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字机、女秘书、计算机与思想的生成
当代德国媒介理论家在论证媒介对人类的深刻影响时，经常引用尼采的一句话：“我们的书写工具作用于我们的思想。”（Unser Schreibzeugarbeitet mit an unseren Gedanken.）不难看出，这句话决定论的色彩过于浓重，似乎夸大了媒介对人类思想的影响。那么，作为思想家的尼采为何如此看重媒介的影响？书写工具究竟在何种意义上起到作用？
要回答这个问题，先得从尼采的坏眼神儿说起。根据尼采本人在书信中的描述，他三十五岁左右的时候，已经到了半盲的地步，以至于想要订购一台专门为盲人设计的打字机，帮助他继续写作。为此，他与哥本哈根的打字机制造者汉森（Hansen）先生一直保持着联络。一八八一年，尼采收到了他的第一台打字机。仅仅一年之后，尼采就在信中写道：“我们的书写工具作用于我们的思想。”
我们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尼采在因眼疾不得不放弃写作之际，得以借助打字机重新进行思想的表达，定是十分欣喜的。因此，尼采这句在私人信件中写下的话，恐怕不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假设，更是使用打字机写作后的真实体验：体验到一种新的书写技术会使自己的思想萌发新生。读者也确实能发现，使用打字机后的尼采，无论是在文体风格还是思想表达上，都与之前有明显差异。
当然，小小打字机是否真的改变了大思想家尼采的思想，怕是没人能说得清。不过有一点应当是肯定的，打字机的普及与人类存在方式的改变是同步的。海德格尔在《巴门尼德》（Parmenides）中甚至说：“打字机改变了存在与人之本质的关系。”当我们周遭的机械正常运转的时候，我们可能根本体会不到海德格尔的这个论断;可一旦机器出现问题，我们或多或少会觉察到：我们已经深深地嵌入到有机器参与的生存境域当中。对此，尼采恐怕也是深有体会——他的打字机坏掉了。
如此一来，尼采急需打字机的替代品一个知识水平足以协助他的年轻人。尼采的朋友保尔·李（Paul Rée）便推荐了莎乐美（Salomé）女士，于是有了一段著名的“爱情故事”。媒介史、媒介哲学专家基德勒（F.A.Kittler）在专著《留声机，胶卷，打字机》（Gramophone， Film， Typewriter）中不无嘲讽地评论道：“文学史上最著名的3p（ménage à trois）取代了一个坏掉的打字机。对于心理学家来说，尼采教授、李博士和莎乐美小姐是否、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上床可能是有趣的问题。我们要优先考虑的问题是，尼采时代的年轻女性为什么能取代尼采的打字机乃至尼采本人认为卓尔不群的几个学生？”
对于这个问题，按照社会学的一般说法，是因为虽然新技术为女性创造了更多的工作机会，但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工作类别有着诸多限制。女性必须从事打字员、电报员、女秘书等“技术性工作”，而无法从事所谓的“创造性工作”。也就是说，尼采起用女秘书，并不是尼采自身的癖好，而是恰好赶上了社会转型的风潮——女性大量出现在家庭场所之外并从事工作。总之，在尼采之后的一段时期内，“男作家一女秘书一打字机”构成了一种专门从事思想表达或文学创作的“赛博格”。到这里，我们又遭遇到了开头的问题：书写工具能否作用于我们的思想？
“男作家一女秘书一打字机”这种新的思想表达机制，究竟能不能，或者说在何种意义上构成了对思想的影响？
关于男性作者、打字机和女秘书之间的关系，文学家亨利·詹姆斯的女秘书鲍桑葵（Theodora Bosanquet）在追忆詹姆斯的书——《工作中的詹姆斯》（（Henry James at Work）——中写到，她认为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是使人心神扰乱（alarming）和神魂颠倒（fascinating）的;她并不认为自己只是负责敲打键盘的工具，而是将自己描述为会紧张甚至迷狂的媒介。她好似古代的灵媒，在打字机上施展法力，将口语世界中的声音符号转化为文字世界中的视觉符号。
从思想表达的整个环节上看，无论是替代了打字机的莎乐美，还是在打字机上施展魔法的鲍桑葵，都不仅仅是思想形诸文字时可有可无的环节，她们与打字机一道，都是整条思想生成链上必不可少的关键节点。她们并不是思想的传声筒，而是海德格尔所谓的“中间”物（“intermediate”thing），共同参与到思想之生成这套“思想处理系统”之中。据鲍桑葵记载，詹姆斯在创作时，必须听到她敲打雷明顿打字机键盘的声音，还一度因雷明顿送修换成奥利佛打字机而感到十分不自在。在受到海德格尔很大影响的基德勒看来，由“男作家一女秘书一打字机”构成的新系统，对被手写系统垄断千年之久的西方思想界来说，无疑具有颠覆性的影响。
