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古与维新：古音研究三百年
中国传统音韵学有古音学（先秦韵文和谐声字）、今音学（《切韵》）、等韵学（唐宋韵图）、北音学（《中原音韵》）四个门类。要从时代来分，就是上古音、中古音、近代音三大分支。统而言之，都属于古音研究的范围。而包括普通话和各大方言在内的现代汉语，其语音面貌不在传统古音的研究视野之内。
说到某门学科的研究传统，不外乎三个层面：观念、材料、方法。古音研究的传统观念是经世致用，传统材料是历代古书，传统方法是文献考证。一言以蔽之，从读经、解经到明义。《说文》《白虎通》《释名》里的譬况、合音、声训、读若，是为代表。东汉以后的“西域”之学传人，传统被打破了。反切注音、四声的发明、永明“声病说”、近体律诗，无一不受梵文的影响。中唐以降的三十六字母、韵图等记录汉字字音的形式，同样是“肇自西域，远播中土”。
发端于南宋、兴盛在清代的古音学，基本上摆脱了经学的樊篱，而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明代陈第说：“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短短十六字，凿破鸿蒙。一切都在变，语言也不例外，今人读《诗经》，不能因为读起来不押韵而认为古人用韵不严。顾炎武是清代古音学的开山鼻祖，完成了《音论》三卷、《诗本音》十卷、《易音》三卷、《古音表》二卷，而且用“离析唐韵”的方法来分析中古韵类和上古韵部的对应关系，和西方的结构主义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胡适《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一文中说：“科学的方法，说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在应用上，科学的方法只不过‘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在历史上，西洋这三百年的自然科学都是这种方法的成绩;中国这三百年的朴学也都是这种方法的结果。顾炎武、阎若璩的方法，同伽利略、牛顿的方法，是一样的：他们都能把他们的学说建筑在证据之上。”但是，“顾氏、阎氏的材料全是文字的，伽利略一班人的材料全是实物的。……文字的材料是死的，故考证学只能跟着材料走，虽然不能不搜求材料，却不能捏造材料。……纸上的材料只能产生考据的方法;考据的方法只是被动的运动材料。自然科学的材料却可以产生实验的方法;实验便不受现成材料的拘束，可以随意创造平常不可得见的情境，逼拶出新结果来”。胡适在当时鼓吹民主与科学，对清代学术的评价既中肯，也有偏颇。清代朴学的成就绝不仅仅限于《皇清经解》而已。只不过，材料决定方法，清儒所见有限，在方法上不能再突破，势所必然。
十九世纪末以来有“五大发现”：一、殷墟甲骨文字，二、敦煌、塞上及西域简牍，三、敦煌千佛洞的六朝唐人写卷，四、内阁大库的书籍档案，五、中国境内的古外族遗文（详参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这五项新材料，对音韵研究皆有不同程度的贡献。如甲骨文中所见谐声字、西汉简牍所见通假字可用来考证周秦两汉音韵，敦煌所见唐人韵书残卷可用来考订六朝隋唐声韵。清廷内府藏《切韵》，尤其是迄今唯一的全帙宋跋本，丰富了学界对中古韵书的认识。西夏国书、契丹小字、八思巴字等外族古文字古文献，则为宋元辽金时期北方汉语音韵研究提供了标音性的材料。总的来说，以上所列，仍然属于历史文献材料考证的范畴。就研究方法而言，晚清民国至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的音韵学在历史比较、译音对勘、词族比较、语音实验等方面都有可圈点之处。
历史比较语言学于十九世纪中后期在欧洲兴起，是语言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标志;语音演变无一例外是其基本信条。在方法上强调对一组语言进行比较，寻求语音对应规律。法国语言学家梅耶说：“比较研究是语言学家用来建立语言史唯一有效的工具。”在材料上强调现实语言而不是古代文献的重要性，而忽略口语形式。历史比较法在十九世纪的西方成就辉煌，比如著名的儿童文学家格林兄弟提出了印欧语重要的辅音变化规律，我们称它为“格林定律”。