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正在主宰你的人生
知识是可以改变命运的，古代的工业化国家如此，当代的工业化国家又何尝不是这样？
法国大名鼎鼎的巴黎综合理工大学原名法国中央公共工程学院，是欧陆第一所官办的、专门系统培养工程师等专业人才的高等学府。这所大学创办于法国大革命时代的1794年，炮兵军官出身、来自小户人家的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I）是这所高等学府的奠基人和扶持者，后来拿破仑当了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皇帝，这所大学在其治下“有教无类”，把一批又一批来自不同地方、不同社会阶层的法国有志青年培养为工程技术专才。
多年后拿破仑远征莫斯科铩羽而归，反法联盟兵临城下，在校学生们抱着“士为知己者死”的心态踊跃报名参军，却被拿破仑以“我绝不会杀掉下金蛋的母鸡”拒绝。几十年后有一位法国学者感慨称，法兰西帝国没有万岁，拿破仑皇帝也没有万岁，但“知识和学生却得以万岁”——漫长而残酷的“拿破仑战争”时代，工科学生阶层是法国各阶层中牺牲者比例最少的，这难道不是知识改变命运的铁证吗？
将大半个地球都卷入无休止杀戮的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随着战争机器的全面开动，上至富豪贵族，下至山野平民，一个又一个原本相差悬殊的社会阶层相继被卷入“血肉机器”，但即便如此，“纯工科人才”仍被各国杀红了眼的军政当局竭力保护，即便到了最后关头，仍很少将他们送上最残酷的一线战场。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意大利、苏联、德国……阵营不同，“正邪”各异，却不约而同对本国知识型人才爱惜有加，甚至就连疯狂到大搞“神风攻击”的日本也不例外。
可以说，正是知识，让这些专才、学子们在隆隆战争机器的运转、碾轧下苟全性命于乱世，成為战争中“幸运的一群人”。当二战以反法西斯同盟的胜利而告终，纳粹德国变为一片废墟之际，美、苏、英、法等战胜国争先恐后地在德国废墟上延揽航空、航天等高科技人才，待如上宾，给予各种照顾和便利，使之成为本国同类学科发展的种子和助力，这些高科技人才也因此获得了更多的资源、更好的生活待遇和发展机遇，避免了同时代许多同胞的坎坷艰难，这不同样是“知识改变命运”的例子吗？
我们当然必须承认，阶层固化是欧美各国社会的历史和现实存在;我们当然也必须承认，绝对的教育公平是没有的，但我们同样必须承认，各国、尤其欧美工业化国家，都在努力去实现教育公平化，都在“大原则”上承认教育公平化是“政治正确”。
在美国和加拿大，中小学义务教育的主体是公立学校的免费教育，这种中小学免费义务教育从体制设计上就竭力遵循“公平”原则：就近入学，实行学区制，每个学区内都有一所公立中学和若干所公立小学，学生根据住址就近入读，如果最近的学校额满，则由学区负责调剂，学生无权自主择校，学校对学区内的生源也没有“挑肥拣瘦”的自由，只能无条件接收（“装不下”也要由学区当局核实后负责解决，学校自己是不能把本学区学生拒之门外的）。入校后学校、老师也竭力公平对待每一个学生，按照北美学校的传统，每个新学年，同一年级的学生就要打乱重新编班，目的之一，就是尽量让每个学生所获得的学校教育资源更平均。
教育资源公平并非就不鼓励学生好好学习：北美许多学区和学校都有“尖子班”“提高班”，如果学生成绩特别突出，课堂上的那点量“吃不饱”，经学校和老师推荐，是可以进入这些“尖子班”“提高班”去“进补”的——而且同样一分钱也不会收。
