，有人在壳牌做管培生，有人“去一汽大众卖车”，有人去了银行，也有人当了老师。
“我们学院相对弱一些，有其他学院那种厉害的同学，在纠结到底去私募还是券商。”这让林枫羡慕极了，她觉得找不到好工作归根结底还是能力问题，比如，自己在专业课之外辅修了金融统计学，但如果要做券商工作，心里还是会打鼓，“简历可能都不敢投”。
至于周晓强所在的密歇根大学经济专业，这届班上有50多人，其中40%是中国人，这20多人里又有大半在毕业后选择回国。其中，几个本科复旦的同学清一色去了上海复星集团，有人去了苏州元禾控股，有人去了银行，也有人去了四大。
家人希望周晓强能去大国企端“铁饭碗”，但也理解年轻人想做自己更感兴趣的事。作为60末甚至70后家长，他们希望子女不仅身体健康，心理也要健康，所以也会支持孩子们的选择。
“大家发动各种力量找工作，有些是家里给安排的，这种没什么可说的，如果能被安排得这么好，我也想。”话虽如此，家人多在银行系统的周晓强对银行却不感兴趣，即便薪酬待遇相对很可观。他不感兴趣的原因，包括应届管培生要坐两年柜台。
和许多年轻人一样，周晓强将地域作为重要条件之一。至于其他方面，他先将“公司业务是否有发展前景”“与自己所学专业是否契合”放在第一位，然后才是收入，“一开始期待值是第一年年薪20万元吧”，第三位是户口。每个因素都是一块克数不等的砝码，被年轻的心细琢磨，每颗心面临的压力也千差万别，最终，他们或慎重或随意地，将各色砝码摆在未来的秤盘上。
现实比考试分数复杂多了，每个人的选择完全不一样。有人完全不着急，打算先做两年自由职业者，比如B站播主;有人说身边大多数同龄人不想去大城市，觉得太累，也不值得，“挣了点钱全给房东了，到头来还是不能落脚，图什么呢”。
在比较之中，有人选择了家乡。南方一所电子科技大学的就业办老师告诉《财经天下》周刊，这两年来，外出去广东的学生在变少，留在本地就业的人数在增多，现在有些政策能留住年轻人，也有很多家长愿意将孩子留在身边。
刚上大学的时候，18岁的周晓强有一种“哇自己终于长大了”的感觉。但直到最近半年找工作的过程中，他才真正意识到需要养活自己，真正的心态变化从这一刻才开始。大学期间，他曾有过几段实习经历。有一次，这个喜欢鞋子的年轻人一天花掉了两个月的全部实习工资，一口气买了五六双，“想着实习这么憋屈，这么辛苦，要给自己做些补偿”。
那会儿，家里每个月都给他生活费，实习赚的每一分钱都算额外收获。现在，周晓强开始有了危机感，“如果我自己赚工资了，一定不能这么乱买。”他不打算再一口气买五六双鞋了，“你是年轻人，你不累谁累”。
这世界变化快，在一头刚扎进世界的年轻人眼里，一些变化令人哭笑不得。伊定西觉得，传统行业里加入互联网思维好理解，比如家电连网，但即使身为年轻人，他也不清楚为什么有些卖大米的非要加进区块链。
关注互联网公司的伊定西们还会看到另一则新闻，BAT等大厂正在着力年轻化，裁撤中层干部，以给年轻人腾位置，对他们而言，这多少算是一个好消息。未知的命运秤盘摇晃于纷繁芜杂的外部世界，互联网放大了每一丝风声，每阵毕业季风吹过，有关砝码轻重的考虑又多了几重。
（应受访者要求，周晓强、宋扬、宗泽、林枫、伊定西均为化名）
作者：王先
来源：《财经天下周刊》2019年第0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