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hnard Karlgren）将历史比较法用于汉语中古音韵的研究，著成《中国音韵学研究》，原书为法文版，当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打破了只出专书、不出译著的规矩，由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合译成中文，于一九四〇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甫一问世，便在国际汉学界和国内知识界引起了轰动，亦成为中国现代语言学的标志性著作。高氏占有新材料（现代方言）、懂得新方法（历史比较），其学术影响无疑超越了清代朴学。
被誉为“汉语语言学之父”的赵元任，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开始进行吴语方言的调查研究，并于次年出版《现代吴语的研究》一书。该书列出了三十三个方言点，而高本汉的《音韵》“方言字汇”部分，恰好也是三十三个点（其中包括了日译汉音、朝鲜汉音、安南汉音），这种巧合恐怕是有意为之。非汉语方面，李方桂的侗傣语，王静如的西夏文，闻宥的羌语，张琨的苗瑶语，李霖灿的麽些（纳西）文，马学良、袁家骅和高华年的倮倮（彝）语，罗常培的摆夷语（布依语）等，都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语文方面的杰出研究。其中大部分学者都有中研院史语所的背景，既收集一手材料，又熟习现代学术的技术与方法，筚路蓝缕，均有开创之功。
二十世纪伊始，贝利（H.W.Bailey）、劳费尔（B.Laufer）、沙畹（E.chavannes）、伯希和（Paul Pelliot）、卜弼德（P.A.Boodberg）等西方汉学家都曾撰文讨论过中国古书里诸如“突厥”、“吐谷浑”、“拓跋”（桃花石）、“撑犁”（天）、“丝”等专名的汉文写法，或是它们在外语中的对音问题，其中伯希和贡献尤著。他凭借其对古代西域各种外族遗文的熟稔和深厚广博的语文学知识，在这一领域开疆拓土。正如评论者路易·勒努所说：“如果人们想由此而说伯希和从未描述过一种语言状态，那么他就不是一名真正的语言学家。伯希和非常注重对音问题，他觉得，唯有一种严格的对音體系，尤其是那些专用名词或外来词的汉文对音，才可以使人确定在借鉴方面的词汇衔接之真相，而历史的衔接却要依靠语言的衔接。他在此问题上也成为一代语音学家和语言学家们的首倡者和先驱。”
作为“超级东方学家”，伯希和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对粟特语、突厥语、吐火罗语、怯卢文、回鹘文、梵文、藏文、阿拉伯文等中亚古代语文的考证上，并没有太多顾及古汉语音韵的研究。但也有《论古汉语音韵学》（Sur la phonétique du chinois ancien）等讨论古音的未刊著作。伯希和、马伯乐（Henri Maspero）的杰出工作，对当时正在撰写博士论文的高本汉造成了巨大压力，逼得他拼命加快工作的进度。得知伯希和放弃开设古汉语语音学课程，而且因战争不能担任他的论文答辩主考官后，高本汉为之雀跃不已。
限于域外语文材料所见，国内学者在对音方面的研究就比较零星了。曾在欧洲受过系统学术训练的陈寅恪写过《五胡问题及其他》一文，言及怯卢文Cinstan为“震旦”的对音，又说羯语“万”字读Tman当借自汉语。可见，非了解中文、外语两面者不能为此文。真正有意识运用外语译音来做古音研究的，当属俄国汉学家钢和泰（Alexander von Stael-Holstein）的《音译梵书与中国古音》。钢文指出：“研究各时代的汉字如何读法，有三个重要的材料来源。第一，中国各种方言里与日本安南朝鲜文里汉字读音的比较研究;第二，古字典（《唐韵》之类）里用反切表示汉字的读法，古韵表可以考见韵母的分类;第三，中国字在外国文里的译音，与外国字在中国文里的译音。”这里的第一、第三点，都关乎译音。钢氏利用他收集的法天、梵赞诸僧的梵文密咒（Mantras）的汉字译音，印证了高本汉关于《切韵》的构拟，这一观察角度是前人研究中古音时未曾措意的。因此胡适亲自将其翻译成中文，介绍给国内学界，由此还引起了一番古音大讨论。随后汪荣宝《歌戈鱼虞模古读考》也是广采梵汉对音，兼及《史记》《汉书》至唐宋史籍所见外国专名之译音、日本汉音等，提出：“读歌戈收[a]者，唐宋以上之音，读鱼虞模收[a]者，魏晋以上之音。南山可移，此案必不可改。”王静如、罗常培则在西夏文、汉藏等译音方面成绩斐然。
