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空间结构与社会融合
伊沙白：我几十年来都在尝试研究了解中国社会，并不是法国城市空间结构问题的专家，但我今天很愿意以一个普通法国人的角色，将我接触过的法国社会对相关问题的讨论做一些简单的归纳。
第一个经常引起法国公众关注的问题是：所有与城市空间结构有关的词汇与理念，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是谁，为了什么理由把它们挑选或制造出来？这些词汇理念与它们的挑选者存有怎样的关系？也就是说法国公众关心，在制定空间与人口类型的这个过程中，谁会获利？谁会受损？这个过程是为谁服务的？这些类型的划分方式以及专用词汇获得正当性的权威是从哪里来的——法国政府？学术界？媒介或被观察的群体本身？另外，这些符号与社会事实是什么关系？它们强调或隐瞒了哪些社会现象？隐含着哪些评价？
比方说法国人留意到“社会隔离”与“空间隔离”这两个关键词在实际使用中较少出现。其中一个原因是英文或法文segregation（隔离）与美国历史上存在的“种族隔离”密不可分。另一个原因是法国政府与法国社会不太愿意面对法国曾有过殖民地时代的历史。其实，在社会上普遍流行的与社会空间/人口问题有关的观念或官方认准的词汇，都承载着自身的历史、文化与政治背景，它们引发公众的反省与批判。
相反，法国人更愿意使用“聚集”（concentration）与“混合”（mixite）这两个观念来衡量与评论城市空间结构。因为人口的多样化与社会平衡被认为密不可分，一个社会阶层的过度的空間聚集或一个地区社会混合的过度缺乏都被断定为不良的社会状况。
城市空间混合性的价值本身也引起各种各样的辩论：过度聚集的标准是什么？衡量聚集程度的不同方法导致怎样的偏见？比如有的研究证明，观察地区的大小影响对聚集程度的评估;观察一栋楼、几十栋楼、一条街或一个行政区会导致不同的发现与结论。因为这个量化的数字是一个被动的结果，和权力、制度有密切的关系。
第二个法国社会比较关注的问题与社会学方法有关：无论学者研究“空间隔离”“聚集程度”还是“混合程度”现象，他们怎么去判断或理解社会事实？统计与数字毫无疑问提供了宝贵的信息，但是不足以让他人理解居民的经验与感受。量化的同时，需要一些民族志的前沿研究，明白人们对自己的选择有怎样的解释，比如两个人选择住在同样的楼，事实上他们可能有非常不一样的考虑。我们需要重视居民的需求与担忧，明白他们自己重视的居住条件（特别包含非物质性生活条件），谅解他们在建构自以为合理的社会时所付出的努力与犯过的错误，这是决策者与学者不可忽略的义务。
公众与学术界的广泛参与造成了表面上纷乱无序的争论、探讨或内斗，也造成了不得不付出的社会成本，但法国公众相信自己的参与有助于监督法国决策者，使其更加接近社会真实需求，这是他们期待的收获。
陈映芳：今天我们在一起讨论城市空间结构和社会融合的问题，这个题目实际上包含了一个基本的议题：空间性和社会性的复杂关系。这些年来，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和其他学者的各种空间理论，早已被介绍到中国。但是，城市的空间系统和社会系统之间，究竟是通过怎样一些机制在影响城市生活？城市社会学者大多会致力于研究资本、权力以及技术专家和市民等，对物质空间、社会空间的生产和演变的影响。但是，我在以前的研究中，也讨论过另一些问题：城市的空间结构同样也会构成一种特殊的力量，去形塑社会，并通过空间分异、空间区隔等方式制造族群隔离。这样的例子世界各国有不少，城市中的区域身份有时甚至可以消解掉政治身份、职业身份、种族/民族身份等，尤其是各种形式的贫民窟，它会构成阻碍社会流动、社会融合的顽疾。
但是，问题的另一方面在于，由于城市的社会结构或社会问题多具有明显的空间表征，这导致政府的城市治理多以空间为方法。在空间治理思路下，城市问题的空间性被放大、被简单化。世界各国的许多近代工业城市、经济城市，几乎都有一部“清除贫民窟”（slureclearance）的历史。直到今天，对城市贫民区、新移民聚居区等各种贫民窟的清理，依然被许多城市政府视为解决城市问题的首选方式。
这其中值得思考的，除了社会公正的价值观外，还有一些具体的问题。例如，被视为城市不需要的人群的城市贫民或漂泊者等，他们与城市是什么关系？贫困社区的自我更新有多难？
