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与“边缘”之间
对中国进行的研究，特别是在区域视角下的研究，经历了一个视角不断切换的过程。其中总体的趋势是从中心转向边缘，旨在形成一种从边缘看中心的视野。
中原中心论、朝贡体系（费正清）受到“汉化”的质疑，常被指责为仅仅依靠中心出发的视角难以认识中国历史的全部图景。而对边缘的发现以及从边缘视角出发，则可能发现中国历史新的发展动力与机制，这深受国外族群与区域研究的启发，其中新清史所强调的族群特性与“满洲中心观”，更是将边缘视角上升到国家建构的高度。在此之前，拉铁摩尔对亚洲内陆边疆的研究，以及对云贵地区“边缘的、地方的、土著的视角”研究，都集中体现了边缘视角的深度与价值。从边缘出发，实际上隐含着对中心的对比与观照，对边缘的审视，则是呈现出对边缘区域文化多元性与复合型的考虑。
而在中心与边缘之问，实际上还存在着一个过渡地带，这一地带连接着核心区域与边缘区域，其中的典型便是汉藏之间的康区。这一区域如此之丰富，吸引学者们在这一区域作业，并提出各种概念来描述这一区域。
概念与表述
在中国历史与地理语境中，中间地带可以说有着具体但是十分丰富的含义，一般被视为处于农耕与其他生计方式混杂交会的区域，其中以青藏高原以东的区域最为典型。这是二、三阶梯的过渡地带，是农牧混杂区域，行政区划变动不居，经济上沟通汉藏，是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交流交融的典范，同时又存在着频繁的民族冲突，其历史过程基本上可以总结为从内陆边疆到民族地方的演进。
对这一地带的整体或者部分，学人们提出了各种表述概念，虽然在区域范围与概念所指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但都总结出了该地带的基本特征。童恩正从考古发现的角度提出了从东北到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这道传播带由长城地带和藏彝走廊两部分组成，是华、戎集团的文明分野，是诸多族群相互交往、渗透的文化叠加带，呈现了从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文化传播的空间形态。拉铁摩尔将长城地带视为“贮存地”，是农耕王朝与游牧帝国互动的轴心地带，从中可以发现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费孝通提出藏彝走廊这一历史一民族区域概念，旨在宏观上指出板块是以走廊相连接并形成地理与文化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过程与动力，其中着重指出了走廊所具有的相对流动的特征。其后，王明珂所描述的“华夏边缘”以及所界定的“羌在汉藏之间”，强调了华夏族群边缘的维持与变迁，特别是边缘人群如何借历史记忆与失忆来成为华夏或“非华夏”。王铭铭受藏彝走廊概念的启发提出“中间圈”的概念，指出中间圈是介于核心圈和外圈之间、“半文半野”的过渡地带，这一概念涵盖拉铁摩尔提出的内陆边疆地区，也包括西南的藏彝走廊和东南的部分少数族群，对中间圈社会与人群的讨论，则是强调不同圈层与区域之问的互动以及这一互动本身的联结与重塑意义。鲁西奇受许倬云有关中华帝国体系结构的启发，将“处于中华帝国疆域内部，却并未真正纳入王朝国家控制体系或国家控制相对薄弱的区域”称为“内地的边缘”，认为在这一区域，国家权力相对缺失，民众生计方式多样，社会关系网络具有强烈的“边缘性”，非正统意识形态影响较大。敏俊卿将回族置于汉藏区域之间，将之称为汉藏之间的“中间人”，描述这一中间群体的双向互动过程与独特认同。
就更大范围和更为理论化的视野来看，“中间地带”这一类型的区域不是中国所特有的，其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对这类地带国外学者们也进行了概念提炼与特征分析，并且进行理论化，形成了具有启发意义的概念工具。其中最為著名的是特纳的边疆论，特纳认为边疆是文明与野蛮交会的地点，这一概念后来被美国边疆历史学派发展成为“文化接触带”（zone of cultural c nntact），用以描述不同文化在特定空间内的接触与互动。美国学者理查德·怀特在其著作《中间地带：一六五〇至一八一五年间大湖区的印第安人、帝国与合众国》中，提出了“中间地带”（Middle Ground）的概念，旨在讨论印第安人与法、英、美等外来者的互动，其中将印第安人置于中心地位，呈现出一个在互动中形成的跨文化、跨区域、多语言的中间地带。玛丽·路易斯·普拉特的《帝国之眼：旅行书写与文化互化》从后殖民的角度，描述了不同文化彼此遭遇、冲突、格斗的空间，也就是“接触地带”（conlactzone），其中主要是着眼于文化书写与文化互化。
中间地带作为特殊的地理、社会与文化空间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虽然区位与所指向的重点不同，所提炼出来的概念也各式各样，但是对于这一类区域关注的旨趣确实基本一致，都是描述两个或者多个群体及其文化在这一空间地带内的碰撞与互动，并探索其中的动力及其机制。这些概念，大都成为影响广泛的理论工具。