古汉语中有大量音近义同的词，诸如“解懈”“见现”之类，是为同源词（或称“同族词”）。北宋贾昌朝有感于“先儒之学，传授异同。大抵古字不繁，率多假借，故一字之文、音、诂殊别者众，当为辨析”，作《群经音辨》。虽然该书不是专门探讨汉字音义关联的专著，分类也不尽合理，但在词源学方面有椎轮之功。现代学术史上两位必须提及的词源学大家是中国的杨树达和上文已经说到的高本汉。杨氏曾留学日本，有深厚的旧学根柢，又深受新学影响。杨氏自谓：“我研究文字学的方法，是受了欧洲文字语源学（Etymology）的影响的。”他在文字训诂学方面的研究，充分发挥“因声求义”，由声音的联系推求不同字在词义上的关系，进而建立词族。汉语里声韵上有联系的字，除了同声符的谐声字（“工江”之类），还有假借字（“其箕”之类）、转注字（“考老”之类），而另外一大宗就是同族词了。杨氏在这方面的研究，大都汇于《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积微居小学述林》之中。高本汉于一九二六年完成了汉语中古音领域的名山之作《中国音韵学研究》后，开始向上古音领域进军。其中“Word Familiesin Chinese”（汉语词类）一文原在《远东博物馆集刊》（BMFEA）发表，后由张世禄先生译成中文，一九三七年由商务印书馆刊行。高氏认为：一、上古音的研究是汉藏比较语言学的前期准备工作;二、不能直接将适用于分析型的印欧系语言的历史比较法直接照搬来研究孤立型的汉藏系语言，而应该注重词族，即对音义相通的同源词的搜集、整理。
杨、高二人的研究方法都很科学，但实有不同。杨树达先生在一九五二年八月十二日的日记中，谈及其《述林》一书交当时中国科学院审查后的反馈意见，申明了自己研究语源学的方法，归结起来有五点：第一，受欧洲近现代研究方法之影响;第二，既重《说文》，亦重清代學者的注解;第三，强调广征语料，不排斥现代语言;第四，重视甲金文字;第五，强调形义密合，从浩瀚古书中发现字词的音义联系。高本汉受过西方现代学术的训练，虽然研究范围广涉音韵学、方言学、词典学、文献学、考古学、文学、艺术与宗教等，但其主业无疑是音韵学。高氏的立场是“要研究中国的语源学，势必至于进入印度支那比较语言学的范围”。
从杨树达的日记来看，他与高本汉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时相过从，且互通文字。如：
四月六日。访胡适之，见告瑞典高本汉近著《诗经研究》，论及《老子》，称余《老子古义》之美，容当假与余读之。十一月八日。高本汉寄赠论文二篇：一为《诗经古韵》，即前某君见示者;一为纪念蔡元培作者。（一九三三年）
十一月二十三日。瑞典高本汉寄所著《中国语语族》论文来。十二月三日。高本汉屡赠其著作，以《古声韵讨论集》及《形声字声中有义略证》、《释旒》以下十一篇寄赠答之。（一九三四年）
二月十九日。瑞典高本汉寄所著论文四册来。中有《古铜器所见之殷周》一首，景印鼎彝甚多。（一九三六年）杨、高二人都比较重视对方的研究成果。作为中西方词源学研究的大家，堪称佳话。
国内学界对于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往往叹服其在音韵史文献考证和现代方言历史比较方面的惊人成就，但该书其实还有一卷“现代方言的描写语音学”，高氏指出了一些可以用于语音分析的实验仪器。高氏说：
我现在所想做的是一个打粗样的工作，就是在没有人到过的树林子去做第一次开荒的麻烦工作，这在印欧语言里是已经早有人做过的了。这种工作得要尽量研究很多中国方言的最重要的音韵特质。虽然要把所有实验语言学的方法都应用到那么大的一个范围里去探讨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能做得到的事，但是这种工作至少也必须有个一致的方法，并且，在可能范围之内，还得有一个深切而又不太琐碎的语言学所需要的准确度。
高氏指出了几件重要的事实。第一，印欧语的语音实验已成气候，但汉语及其方言的语音学研究尚待开展;第二，实验语言学研究的最佳状态，不是单个人所能完成的，团队协作或者说借助于其他学科（尤其是自然学科）才是成效最好的状态;第三，汉语方言的实验研究必须依赖全面而深入的田野调查。
刘复（半农）是中国现代语音学的奠基人，由他作词、赵元任谱曲的《叫我如何不想他》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一九二五年刘氏在法国巴黎获得国家文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四声实验录》发明了“乙二声调推断尺”，还对北京、南京、武昌、长沙、成都、福州、广州、潮州、江阴、江山、旌德、腾越（今腾冲）十二处汉语方言的声调做了实验分析。刘氏说：“实验语音学是附属于言语学范围之内的;它研究时所取的材料是语言，它所以要研究的目的是为着语言。但它研究的方法，却已脱离了言语学而与声学、乐音学、算学相关;所以有许多地方，物理、乐理、数理互相结合。”北京大学语音乐律实验室是中国最早的现代语音学研究机构，也是刘氏创立的。一九三四年刘氏不幸病逝，改由罗常培先生继续主持。