诚然，就像许多资料所显示的，美国许多“常春藤盟校”是私立大学，存在“小圈子”和招生的种种“猫腻”，但构成美国高等教育主体的，却是公立大学和遍布全美各地的社区大学，而加拿大公立大学的比例比美国还高得多，这些大学并不是“一考定终身”，但也很注重入学门槛的公正公平合理，而且，北美大学的传统是“宽进严出”，“进”或许可以搭个什么“顺风车”，但“出”还是要靠个人奋斗的。
大家都听说过美国的“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吧？为了贯彻扶助少数民族和弱势群体的原则，美国从上世纪60年代起就从立法和学校“自觉自愿”两个切口入手，前几年一些州还尝试推动更积极彻底的地方性“教育平权”法规（如加州的SCA5），尽管并非每一次推动都能完全达到目的，但类似“小石城事件”时那种“按照族裔、肤色分配教育资源”的不平等现象，毕竟是越来越罕见了。
北美是全球自主创业的福地，是高科技创新的温床，硅谷、华尔街……几十年来传唱着层出不穷、一代又一代“知识改变命运”的传奇故事，微软、Facebook、苹果等由白手起家“青葱少年”靠知识、创意和个人奋斗创立的大公司、大品牌，和IBM、福特、波音这样的“名门望族”交相辉映，这难道不是“知识改变命运”的经典范例？比这些有名但有数的大品牌更不起眼、但星罗棋布且生命力极为旺盛的，是遍布北美的“小微企业”，它们绝大多数是由刚出、甚至未出校园的年轻学子以一人或一群人之力创办、发展起来，构成北美乃至全球经济生活中最具活力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小微企业”因为往往系创办者在自家车库“开山立派”，被戏称为“车库公司”，上面提到的那些如今响当当名号，许多都是从当年的“车库公司”起步的，这些“车库创业者”难道不正是“知识改变命运”的典型？
欧洲教育 异曲同工
别光听教育中介们吹英国什么“贵族教育”，其实全英的私立“公学”也就500座上下，绝大多数英国家庭的孩子上的都是公立中小学，英国的公立中小学也是讲究“资源公平”和“就近入学”的，为了追求公平，公校学生甚至连校服都不用穿。
我们得承认，英国大学中私立的比例比起其他国家来是要高一些的，但这并不是说就没有公立大学的活路了对吧？举个例子，欧洲以外的朋友提起英国最出名的高校，脱口而出的便是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牛津是私立的，而剑桥就是公立的，后者的校训是“Hinc lucem et pocula sacra”（拉丁语，“这里是启蒙之源，智慧之所”），衡量在校生高下的唯一标尺不是门第，而是名为Tripos的专业知识考核，甚至，毕业生的等级荣誉也是由Tripos的高低来取舍和排列的，至于入学，门槛虽然有点复杂，但总体上还是看成绩和综合能力，而不是看门第、出身——大名鼎鼎的牛顿是剑桥毕业生中的代表性人物，他家境平平，自幼丧父，一度还从中学辍学，是凭着“学霸”的成绩和勤奋进入剑桥著名的三一学院，并在那里成长为世界级大科学家的。今天的英国是欧洲乃至世界具有影响力的创意产业王国和金融之都，而构成这两大最有生命力产业中坚的，很多都是从公立教育体系出身的、各阶层的人才，他们的家境各不相同，唯一的共同点则都是“学霸”。这难道不就是“知识改变命运”的经典范例？
法国在这方面做得甚至比英国更加彻底。
为了追求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法国在中小学阶段不仅全面普及公立义务教育，而且注意到“富裕社区的公立学校条件和资源往往更好、会哄抬周边房价形成恶性循环，对穷人不公平”的现象，自第五共和国建立并推广“廉租屋”（HLM）福利住房体系起，就竭力在每个社区均匀安排高档商品房和HLM廉租屋，并刻意在一些原本的高档社区择地兴建HLM廉租屋，这样一来，各学区的生源就被“打乱摊薄”，基本实现了每所公立中小学生源家境的“混合搭配”，最大程度地避免了教育资源分配向富裕社区的倾斜。