曾经因为一个学术会议，我到过日本大阪市的西城地区，住在一个叫作“釜崎”的地方。釜崎其实不是那个社区的正式名字，它的官方名字现在叫“爱邻”。但在日本，民间和学术界都知道“釜崎”——它是全日本最大的一个城市贫民窟地区。那次会议方曾组织与会者参观了该社区，并与一些社区机构举行了座谈活动。关于这个地区的形成历史和目前状况，我在这里与大家分享几点感受。
首先，贫民窟与城市的关系。作为大阪历史上最大的短工市场、廉价租房区，釜崎如今被视为大阪之羞（政府甚至曾直接干预过有关纪录片的公开），但它实实在在是这座城市内部生长出来的有机的一部分。有研究者以“贫困集积地域”一词来概括它的性质，非常贴切。一百几十年来，正是城市政府经由一系列的清除贫民窟运动、城市更新运动，以及举办各种博览会等城市事件，一步步地将城市的贫困层在空间上转移、集中到了这个特定的区域。与此同时，它也是城市问题的历史堆积层。从近代工业化时期的城乡接合部，到今天的中心城区待更新区域，那里的空间形态是城市整体演变的衍生结果。而滞留于釜崎一带的数万贫民，特别是数千名失业的、无家可归的中老年单身男性，他们的主体是曾参与了战后产业复兴，尤其是城市建筑业的劳动大军。
另外，“社区的更新”如何可能？在今天的大阪，对贫民窟的“清除”已经被“区域更新”“社区活性化”等新的城市计划所替代。这应该说是体现了社会的某种进步。当然，那里的贫民，除了享有国民基本的贫困救济和养老福利，市政府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些有针对性的福利及再就业指导等援助。除此之外，各种社会力量开始进入该地区，尝试为那里的日常生活注入文化的养料，如帮助老人以绘画、书法等形式来表达自我，一些大学教师还在那里设立“文化大学”，免费为人们讲授各种课程。这样一些社会力量的介入，让这个地区有了不一样的面貌。但贫民区域的社会更生，有两个棘手的问题需要面对：一个问题是，当生命个体被无情的城市体制界定为多余的存在、无价值的人，对于那些被抛在问题社区，且几乎失去了所有亲情关系的人来说，什么样的力量才能重新激活他们的社会性，或赋予他们生命意义感？事实上，在釜崎，正在与那些试图丰富老人精神生活的社会团体展开竞争的，不是别的，恰是街区四处可见的、为单身中老年男性提供酒精和女孩陪聊服务的暖昧小酒馆。
另一个问题则是，由于土地、空间已成为现代城市的大宗商品、稀缺资源，区域更新、社区活性化等城市事业不能不借道于市场化路径。社会事业与资本如何能携手协作？在釜崎，面向国际的旅店业正被政府规划为新兴的区域产业。此外，各种非营利团体、社会企业也尝试介入到当地的社会事业中（相关机构建立有为中老年单身男性提供住宿和服务的生活设施）。这些应该是不错的方向，但显然，新兴的“社会企业”事业需要现代国家提供更多的制度性框架，才能确保其不被房地产开发资本碾压（这几年日本国内和国外的一些开发商闻风而动，正纷纷进入该地区）。
赵益民：我的背景是人文地理与城市研究，所以对空间问题相对敏感。我想接着陈映芳老师的提示，从空间的能动性角度分享一些初步的看法。我想讲的主要有两个方面，分别是空间观念与权力机制的关联，以及重新构想城市图景的可能方式。
在讨论城市人口调控问题时，我们需要首先认识到其实质是一种权力机制。而为了理解这样的权力机制，我们需要转换提问的方式：与其问“谁施加了权力”，不如问“权力是如何发生的”。在城市层面，这就需要把焦点转移到空间问题上，因为这一权力机制是通过如下途径发生的：特定的城市观念（或者说空间图绘方式）合理化了特定的城市政策，并服务于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权力机制。就城市人口调控而言，我們可以按照时间划分出这一权力机制的两种不同表达方式。
第一种方式是在改革开放之前，当时的主流城市观念是要服从并服务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策略。在那个时候，所有的城市空间，以及附着于空间的各种资源，都必须为工业化所用，如果不能的话就要被忽视或者清理。这在城市里尤其鲜明地体现在两类问题上：一是城市的建成环境，包括住房，因为它们无法在工业生产过程中促进资本积累与循环，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住房投资都是严重不足的，这可以说是一种制度性的住房短缺。二是城市人口，在当时的城市里面，只有那些能够服务于工业化战略的人才能优先享受各种资源，否则就很可能被排挤在单位制之外，进而遭到“调控”。这是改革开放之前空问观念与权力机制的主要关联过程。