最近对康区这一汉藏中间地带的讨论成为一个热点，出现了非常具有深度的著述，其中以郑少雄《汉藏之问的康定土司》与王娟《化边之困》为代表。其中，郑少雄主要关注康定这一汉藏之间区域的核心，通过梳理康定明正土司的人生史来考察这一区域内外政治与族群关系，而王娟的《化边之困》则是将康区视为汉藏之间的交互地带，着眼于这一区域从“王朝藩篱”到“民族地方”的过程，其中对康区的内外结构、历史过程的描述更为宏观。可以说，这两本著述将对康区这一中间地带的研究推向更加深入细致。
内与外
中间地带的特殊性就在于，在地理、政治、社会与文化等方面处于两个或多个区域之间，在外部受到来自双边的影响，而在其内部由于其地理与生态的原因，形成特定的族群分布与社会形态，表现出内部的多元性。外在地位与内部结构的交互作用，使得中间地带呈现出复杂的图景。汉藏之间的康区，即是这样的中间地带。郑少雄着重讨论的是作为汉藏中间地带的经济与政治中心康定，而王娟则是将整个康区置于视野之内，视角的不同，也就呈现出对这一区域的不同认知。
郑少雄旨在通过对康定土司的讨论，验证并发展出一种关于中间地带的社会形态与人物命运的理论。他将康定土司的人生史放置于明正土司家族史、康定历史以及土司、康定与外部世界三者之间交往互动的历史中来考察（《汉藏之问的康定土司》，39页），实际上是讨论土司所代表的社会的总体过程和内外、上下之关系。“康定作为汉藏交接地带的地理、族群、社会生活的特征，尤其是由此催生的锅庄、乌拉以及多样化的宗教信仰等现象”，以及施行于此地近七百年的土司制度（《汉藏之间的康定土司》，7页），使得康定表现出“文化复合性格”（王铭铭）和“权威中间性面貌”。康区所具有的生态结构的二重性使其成为一个区隔与联系并存的区域。
康区的区域地位与内部特征，使得康定的土司制度呈现出一种政治二元性，表现为政治与宗教上的双重代表性，“拿起铃铛是活佛，放下铃铛是土司”。这也说明了，土司的权威来源遵循着一种外来者一王的模式，并且具二元性，一元来自汉地，一元来自西藏，是“世俗权威与宗教权威的结合”。康定“位于汉藏两个权力与文化中心之问，‘土司一寺院’的‘两翼体系’构成了土著社会内部的统治结构，‘政治的东向性与宗教的西向性’塑造了其基本的文化特质与行为逻辑”（《化边之困》，29页），并且，政治二元性使得土司在左右逢源的同时，也带来了结构上的张力，突出表现为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呈现出一种近似利奇所言的钟摆过程。
郑少雄以钟摆循环来描述康定土司社会的结构，暗指土司与双边都发生关系，但是自身表现出相当的独立性，而其隐含的语义则是康区是一个政治共同体，内部存在着基本的一致性。王娟对此提出批评，从对康区概观的角度，认为康区土司社会事实上是一个高度分割的社会，政权结构大部分都呈现碎片化的状态，土司之间存有竞争，并且其认同结构是以部落为核心的。在很大程度上，对于土司真正构成威胁的往往不是东西两侧的皇帝和喇嘛，而是其周边相邻的土司及其手下的头人（《化边之困》，114-115页）。这样，康区这一中间地带的内部结构，呈现出基于内部生态和历史传统而形成的“土司社会”的碎片化政治格局，寺庙在其中也是参与合作并对土地、人口与利益形成竞争的行动主体。这种情形，不仅决定了内部的竞争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其与西藏和中原交互的逻辑，集中体现在如何与“外部周旋”而借力，以实现在康区众多土司中的权力。而中原与西藏在康区施加影响也是利用了康区土司与寺庙之间的关系，选择性地进行扶持与打击。
这样，康区的内部结构与外在地位及其互动，就通过“内部竞争”与“外部周旋”相结合的基本逻辑勾连起来，康区作为中间地带所蕴含的价值也就凸显出来了，一个有限的区域却容纳与联结了如此广阔的世界。借用汪晖所提出的“跨体系社会”概念，康区这一中间地带实际上也是一个跨体系社会，“经由文化传播、交往、融合及并存而产生的一个社会，即一个内含着复杂体系的社会”（汪晖：《中国：跨体系的社会》）。因此，要在一个更大视野内来观察康区，不仅是描述康区与中原、西藏之间的互动关系，而是要深入到康区的内部，发现其内部的结构性特征，这样理解康区内部政治运作的逻辑，才能更好地认识康区与两侧之间的权力关系。
变与不变
与利奇对克钦、拉铁摩尔对游牧与农耕的循环描述不同，康区与汉藏的互动实际上始终处于变动之中，这样康区的历史就具有了时间性的变迁。但是另一方面，康区的地理与生态基础又决定了康区内部结构的稳定。正如郑少雄指出的那样：“土司地区消失意味着汉藏之间广阔的历史缓冲带的消失。”（《汉藏之间的康定土司》，3页）但同时“作为一种看得见的制度，土司消失了，但土司的威力似乎仍在起作用”（《汉藏之间的康定土司》，8页），这实际上揭示了康区作为中间地带在时间性上的变与不变。
