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验神话:意象与审美
神话是什么?比起十九世纪以来西方神话学者“神话是科学过时的对应物”“神话是一种原型”或“神话是一种叙事、一个故事”之类的界说,我更愿意说,神话是“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是鲁迅在《阿长与(山海经)》中念念不忘的“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三脚的鸟,生着翅膀的人,没有头而以两乳当作眼睛的怪物”。
前者是作为概念的神话,后者是作为现象的神话,无高下优劣可言。只是西方神话研究起步较早,中国神话研究首先对其借鉴、受其影响,至今仍受其困扰。西方现代神话理论与其诞生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十九、二十世纪是西方科学技术大发展的时期,也是社会剧烈动荡的时期,工业革命使科学成为时代背景,神话被认为是前科学的、非理性的,神话研究围绕其与科学的关系而展开;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创伤,战后的恢复重建带来了人文学科的飞速发展,神话研究摆脱了十九世纪神话研究的桎梏,发展出新的神话理论,认为神话是集体无意识的“原型”,独立自足,在人类意识中占据一席之地。
这些理论被迅速应用到文学批评、社会研究等领域,坎贝尔等神话学家的理论更启发了诸如艾略特《荒原》、好莱坞超级英雄电影等文化艺术产品——神话被看作人类的精神家园和艺术的源泉。然而,二十世纪末以来的中国神话学者在对上述神话理论进行回顾、总结时,因为切入点和角度的不同,导致不同的学者和著作之间几乎无法对话。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神话研究虽可借鉴西方神话理论,但落脚点只能是中国实际;只有根植于中国文化语境,才能避免以西律中的情况。我们思考中国神话的方式,亦应从“神话是什么”转向“中国神话是什么”。
落实到中国神话研究上,我们如何回答“神话是什么”?袁珂的“广义神话论”有很大参考价值,但要确定什么是中国神话,还是要从中西方神话的区别说起。美国汉学家浦安迪《中国叙事学》一书明确指出:“中西神话一大重要分水岭在于希腊神话可归入‘叙述性’的原型,而中国神话则属于‘非叙述性’的原型。前者以时间性为架构的原则,后者以空间化为经营的中心,旨趣有很大的不同。”
所谓中国神话的“非叙述性”“空间化经营”,就是指中国神话的呈现方式有自己的特点,这个特点就是其片段化、意象化的存在方式。因此,以意象性为特征的中国神话,与以叙事性为特征的西方神话,不能用同一种神话理论进行研究。对于中国神话的这一特点和独特性,王怀义所著《中国史前神话意象》一书亦指出“片段性、非情节性和非系统性,正是中国神话的典型特征”。这都说明研究中国神话须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进行,脱离中国文化语境的研究都是在外围徘徊,时刻有误入歧途的危险。由此引申出的另一个问题是,神话须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确定自己的位置。那么,中国神话在中国文化中处于何种位置?发挥何种作用?回顾近现代以来中国神话研究的历史,可以发现,中国神话在中国文化中处于母体地位,具有基始性的价值,在各种艺术形式中均可看到它的身影。
“神话是什么”的问题的重要性,換一种表述即为“在神话研究中,什么是重要的”。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王怀义给出的答案很简洁:意象。“意象性”是中国神话区别于西方神话的特征,也是中国神话的本质特征,把握住中国神话的意象性特点,可以回答很多人们面对中国神话时的疑惑。例如,中国神话常被人诟病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实际上,片段性、零散性正是中国神话的特征,也是其古老、质朴、保持原貌的明证;在中国神话中,叙事占次要地位,占主要地位的是神话意象。
神话意象之所以如此重要,在于它蕴含着深刻、多样的审美价值,反映了我们民族的审美心理和情感需求。随着历史的发展,原始时代的神话融入历代艺术和审美观念中,塑造了我们民族的审美意识。王怀义将研究时段追溯至史前时代,在中国神话产生的原初语境中探讨其本质和特点。全书围绕史前神话意象性这个突出特点,对中国神话特殊的表述方式、构象方式、衍聚规律以及传承方式进行考察,并以凤凰之鸣、原始洞穴意象、老子其人其书三个个案分析,分别说明史前神话意象的多样功能、演变轨迹和衍生过程,认为逐渐摆脱宗教、政治和伦理束缚而成为文学艺术的表现对象并为文学艺术创造提供基本素材,是神话意象发展演变的基本趋势。
中国神话通过意象彰显自己,也通过意象传承不息。意象是中国神话的体现形式,又在历史长河中不断以各种方式被吸收、被改造、被转换。神话就像一位蒙着面纱的美人,神话意象凝聚着她的美。因此,神话需要我们以一己之心、之情去体验它、感悟它,而不是分析它、认识它。“体验神话”是由神话意象的审美属性所决定的。而本质主义神话观在预先设定的知识框架中对神话材料进行有目的的筛选,用归纳的方法得到关于神话本质的结论。王怀义在对神话意象审美属性分析的基础上,主张体验论神话观,倡导建立神话现象学,对神话研究的方法提出了新的看法。
这一研究方法的提出,也是对神话研究历史的反思。将神话看作“外在于主体的无关对象”,是十九世纪以来西方神话学者的典型观点,弗洛伊德、弗雷泽、哈里森、早期荣格等都有此主张。他们通过对神话材料的整合、分析、阐释,试图揭示神话的本质和意义,于是神话成为预设的“本质”或“意义”的证明物。这种思路和方法切断了神话与人类主体精神的联系,随即被二十世纪的神话学者所摈弃。实际上,作者将神话看作“至今仍与我们息息相通的心理文化结构和情感需求的结晶”的观点,接续了伊利亚德、坎贝尔等人的观点,指出了神话对于当下现实的重要性。伊利亚德等人虽然打破了十九世纪弗洛伊德等人将神话看作“他物”的研究思路与框架,但是在神话与当下的关系中,两人的处理稍显牵强。伊利亚德认为,神话产生于神圣时代,我们处在世俗世界,神圣通过“显圣物”在世俗世界显示自己。伊利亚德对“显圣物”的界定和分类一直招致诟病,他将外在于人类主体的显圣物作为神话与当下的连接点,也是有问题的。坎贝尔在《千面英雄》等著作中将神话中的英雄成长经历模式化,认为人与神性英雄在成长过程方面有相似、相通之处。虽然坎贝尔的观点启发了大量流行文化和艺术作品的产生,但这种模式如何处理个人与民族的关系,以及它对个体存在有何意义?而将文化心理结构和情感需求作为神话与当下现实的联结点,在一定程度上逼退了历时性的时空差距,“神话”本质上是“人话”,神与人面临的共同问题就在于情感需求的实现。
受西方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洗礼的现代人,习惯于言必讲概念、重逻辑,却忽视了我们身为人类的独特性,当感性成了与理性对立之下的牺牲品时,我们就跟随标榜理性的科技一路狂奔,但只需稍稍停顿,就会感受到内心无以缓解的焦虑。理性与感性是人生存中两种必不可少的能力,二者之间不是截然对立、此消彼长,它们共同促成人的完满存在。通过意象体验神话,就是搁置一切预设,转向神话本身,而非用神话的本质、内涵、功能等取代神话。今天我们走进神话,不是靠概念分析、逻辑推理,而应排除预设,对神话所呈现的生活世界进行体验式理解,正像作者所指出的:“神话的真正魅力,即在于接受者在与神话进行交流时所产生的独一无二的精神氛围。”
(《中国史前神话意象》,王怀义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〇一八年版)
作者:陈娟
来源:《读书》2019年第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