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童党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也就是录像厅时代，香港电影人乐于频频将当地发生的各色凶案搬上大银幕，老底子的电影文艺青年，就这样被科普了“香港十大奇案”的前世今生。“雨夜屠夫”、“屯门色魔”、“三狼案”，乃至“跑马地纸盒藏尸案”，时至今日都是血腥气浓厚的谈资。
“宝马山双尸奇案”的侦破中，香港警方为寻找线索曾出动了大量警员和士兵，查寻宝马山地区。 两架直升机也参加了空中搜索。
香港刑侦史上耗费警力最大、收集证据最广、触及社会阶层最复杂，推动司法调查手段进步作出的贡献最大，亦是令港媒最乐于关注，甚至逼得特首不得不修订法案的案件——“宝马山双尸奇案”。
穷学生与富身份
1985年4月21日清晨，一名香港的银行经理像往常一样去往被开发为高尚住宅区的北角大潭郊野公园跑步。郊野公园周边有诸多中学，那里的一部分与宝马山相接，一面临海，系风景绮丽的宁静乐土。对中产阶级来讲，那是休闲去处，同时亦为刚刚情窦初开的花季学生们提供了最佳的幽会地点。
不幸的是，这位银行经理在那儿“偶遇”的不是状态甜蜜的少男少女，却是两具血淋淋的尸体。
死者是两名英国移民中学生，17岁的男生简尼·麦拜与18岁女生妮可拉·梅雅。他们的确是陷入热恋的情侣，可惜青春并没有想像中那么美好，命运之神赐给他们的是噩梦一般的终结，两个人身上的瘀伤多达五百处，简尼被手脚反绑，脖颈骨断裂，脚上的鞋不翼而飞;妮可拉的尸体呈现半裸状态，附近到处都是撕碎的衣服和课本，显然生前遭到强暴。
警方接到报案，很快就把这件事与前一天接到的失踪报案记录联系起来了，报失踪的正是简尼的父亲。
就在距离香港回归仅十二年之际，所谓的“富人区”有两名英国人被杀，而且作案手法极度残忍，如此“猛料”，媒体自然不肯放过。于是乎，双尸案在第一时间被疯狂报道，也让警署承受了空前的压力。
单纯只是要调查一桩谋杀案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可恶的是作案地点是在一大片山头上，现场搜罗证据就得动大阵仗了。于是乎，警方派出了四百名警員，花了四天时间在宝马山进行地毯式取证，还特派已经退休的资深英国探员特拉华·科连指挥调查。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香港，虽然已经消灭了黑白两道勾结互贿的“雷洛探长”时代，但侦破刑事案件的手段依旧很原始，靠的就是两大法宝——人肉调查和线人告密。是的，跟香港老警匪片里拍的一样。更麻烦的是，根据尸体的伤处来看，凶手肯定超过两个人，要找全实在不易。
所以，就算在呈尸的小溪堤岸附近找到了包括折断的行凶木棒、扯得到处都是的课本等一百多件证物，也无法确认凶手的具体身份;体液、指纹、毛发的鉴定结果也是一无所获。为此，科连只能硬着头皮把重要证物带回英国伦敦，打算依托于相对先进的鉴定技术找到突破口，可惜依然没有看到希望。
最繁琐亦是最恐怖的“人肉调查”属于“极限运动”，整个香港的探员都出动了，他们调出了所有被质询过的人员名单，逐个进行查问，导致调查嫌犯人数达到了史无前例的一万八千人，最后不得不分成180个组，将这些口供进行归纳整理。
面对如山的调查资料，警察再一次抓狂了，因为压根儿不知道怎么处理它们。就算各地警员都上交了盘查结果，除非有神仙相助，否则没人能把这些纸片一一看完，再从中筛选出有用的信息。
所幸，“神仙”还是“下凡”了，那就是电脑。
是的，直到那个时候，也就是在侦破宝马山双尸案的过程中，香港的警署才切切实实地用到了这一“神器”，把资料归档整理，并将嫌疑对象缩小到了180人。
未曾想，如此尽心尽力地调查，非但没有让香港警界受到褒扬，反而引发了众怒。原因很简单，香港市民普遍认为，警方之所以能拉起全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班子破这个案，皆因死者是两个英国移民，在大多数平民眼里，那属于阶级特权。所以他们坚信，假如死的是香港人，就压根儿不可能动用那么大的力量。
可事实上，这两名被杀的学生住在公共屋村，也是平民家庭出生的孩子，虽然就读于私立的港岛中学，那也是凭借优异的成绩考入的。简尼·麦拜是学生会长，也是个诗人;而妮可拉·梅雅有过人的语言天赋，正向着“翻译官”的梦想冲刺。也就是说，他们也只是穷学生，与所谓的“富二代”不是一回事。
案件毫无头绪，民间怨声四起，警方在两头都不讨好的情况下，陷入了最黑暗的尴尬处境。
神秘富豪与黑帮大佬
被公共舆论围剿的日子里，警方只得低头努力查案，毕竟，找出真凶才是他们的职责所在。但是半年都快过去了，关乎凶手的蛛丝马迹依然不见踪影，同时，悬赏金已经提到了五万港元，这在当时的香港来说，已经是警署能出的最高价位。
眼看案子走进了死胡同，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某日，一位不愿公开真实身份的中国富豪联系上了警方，给出了五十万港元的巨额赏金。希望之火再次燃起，因为警察相信，多数犯罪的起因都是为钱，也唯有钱才能让罪犯被“出卖”。毕竟，五十五万港元在当时能彻底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总会有急于翻身的告密者出现的！