九十年代以来，我们的城市观念变了，重工业发展不再是城市政策的重头戏，新的战略是实现国际化与现代化，这就造就了一种高端和低端的二分，继而成为一种重构城市社会和空间的模板。一方面，科技、金融等高端产业被大力提倡和发展，生态环境也被视作高端形态的内在组成部分，成为城市政策的一个重要关切。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划定了很多低端产业，并且制定了非常严格的产业负面清单，类似废品回收、服装批发这类产业就成为清理空间和调控人口的重要抓手。
上述两种不同的城市政策框架，其实遵循着相似的逻辑。我们可以用“反城市主义”来总结它们——无论是在工业化时代还是在城市化时代，城市空间都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它只是被视作一个容器，成为达到其他目的的工具。城市空间自身的能动性被忽视了，它内在的动态特征和多元属性也缺席了，被单向度的工业化或者国际化模板覆盖。这种逻辑正当化了城市人口的分类治理，最终加剧了社会排斥。
在此基础上，接下来我想谈一谈如何发现潜在的新路径，去重新构想新的可能的城市空间。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的《城市革命》最近出版了中译本。他在里面曾经定义道：“城市是一个纯形式……这个形式并不拥有任何特定的内容，但却是吸引力和日常生活的中心。”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起点，能够帮助我们借助辩证的视角摒弃前述“容器观”，重新来理解城市社会和城市空间。在这里我简短地提两个例子，希望能促进大家的进一步讨论。
第一个例子是城市的非正规性问题。大家以后在面对城乡接合部这些地方的时候，能否尝试着换一个视角，去理解和探索这些地方和其中的居民有没有生成什么“城市价值”？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其中落脚的人们正在用他们的劳动创造和维系着我们的城市，这种日常生活的力量是否应当被纳入到城市空间的概念里去？毕竟，接合部的“脏乱差”并非来自他们的日常生活，更多地应该归咎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的不足。
第二个例子是城市密度。现在的人口调控政策里有一个常用话语，就是强调城市人口密度过高。但什么样的密度叫作“高”？或者说城市的合理密度区间是什么呢？这在学界其实是没有定论的。如果只是从生活的层面观察，那么跟伦敦或者香港相比，北京的大多数街道密度是更低的。“城市密度”这样的概念也有很多个维度，我们还可以从“垃圾密度”的视角讨论废品回收问题：如果这整个行业都被作为低端行业清除，那么我们该如何面对快速增长的城市垃圾、如何更好地解决“垃圾围城”问题？所以，现在是时候来正视城市密度问题了，并且要通过这样的切入点重新理解城市空间。
只有重新思考城市空间，才有可能重构城市观念，并进而去探索实现城市权（the right to the city）的可能途径。
严飞：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有关城市空间与社会融合，我想和大家讨论的是，我们为什么要进行城市空间改造，背后的基本逻辑是什么？比如十九世纪中期奥斯曼的巴黎城市大改造。在当时的法兰西第二帝国，巴黎是工人暴动和城市骚乱的温床，整个城市逼仄狭窄的街道和蜿蜒缠绕的环状路网，极易成为街头示威及起义时设置路障的天然壁垒。因此改造的一个潜在目标，就是拓扩宽敞笔直的道路以使入城镇压市民起义的马队通行无阻，也便于炮击，因为炮弹不懂得右转弯。
虽然最终奥斯曼的巴黎改造是一项脱离中世纪风貌以实践现代城市理念的空间创举，但他对旧巴黎毁灭性的拆毁却一直被后人所诟病。与此同时，在奥斯曼开辟新的道路网络的时候，由于大规模的搬迁，传统的社会网络遭到破坏，“贫富交织”的平衡被打破。城西部、南部越来越“高贵”，城东部、北部越来越混乱。以工人、手工业者、小商小贩为代表的大批社会底层人员被驱逐到完全没有基础设施和卫生环境恶劣的郊区去居住。这些郊区当中的一部分，到今天仍然被主城区所抛弃和冷落，演变成了毫无生机的“睡觉城”，成为社会问题的重灾区。