王娟更加注重对康区历时性变迁的讨论。所谓“化边”，就是在新的国家体制中给“边疆”和生活在这里的“少数民族”寻找一个“合适的位置”的“改造边疆”的过程，着眼于变化与变迁。王娟从行政体制建设、身份改革与社会控制、移风易俗、人群分类等方面讨论了在时局变化的情形下，国家改造康区，使其实现内地化的过程。事实上，这种变化表现在多个方面，在人群上，土著一外来与中央一地方的交叉就形成了传统流官、新式地方官、旧式土著精英、新式土著精英等群体，而这些群体的更新则表现了康区变化的复杂过程。
康区这一中间地带的变化，实际上是国家加强对这一地带控制而引发的，使其从前民族国家时代的“王朝藩篱”转变为民族国家的“行政单元”。其中的目的在于：“一方面，在现代国家的原则下，它需要将‘国家’的力量推进到这些原来以‘封建’形式存在的边疆社会，在统一的国家内建立同一化的行政体系。另一方面，它需要通过这些‘过渡地带’的‘内地化’，加强与再外一层的外蒙古与西藏的联系。”（《化边之困》，8页）但是，这并不是一个顺利的过程，而是面临着诸多曲折与反复。“‘化边’代表的是来自国家中枢的努力，它是一项白秦汉实现大一统起就开始的改造边疆、整合边疆的实践，而‘困’则反映了边疆社会的自然、人文环境对上述努力的抵制。”（《化边之困》，12页）这实际上是贯穿于两千年间两个不同方向的运动，而在近代以来开始发生新的变化。
但是无论如何，经过了晚清、民国以及共和国建国初期的斗争、改造、建设与分类，康区的面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国家行政层面，康区被置于省州县行政体系之下，康区的土司社会得到系统改造，人群也经由识别形成特定身份的民族，原来的内地边疆成为民族地方。而在其中，个人命运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康定土司失去了其领地与权力，但是其权威犹存。
事实上，对于康区这一中间地带的考察，更为重要的不是讨论其在历史过程中发生的变化，而是发现在经历过长时段的变迁过程之后，依然没有发生变化的那些方面。郑少雄看到，康定土司制度虽然已经废除，但是土司本人的权威依然在。而王娟指出，虽然“化边”取得了极大的成效，但是其中的曲折反复以及表现出的困境，则说明了康区自身地理与生态基础的决定意义。
即使是在今天观之，依然也会发现，虽然经过近代以来的剧烈变迁与长期改造，康区作为中间地带的特征依然存在，其“边疆”形象依然清晰，而且有力地反抗着以“国家”为主导的“均质化”改造（《化边之困》，433页）。康区在今天依然是汉藏之间的交接地带，依然面临着边疆内地一体化的任务，“治藏必先安康”的战略依然有其适用性。而在其内部，则依然保留着经济、文化与宗教等诸多方面的多元性，宗教、宗族势力依然有着重要的影响，仍然存在着由于草场等资源竞争而引发的械斗，这些都说明康区这一中间地带自身的稳定性。而这些，实际上都是由康区的外部地位与内部结构所决定的。随着经济发展与文化交流的频繁，这一中间地带将会呈现出新的变化。变与不变，是结构性与时间性的角力，但是康区作为中间地带的基本特征不会发生变化。
价值与意义
如沃勒斯坦所言，十九世纪以来民族国家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单位，研究的空间范围或者是国家界定的社会，或者是国家划定的行政區域，然而在民族国家的视野之外，实际上存在着一些联系更为有机且密切的区域空间。施坚雅摆脱行政区划局限而以市场为基础的区域研究理论，则呈现了这一取向的潜力，费孝通先生“藏彝走廊”历史一民族区域的提出，也表明了这一视角的意义。对中间地带的探究与认识，实际上体现着经验与理论的交互，一方面对中间地带进行深入细致的描述，可以提供这一区域的全部图景，另一方面则是对中间地带的区域现象进行理论上的总结与抽象化，这样可以形成具有一定解释力的分析视角。中间地带不仅意味着区域与区域之间的联系，而且也意味着国家与地方之间的连接，从而能形成对该区域以及区域之间关系的深入认识。
康区这样的中间地带，在实际上超越了民族国家的预设局限，揭示出更为丰富的互动关系。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中，其主要意义则在于更好地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动力与机制。其中的关键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不仅在于中心与边缘的互动，而且还在于中心与边缘之间中间地带的连接，这一地带实际上形成文明问连接的连续统，其内外互动与连接机制有着特殊的意义。对中间地带的发现，实际上就是对中国历史的再发现、再叙述。
（《汉藏之间的康定土司：清末民初末代明正土司人生史》，郑少雄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一六年五月版;《化边之困：二十世纪上半期川边康区的政治、社会与族群》，王娟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一六年六月版）
作者：王丽娜
来源：《读书》2019年第0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