自古希腊以来，手写一直是最强大的、终极的信息处理系统，无论是听觉、视觉还是触觉信息，都必须首先经过手写，才能得以长久储存并远距离传递。可到了十九世纪末，打字机、留声机和胶卷等新的信息处理技术，打破了手写对于信息之记录、处理和传递的垄断;由手写写就的“大书”，不再是思想的唯一记录者。人们不再需要用章节、目录等对写就的内容进行分门别类、总结归纳，世界破碎了，单一的神圣真理瓦解了。
打字机、女秘书等中间环节的存在，或许让人类第一次认识到，思想的生成并非“我手写我心”这么简单;我们所发明的媒介，确实在作用于我们的思想，只是身在其中的人们还固执地认为：自己才是思想的主宰。在《话语系统》（Aufscbreibesysteme;DiscDHrse Networks;或译为“论述网络”）中，基德勒从技术层面论证了：在打字机介入语言书写过程之后，必然使话语系统产生重大转变。他的理由是，打字机的真正革新之处，并不在于书写速度的提升，而在于“符号在空间上的离散排布”（spatially designated and discrete signs）;打字机让手指在符号与间隔（intervals）之间游走，书写不再是手写，不再是从自然到文化的连续转换，而是成了对空间化的（spatialized）有限符號（就西方文字来说，有限符号指的是每个字母）之选择（selection）。“空间化”（spatiality）不仅决定了符号与符号之间的位置关系，而且决定了符号与白纸的关系。如果说手写诉诸眼睛，需要以眼睛测度笔画与笔画之间的距离，那么打字者则都是“盲人”，最终需要用触觉决定白纸上会出现什么痕迹。这样，书写就从观念（ideas）的表达，变成了表面的铭刻（inscription）。
基德勒对技术细节的刻画看似繁琐，其实无非是说：思想形诸文字的过程，必须首先被看作由人和技术构成的整体的技术之链（人也可以被看作身体技术）;这条技术之链中节点的增加或减少，定会极大地影响思想的孕育与表达。在西方，这条技术之链的最初节点，是希腊字母表的发明。字母表不仅仅是一种再现声音的发明、一种誊写口语的工具，更是一种文化资料的通用处理器，是能够储存和处理声音、数字和音符的“元媒介”（可参看笔者在《读书》二〇一八年第八期发表的文章《塞壬之歌的多重阐释》）。千年来，手写字母一直是思想表达的唯一技术，直到现代媒介的出现。现如今，打字机、留声机等媒介进一步“进化”成了更为强大的信息处理系统——计算机。那么，同样的问题是：计算机对于人类思想的表达又具有怎样的意义呢？
如果说文字是二维的，电视、电影是三维的，现实是四维的（加上时间），那么计算机则是“无维的”[dimensionless，见基德勒：《光学媒介》（OpHealMedia）]。计算机在将一切化为比特之流的同时，迫使人发明软件，从而遮蔽自身“无维”的本质——最初的操作系统是一维的，需要键入指令;苹果的Mac率先进入二维图像操作系统时代，一切操作皆可由鼠标的纵横移动完成;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混合现实技术则展现出三维乃至四维的景象，仿佛可以创造新世界。我们似乎已经忘记，我们借助软件所看到的多维世界，归根到底是由“无维”所生成的;“无维”对于人类来说，并不具有意义，却在无形中掌握着世界的图像。
那么人们不禁会担忧起来，思想的生成不再需要情人般的打字機，也不再需要灵媒似的女秘书，而只剩下被计算的命运，我们千年来的思想和文化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在《银河系漫游指南》（The Hitchhiker’s Guide to the Galaxy）中，亚当·道格拉斯就让外星人思考过这个问题。为了解开宇宙的终极奥秘，外星人造了一台超级计算机“深思”（Deep Thought），并问它“生命、宇宙和一切的答案是什么”。“深思”用了很长的时间给出了答案：42。可是，42显然只对“深思”有意义，当外星人追问42到底意味着什么时，“深思”怎么也无法解释。它告诉外星人，要知道这个问题问的到底是什么，就要造一台更厉害的计算机，这个计算机的名字就叫作地球。
这则科幻故事，无疑讽刺了用“计算”代替“思想”的想法。事实上，“计算”尽管能“作用于我们的思想”，甚至可能取人类之思而代之，可它终究只是生成思想的链条上的一个节点，无法宣称自己就是思的主宰。现代技术已经让人类认识到，人并非创造思想的主体，而只是思想生成过程中重要的存在者;同样，计算机尽管能计算一切存在者，却无法计算“自由之思”。无论是人类还是未来的人工智能，都只是思想之网上的思想者，而非思想本身。
作者：于成
来源：《读书》2019年第0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