相比于巴黎改造是为更方便镇压叛乱革命，一九五〇年的北京城建设，目的是服务于国家意识形态;到了今天北京城市的改造，目的是构建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体现出了将整齐划一作为秩序美的一种审美观念，这些都是改造之后所实现的改造者所期然的结果。
那么城市的空间改造，又会带来什么样的非期然性结果呢？我们谈得最多的，就是在社会分层领域导致社会群体分化，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远，情感之问的纽带也越来越淡漠。其实还有一种非期然结果，是在我们的文学艺术这些精神领域，会创造出新的流派和范式。在奥斯曼强迫巴黎走入现代之前，在文学领域有浪漫主义诗人与小说家，如缪塞、拉马丁、乔治桑，之后则是严谨、精简而洗练的散文与诗歌，如福楼拜与波德莱尔。改造之前，整个社会盛行的是乌托邦主义与浪漫主义，之后则是现实的管理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也导致小说、诗歌这些文学作品，更加偏向于管理主义和现实主义。而我们今天的治理催生出的打工文学，也正绵延出持续的影响力。
另外，在身份认同层面会达成一种身份的觉醒。以香港为例，二〇〇六年、二〇〇七年香港也进行了大范围的建筑物拆建，目标是把香港打造成更加国际化的大都市。当强力进去拆除的时候，就激起了市民普遍的反抗，因为对于市民来讲，这些旧的街道、旧的建筑，都是承载自己过去集体记忆的一种最重要的方式。当年张爱玲在战火纷飞的时候，就是在天星码头坐着小轮船从九龙到香港岛，去香港大学上学，留下了很多传世的文学作品，这些其实也都成为城市历史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段历史没了以后，居于其间的人和人之间的融合受到影响，人们必然会不断地去追问和反思：“我是谁，我从什么地方来，我要到什么地方去。”对于“我从什么地方来”这样的问题的反思，也必然会发酵出本土的情愫，本土的身份意识的觉醒。而面对“我要到什么地方去”这一问题，身份就会变成一种抗争的手段。
今天一部分人产生的一种所谓的被隔膜状态，会不会演变成为一种身份意识上的觉醒，还有待我们再进行进一步的社会学观察。
陈宇琳：我的背景是城乡规划学，我想从空间治理的后果及经验来谈，我们应该治理什么，以及怎么治理。在我国大城市，流动人口往往是和非正规空间联系在一起的，不论是居住空间，还是就业空间。二〇〇九至二〇一四年间，北京望京地区共有七个菜市场被拆除或取缔，每当有大型菜市场被拆除，周边都会涌现出若干小型菜市场，或是临时菜市场。对望京南湖市场拆迁的追踪调查发现，空间治理后，大部分商户仍然选择继续在望京的其他菜市场从事自雇经营，部分商户进入沿街底商实现了就业升级，但也有部分沦为街头游商。由此可见，对非正规就业空间治理的效果并不如预想的那么好，因为流动人口提供的服务是内嵌于城市经济的，频繁的空间治理反而会导致城市管理成本的上升。为此，有必要对非正规空间的内涵及其治理途径进行讨论。
空间的非正规性，其实有两重含义。第一重含义很好理解，是针对政府而言的，是指在规制范围之外或有悖于法律法规的空间。这些空间由于未经法律认可，根据法理是随时可以被整治的。但是，空间的非正规性还有另一重含义，就是针对使用者而言的，非正规空间多是缺乏基础设施的、低质量的、不安全的环境，由于没有规制的约束，也就没有规制的保护，因而充满了风险。
要治理非正规空间，规制层面的非正规性是相对比较好解决的，因为所谓的正规与非正规，是由政府认定的，一旦纳入监管范围，就可以规范化。但是，民生层面的非正规性就没那么容易解决了，改造棚户区和危房都需要大量资金支持。虽然表面上看，不符合规制的非正规空间没有了，但实际上，由于流动人口的民生需求还在，只能大规模涌入正规住房“群租”，导致非正规空问从“显性”走向了“隐性”。
要解决民生层面空间的非正规性问题，也并非没有办法。民生问题的底线是安全，人们是否有空间的所有权并不重要，只要用起来能有基本的基础设施、必要的采光通风，再把烟感器装好，就可以满足基本的功能需要。最近深圳引入市场机制探索城中村的正规化管理，就是一个不错的思路。