在欧美大多数国家，公立中小学都会在某个范围内统筹调剂师资和教学资源，以便符合“教育资源公平分配”的原则，而在这方面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做得最彻底——把这项做法延伸到大学领域。
法国在上世纪曾把许多著名的公立高校“打散重来”，重新整合专业、院系，并且在许多大学之间推广“教师轮岗”和教育资源共享，今天我们看到巴黎、马赛、波尔多……许多法国大中城市的大学校名，都是类似过去中国城市中学那样的“第一、第二、第三……”之类数字序号，就是这么个来历。法国大学的招生则在很大程度上仰赖“电脑抽签体系”。这样的“一刀切”固然让很多历史悠久的名校被“掏空”，变得多少有些名不符实，却在最大程度上确保了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不仅如此，这个大举措也表明，为了追求教育平等原则，法国政府宁愿付出何等重大的代价。
为了进一步维护教育公平，避免阶层分化，法国政府还在不断推行教育新政。马克龙政府上台后延续前任社会党政府政策，推行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教育改革措施，包括自1882年以来第一次降低义务教育年龄下限（从6岁降为3岁，从而令法国成为G7国家中首个把幼儿园阶段列入义务教育范畴的国家），推动执行《初中教改执行法令》，对整个初中教学原则、内容和体系执行被时任教育部长瓦罗·贝尔卡塞姆（Najat Vallaud-Belkacem）称作“去精英化”，而整个教改则被马克龙命名为“优先教育原则”（?ducation prioritaire en France，其前身是社会党1982年起倡导的“教育区域优先”ZEP），马克龙曾直言不讳地表示，推行“优先教育原则”的目的不是别的，正是“打破教育资源阶层分配不公”，给普通家庭更多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上进之机。
综上所述，在欧美工业化国家里，“知识改变命运”还是主流、“政治正确”和大方向，寻常人家子弟通过踏踏实实走“学霸路线”，还是有很大机会跟上时代和社会发展节奏的，我们身边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当然，您若自己不争气、不努力，天王老子也帮不了您对吧？
命运改变知识
很多关注北美教育的朋友都知道一件新闻：近日哈佛大学2021届新生家庭背景数据报告出炉，报告显示，近30%学生家中至少有一名亲人毕业于哈佛，新生中30.1%出身私校，其中又有约46%来自富裕家庭。报告在中国媒体、网络引发一片惊呼，却在北美社交网络上波澜不兴——因为这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长期以来，北美中小学教育实行公立为主、私立为辅的政策，公立中小学实行学区制、义务教育和就近入学，学生无需缴纳学费、书本费，也基本无权择校（如果就近入学的公立中小学满额则由学区教育部门调剂到适当学校）;私立中小学实行自主招生，学生入校需经过校方筛选，并缴纳不菲的学费和赞助费。
由于公校主要依赖政府（主要为州/省和市政两级政府，尤其前一级）财政拨款，又需承担义务教育责任，因此不得不量入为出，尽量通过减少师资、压缩班级和缩减教育内容来节约成本，这造成北美公立中小学普遍存在国人难以理解的“怪现象”，如在中国仅偶见于“老少边穷”学校的多年级“复式班”，在北美公立中小学中居然是普遍存在的“标配”，教科书不能带回家、学年结束后会回收供新生使用等;与之相反，私立中小学“财大气粗”，不论教学质量、内容、师资配备，都远非公立学校可比。温哥华地区所在的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智库“菲沙研究所”每年都会编制两期“省中小学排名”，排在前10位的中小学中公立学校最多时也不超过3所。