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赵元任在欧洲访问了多位语言学家、语音学家和他们的实验室，他也发表过《中国言语字调底实验研究法》（一九二二）、《语音的物理成素》（一九二四）、《中国方言当中爆发音的种类》（一九三五）等重要的文章。赵先生有异常灵敏的耳朵，还具备了现代语音学知识;虽精通数学、物理、哲学和音乐，却以语言学为终身志业。
语言地理学（或者说方言地理学）也是兴起于十九世纪、与历史比较语言学旨趣不同的研究方法，它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语音规则无例外”假设提出了挑战。一八七六年，德国语言学家温克（G.wenker）用三百个词构成的四十个短句的调查表，对莱茵河地区所做的方言调查显示，每个词项的方言形式，并不能整齐划一地表现出地域性差异。如果用方言地图来表示的话，每个词的反映形式所构成的等语线无法重合，这说明“每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语言地理的研究方法证明了语言变化是复杂多样的，语言历史的研究不能仅仅依靠历史比较法，通过密集的布点及调查，从地理分布差异的角度来勾勒语言变化的细节，是语言地理学对普通语言学的重要贡献。
恐怕很少人知道，一代文学大师林语堂，早年曾从事语言学研究，而且还是方言历史地理领域的先驱。林氏曾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英文系读本科，毕业后在北京清华学校教书。在胡适的资助下，他到哈佛大学读比较文学方向的研究生，一年以后拿到了学位，然后辗转到了德国莱比锡大学，师从汉学家孔好古（August conrady），既研究中国音韵学，也学习印欧文法的比较哲学。林氏回国后发表的《汉代方音考》（一九二五）、《前汉方音区域考》（一九二七）、《燕齐鲁卫阳声转变考》（一九三三）、《陈宋淮楚歌寒对转考》（一九三三）等文，对西汉扬雄《方言》等文所见方言的区域分布做了探索。一九二四年一月，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方言调查会成立，林语堂也是其中一员，并大力提倡編制方音地图、研究方言语法、进行扬雄式的方言调查，这些工作显然都与林氏早年的学术取径有关。
一九三九年，年轻的比利时神父贺登崧（Grootaers W. A.）来到中国，学习汉语语言学，后来到山西大同地区传教，同时学习和研究当地的方言。一九四七年与一九四八年的七月至八月，贺氏带领学生做了两次田野调查，第一次调查的地点是山西万全县（包括张家口市、万全县城和九十三个村庄），第二次将调查区域扩大至宣化县。在此之前，贺氏已发表《在中国进行语言地理学研究的必要性》（一九四三）等文，倡导语言地理学研究。可惜的是，贺氏的研究并没有得到学界的关注或响应，语言地理方法在国内可以说是被湮没的。贺氏当时任教于北京辅仁大学，他指导王辅世完成了硕士论文《宣化方言地图》，可是也直到一九九四年才在日本正式出版。
“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后论升降焉。”要是从南宋郑庠算起的话，古音研究的历史已有数百年。如今检点其成绩，我们既折服于清代朴学在材料（如先秦韵文、中古韵书韵图）、方法（如顾炎武的“离析唐韵”）、结论（如钱大昕的“古无轻唇音”）等方面的功力，同时也能体会到西方现代学术对二十世纪上半叶古音研究的有力推动。林语堂在一篇短文《论守古与维新》里说：“知古而不知今，则昏聩老耄，自己不能进德修业，沉湎于古经古史，与时代脱节，而且阻挠时代之迈进。”二十世纪后半期至今，中西学术在交融与碰撞的大背景之中，音韵研究可以进一步拓宽眼界，将现代方言、民族语、出土文献纳入材料范围，同时引入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比如数理统计、定量分析、概率分析、类型比较等，再加上大数据、跨学科的理念，认知科学、心理学、神经生物学与音韵研究的结合已初露端倪，并将大有文章可作。“绿阴不减来时路，添得黄鹂四五声”，我辈仍须努力。
作者：郑伟
来源：《读书》2019年第0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