国外也有值得借鉴的经验。纽约是世界上移民比例最高的城市之一，住房十分紧缺。二〇一八年五月，我与纽约市规划局局长玛丽莎·拉戈（Marisa Lago）交流纽约城市规划，当谈及纽约市政府对移民的态度时，她毫不犹豫地说：“我们欢迎移民来到纽约。”追问原因发现，由于纽约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后经历过人口的衰退，因此纽约市政府认识到移民对纽约的重要性，如果没有国际移民的流入，纽约就是一个国内人口净流出的城市。面对不断增长的住房需求，纽约市规划局目前正在探索地下室的合法化途径。纽约的大部分住宅都有地下室，目前相关建筑法律规定地下室要有一半以上的净空间在室外地坪以上才可以住人，这导致大量地下室居住是不合规的，尽管实际上地下室居住了大量人口。纽约市政府很清楚地认识到，空间的正规与非正规之问其实是标准界定的问题，如果放宽标准，将会有数以万计的地下室被纳入到合法居住的管控范围，这显然比建设保障性住房要省钱得多。当然，他们并不是简单地放宽标准，同时还在积极探索技术层面的改进措施，包括扩大开窗以增加采光通风面积、改造结构以提高防火等级等，以保障地下室居住的安全与健康。
当然，要从根本上缓解大城市病，还需要缩小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差异，促进区域均衡发展。为此，既需要打破行政区划壁垒，让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区域内充分流动，又需要有强有力的区域政策进行统筹协调，构建区域共同体。
赵益民：关于城市非正规性的问题，我还想补充一点。城市研究学界在使用这个术语的时候，更多的是想强调非正规性在特定的政治经济框架中被问题化的过程。这方面的代表性学者是阿娜娅·罗伊（Ananya Roy），她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谈到，印度没有办法规划自己的城市，这并不是因为印度没有城市规划的法规体系和政府部门，而是因为印度的规划部门自身处于一种“非正规化”状态之中，这样的状态充满了去管制、模糊化和例外性，进而在领土层面为城市的空间和社会排序（比如贫民窟和富人区的分隔）提供了制度性的保障。在这种意义上，印度贫民窟的非正规性和规划危机镶嵌在印度规划体制的内在逻辑里。
同样，在没有法律层面的规制、标准的情况下，找出数十年前的建筑设计图纸，凡是那时的图纸上不存在的门窗，一律被划入到违章建筑的范畴——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人为制造出来的非正规性。在城市发展日新月异的时候，城市空问治理是否应当以如此静态的方式操作呢？正规和非正规的界限存在吗？在哪里？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
严飞：我想回应赵老师说的如何更好构建我们的城市这一问题。在城市的空间构建上，一个核心的要点是集聚日常生活的力量。日常生活的力量，我觉得不是自上而下地通过行政动员就可以达成的效果。譬如说，我们的行政部门会有计划、有意识地按照规划打造创业园区、艺术中心，但实际上空间的建立往往并不是先拥有一个实体的建筑空间，反而是先有了一群人——艺术家、音乐家、写作者。他们会聚集在一起编辑自己的刊物、定期举行集会进行艺术或者产品的创作和创新，这样才会生发出一个空问。这种在行政部门指令以外自发形成的空间，我们把它叫作替代性空间。它是自下而上地聚集起来的，是间发的、内生的，所以会更加有活力，也更加能集聚日常生活的力量。
陈宇琳：具体到日常生活空間，如何在空间质量和社会融合方面取得平衡也非常重要。城市规划界有一位著名的设计师叫扬·盖尔，他写过一本书叫《交往与空间》。一般人们推崇的住宅设计理念是，户主开车进地下车库，然后经电梯直通入户，这是一种非常尊贵的体验。盖尔为了让大家有更多交往的可能性，故意把地下车库的出入口设在住宅中央的小广场，大家必须通过广场再分散到每个单元里去，这就是有意识地创造让居民碰面交往的机会。
另一个案例是现在有一个为外来人口提供的公寓，叫YOU+公寓。什么样的人能住进来呢？他们有专门的考核，要求人住一个月之内必须认识多少“家友”、参加多少次社区活动，只有达到了这样的社交频率，才能继续在这里租住，这是通过人为制定规则，促进邻里交流。在空间设计上，他们的做法是把私人空间做到最小，每个人的卧室都特别小，而把所有的公共面积都集中起来放在一层，让大家共享。他们把公共空间做得非常奢华，沙发、咖啡、台球桌、公共厨房等设施应有尽有，吸引大家来这里交流会面，营造家的氛围。这就提出了一个新的设计命题，如何在总面积一定的情况下，更好地促进邻里的交往。
作者：陈映芳伊沙白等
来源：《读书》2019年第0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