公立中小学和私立学校的差距是全方位的。
首先，生源不同。公校只能就近招生，且不能筛选和拒绝任何合格申请者（除非额满），私校则可自主跨区域招生，也有权设立考试门槛;其次，师资不同。公校受政府财政制约，无力聘用优秀教师和增加教学资源，而私校财力充盈，在这些方面都无压力;第三，教学内容不同。因为资源有限，公校的教学以“满足基本需要”为前提，很多内容只能浅尝辄止，“数学课不讲公式，音乐课不教五线谱，体育课跑步不教起跑不教规则”都是司空见惯的事，而私校很多课堂教学内容甚至比校外补习班的一些内容还深、还专业。
由于私校的费用门槛，能进私校者往往“非富即贵”，这就使得富裕家庭子弟在进入社会竞争前，基石就比其他同龄人高出三尺。
当然例外总是有的，一些公校也能跻身“好学校”行列，但它们往往坐落在富裕社区，因为富裕社区家庭比较愿意给所在社区学校捐款，使之拥有相对好一些的资源——而这又反过来抬高了所在社区房价，让这些公校也成为富裕家庭子弟的禁脔。
为平息公众对“阶层固化”的不满，政治家和社会学家们煞费苦心，为这种“基石不平等”设计了“听起来很美”的“台词”，如“素质教育”“快乐教育”“不把作业带回家”等等，实际上所谓“素质”“快乐”，不过是“学校教育资源配置不足”的遁词，而“不把作业带回家”一方面系教师不愿多干活，另一方面也避免教科书磨损（下一学年还要给新生用呢）。实际上，因为学校基本课程内容更丰富、更充实、更专业，私校学生有相对更多的课余时间和精力去上更多、更好、更丰富多彩的课后班，他们在诸如文艺、体育等方面的“综合素质”，往往也在公校学生之上。
由于私立中小学实行董事会制，且十分重视捐赠和人脉，因此优先挑选校友子弟、或先录取哥哥姐姐再录取弟弟妹妹成为惯例，这一方面因为“裁判”大多就是校友甚至家长，另一方面也因为“自己人”知根知底，更愿意捐款和配合学校活动，而这种“自己人情结”又会促使校友家庭更积极地捐款和“配合”，形成一个“闭环”，从而加剧了这种私立学校的“近亲繁殖”。
尽管北美大学、尤其名校均不采取类似中国高考的“一考定终身”，而是通过多种门槛和面试进行“准入”，但门槛不外乎文化成绩、社会活动纪录、综合素质和“人脉”这四大类。
如前所述，由于资源配置、生源和“圈子”等因素，私立学校和富裕社区公校在教学质量方面本就“领先一步”，而这“领先的一步”又令上述学校的学生得以将更多精力、时间投入社会活动和“素质学习”。不仅如此，由于“非富即贵”家庭从能力、观念上都更有条件为自己的孩子创造林林总总的学习、实践和“刷脸”机会，他们往往可以轻松地在每一条“准入门槛”前领先一步。
不仅如此，类似哈佛的许多北美名校是私立或校董会制，同样看重捐赠、人脉和“血缘”，在这些名校中出现类似北美私立中小学那样的“血缘闭环”和“近亲繁殖”，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北美（尤其加拿大）还有许多公立大学，这其中同样不乏名校，这些公立高校在招生时对“圈子”相对看得较淡，但其他“门槛”仍然往往是富家子弟领先一步——因为如前所述，他们的基石就先天高人三尺。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常春藤”盟校中，私立或校董制的学校占比很高。更值得一提的是，许多北美名校对留学生会刻意降低“门槛”——因为留学生是“单独列编”的“外人”，许多都不会抢“自己人”饭碗，即便毕业后留下来抢，还有“工签”和更厉害的“玻璃天花板”等着他们呢。
对北美普通家庭及其子弟而言，当别人基石天生高你三尺，你能做的无非以下几条。
1、认命。这是大多数。很多人自认“天生矮一截”，索性放弃提升，听天由命。
2、以退为进。不少有志气的普通人家子弟自知“先天不足”，索性选择先工作、待有一定积累后再去高校“回炉”。通过这条“曲线”成才的贫家子弟大有人在，但这同样不简单，因为不论就业、创业，“富貴人家”的子弟基石同样高你三尺。
3、“卖血恶补”。许多东亚裔家庭往往走这条路，他们或省吃俭用节衣缩食，把子女送进费用不菲的私校，或“校内不足校外补”，不惜工本让孩子们上各种课后班。通过这条路“补票上车”，最终成大器者也不少，但这条路一来大人孩子都非常辛苦，二来“硬件”易补，“软件”难偿，长期以来北美亚裔家长往往会被私校家长讥讽“抠门”，亚裔学生在中学、大学会被冷嘲热讽“不愿参加课后活动”“读死书”，很大一部分原因即在于此：不论家长、孩子，为在学业上“不掉队”已耗尽心力、竭尽资源，实在无力兼顾其他。
4、既然学习和常规“素质学习”拼不过有钱人家，那就专挑“多快好省”的文体项目“拼特招”。这一招非洲裔家庭用得特别得心应手，费用门槛不高、身体素质占比较大的篮球、美式足球等尤其受欢迎。但即便这条看似最“大众化”的“捷径”也有许多心照不宣的“关卡”：林书豪这个哈佛高材生仅仅是有史以来第二位进入NBA的哈佛毕业生，这并非偶然，事实上北美以学术、专业著称的名校，很少有在篮球、美式足球等项目上见长的，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捍卫了“蓝血小圈子”的“纯洁性”。
您当然会提“车库公司”，会提一个又一个写在励志书、鸡汤文里的“白手起家”故事，但您或许有耳闻吧？比尔·盖茨的“第一桶金”来自一笔20岁（一说15岁）时的“启动大单”，这笔足以让其公司一夜胖到肿起来的大单，来自如假包换的“豪门公司”IBM，而背后的操盘手不是别人，正是盖茨神通广大的母亲，而“股神”巴菲特最初的投资90%来自他5个有钱的亲戚。没错，美国是个人创业的沃土，也是“小微企业”发展的温床，但有特别“阳光雨露”滋润的那部分创业者和企业大概率会比其他众多“同类”存活率高得多、成功率大得多，而他们所获得的“阳光雨露”，往往并不是苦学攒出来的知识，而是说不清道不明却心照不宣的种种“人脉”——就算确实是知识，也经常是“命运所带来的加料知识”。这是“知识改变命运”，还是“命运改变知识”？
至于“平权法案”就别哪壶不开提哪壶了：如果没有某些矫枉过正的“平权法案”、尤其“平权潜规则”，亚裔等平均成绩更好、学习更勤奋的族裔和阶层，会获得远比现在高得多的高等教育资源和几率，如今的做法等于剥夺了这些学子依靠个人努力、依靠刻苦学习知识改变命运的机会，而把更多机会让给仅凭肤色或族裔、无需奋斗和努力就能轻松“上位”的其他人。几年前一份统计资料显示，普林斯顿大学亚裔录取者SAT成绩需要分别比白人、西班牙裔和非洲裔高出50分、235分和280分才能录取，而哈佛大学这三项分差分别为140分、270分和450分，加州的SCA5因为实在“夸张”，最后到了州政府都看不下去的地步。诚然，这种“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并非谁有钱谁拿大头，而是所谓“逆向歧视”，但“逆向歧视”就不是歧视了吗？这是“知识改变命运”，还是“命运改变知识”？
英国的“教育平权”更“满拧”了
没错，英国中小学教育的主体是公立教育，大学则是“两条腿走路”，英国政治、经济、文化各阶层的精英来自两个平行教育体系的不同阶层，这都是事实——但您不算人数的吗？英国“贵族”有多少人？平民又有多少人？算一下“成材率”就该对英国教育资源分配的惊人不平衡，对英国教育和阶层固化间的关系，有一个迅速而直观的强烈印象。正如新书、由历史学家基纳斯顿（David Kynaston）和教育经济学家格林（Francis Green）合撰的《特权引擎》（Engines of Privilege）中所坦言的，早在大半个世纪前就被“老伊顿人”奥威尔（George Orwell）认定“极端不公平”、预言“是一种不太可能持续太久的教育方式”的“极端不平等的公学模式”，到了21世纪的今天还被频繁拿出来讨论并引发强烈共鸣本身，就足以表明“极端不平等”在教育领域非但未曾得到根除或缓解，甚至毋宁说还更严重了。
如果说上世纪后半叶，英国政坛还多少能冒出几个靠个人奋斗上位的大人物（如前首相梅杰和大多数左翼党派工党的领袖），那么到了21世纪的今天，白金汉宫和威斯敏斯特宫几乎成了“伊顿人”的“校友会”：如今英国正被“脱欧”问题折腾得死去活来，几个当事主角如前首相卡梅伦、前脱欧事务大臣约翰逊等都是“伊顿人”，焦头烂额的现任首相特蕾莎·梅倒没有伊顿背景，却仍旧是如假包换的“牛津系”。更让人窒息的是，传统上站在支持教育平权、反对阶层固化和批评“伊顿现象”立场上的工党，如今也充斥着“伊顿人”和“牛津系”的议员、活动家，今年1月下旬，曾以猛烈批判“伊顿现象”是“堕落”而名声大噪的工党“未来之星”、年仅16岁的帕特尔（Hasan Patel）接受了伊顿公学高达7.6万英镑的巨额奖学金，并表示准备入学，引发强烈反响——有什么能比“伊顿现象”最著名、最年轻的批评者被“伊顿现象”招安更令人感到绝望？BBC纪录片《56UP》是著名导演艾普尔（Michael Apted）团队从1964年起，每隔7年对一群来自不同阶层、拍摄开始时仅7岁的孩子进行跟踪采访，直到2013年这群采访对象都满56岁才拍完的史诗级影片，正如导演本人和许多影评家所指出的，影片里的孩子们看似每个人都有平等的进阶机会，但实际上因为资源分配的不合理，最终呈现的仍然是阶层分化的残酷结果。这是“知识改变命运”，还是“命运改变知识”？
法国更糟糕
2016年9月27日，法国全国学校制度评估委员会（CNESCO）公布调研报告称，法国通过几十年教育改革，“成功成为经合组织（OCDE）35个成员国中教育资源分配最不平等的国家”，具体表现包括“优先教育区”师资分配差、学生学习时间短，“混合居住”无法遏止社会和教育系统对贫困户和移民后裔的歧视，以及许多知名大学在招生中“作弊”，以图录取更多“照顾对象”，等等。
即便“优先教育”原则本身也广受诟病：许多教育学家指出，这种“一平二调”“一大二公”令法国大学生源素质几十年来直线下降，以医学著称的巴黎五大校长达德尔（Frédéric Dardel）曾对《费加罗报》抱怨，该校“精华中的精华”医学院注册学生中竟然有12%连科学类高中毕业证书都没有，但通过“抽签体系”他们也轻松入学，“6年来这些生源中几乎没有一个人能通过大学学期内的阶段考试”，这位教育学家指出，如此“平等”實际上是牺牲了“知识选拔优先”的变相不平等，是“以平等的名义推行了一种极为失败的大学生源遴选体系”，不但害了大学和社会，而且也“把这些学生送进了死胡同”。当法国的中学生们不论学好学歹，都要面对“一视同仁”的冰冷“抽签电脑”，靠“随机数大神”而非个人努力和学习成绩决定未来进哪所大学时，所谓“知识改变命运”何在？
诚如一些评论家所无奈感喟的，“有教无类”只是一种美好的理想，“教育不平等”和“教育资源阶层分配不公”则是普遍存在、根深蒂固、难以改变的客观现实，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一现实——与其说是“知识改变命运”，不如坦白承认“命运改变知识”得好。
作者：陶短房
来源：《世界博览》2019年第0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