事实证明，警方的判断没错，领赏的人很快就来了。只是，这位领赏者的身份却令所有人瞠目结舌，此人竟是香港叱咤风云的黑社会组织之一——三合会福义兴的大佬！
提及三合会，在全世界的华人圈都是赫赫有名，它正是发源于清代的民间秘密结社组织天地会的别名，福义兴1886年就已经在香港开了堂口，常年靠经营“黄赌毒”捞偏门，鼎盛时期会员多达20万人以上，街头小巷的古惑仔中，十个人里就有一个是三合会的。早年关乎香港黑帮，有一种说法，叫做“忠诚测试”，也就是有人想入会，就必须通过组织的考验，犯下几桩案子，以证明自己“一条道走到黑”的决心。与此同时，所有堂口都要求成员要保护同伴，不能做人人唾弃的“二五仔”（出卖弟兄的叛徒）。
讽刺的是，严苛的帮派规矩到底也抵不过金钱诱惑，小古惑仔见钱眼开不算什么，可这次打破行规的居然是话事人（做主的人）。可见，神秘富豪深谙“有钱能使鬼推磨”的道理，就这样轻松瓦解了黑道的“尊严”。
据这位大佬交待，确实是福义兴一名叫彭信义的24岁马仔，在案发后找到过他，明确表示自己是双尸案的凶手，并请求帮派的庇护。
锁定了目标人物，办案就顺畅多了，1985年11月，警方花了数周时间抓获了四处逃亡的彭信义。
连大佬都能出卖自己，彭信义当然也就顾不得什么“二五仔”的骂名，他迅速招供其他四名同犯，分别是：谭士欢、赵伟文、张有恒和尹三龙。
当警察抓到那四个人的时候，当场就傻眼了，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年轻，而是其中的尹三龙和张有恒还未成年，尤其尹三龙才十五岁，比两名死者还要小，犯下残忍虐杀罪行的居然是个“童党”。
尽管有四个人都不认罪，但最年幼的尹三龙顶不住审讯压力，终于全招了。
原来他们都是香港最底层的贫民后代，无法正常上学就业，不得不跟着福义兴成员彭信义讨生活，平日里就靠在观塘码头为计程车开车门赚钱，说得好听这是“职业”，其实就是乞讨的一种手法。低到不能再低的收入，根本无法维系五个人的吃喝开销，于是彭信义想了个点子——上宝马山偷天线架上的铜线。
于是，案发当天，五个人气喘吁吁爬上山頂，打算捞一笔。孰料，天线架被牢牢锁死，压根儿碰不到半根铜线，他们只得带着怨气离开。
下山中途，正好看到一对学生情侣坐在一起相拥看书，这一幕令最年长的彭信义起了歹心，跟其他人一样，他毫无根据地认为外国人就是富人，正好可以劫一笔。于是，在彭信义的指挥下，五人兵分两路，包围了简尼·麦拜与妮可拉·梅雅，强行进行洗劫。谁知道，他们只从这二人身上搜出了一块港币。
偷盗计划的失败，外加仅一块钱的“意外之财”，彻底激起了这个马仔的愤怒，于是，他临时组织了一场“忠诚测试”，指挥四个少年对两名学生用捡来的木棒猛烈击打。简尼早前因锁骨断裂，吊着绷带，但他还是进行了英勇的反抗，造成一百多处伤口，终于体力不支昏迷过去，被脱去了身上唯一值钱的东西——一双耐克运动鞋。随之而来的，是对妮可拉的折磨，她被击打了五百多下，中途彭信义让其他四人去抽烟，借机进行强暴。
随着暴行的愈演愈烈，彭信义心里明白，唯一能让他们逃脱的办法只有灭口。于是，他们把妮可拉打到脑内出血身亡，又用木棒卡住简尼的脖子，令其断气。随后，五人分散逃下宝马山。
惩罚者与宽恕者
尹三龙招供的犯罪细节，令见多识广的警方都倒吸一口凉气，他们不由得联想到缉拿五名犯人的过程中，谭士欢脚上还穿着简尼的那双运动鞋。
要把这五人送上法庭，就必须有更为坚实的证据。于是，警方将尹三龙带到案发地点，让他进行现场案件重组，并进行录像，作为最重要的呈堂证供。这也是香港刑侦史上的一个先例，这种现在已经是最基本的取证手段，在当时还是非常新鲜的。
1986年11月，震惊全港的宝马山双尸案正式开审，尹三龙作为控方主要证人出庭。法庭上，检察方出示了150件证据，其中包括大量的视频和口供，并有37名证人上庭。最终法院认为五人杀人罪名成立，彭信义、谭士欢和赵伟文被判死刑，尹三龙与张有恒被判无期徒刑。
由于香港当时从未执行过死刑，所以彭信义与谭士欢的刑罚自动降为终身监禁。
被害人归天堂，施害人进牢房，案子本该到这里告一段落。然而，有一个人却站出来告诉众人——事情并没有结束。确切地讲，他是要为已经坐牢的罪犯进行辩护。
这个人，正是简尼·麦拜的父亲。
失去儿子的痛苦，并没有让他整天诅咒杀手下地狱，却是令其开始深究这场凶案的根源——穷孩子的悲剧。
简尼的父亲认为，这五个人之所以犯下如此恶行，是因为生活环境所迫，让他们失去了接受良好教育并成为一个好人的机会。于是，他号召港民为入狱的两个未成年罪犯呼吁，要求给他们重返社会的机会。
与此同时，两名死者的亲友和学校成立了妮可拉·梅雅及简尼·麦拜纪念基金，旨在帮助香港的贫苦学生，这个基金会每年帮助一百名低下阶层学童，让他们得以上学，尽可能远离黑社会的荼毒。
这一系列以德报怨的正义之举，得到了全社会的积极响应;2001年一部叫《等候董建华发落》的电影问世，与其他几部讲述十大奇案的电影不同，该片无论格局上，还是对法制社会的探讨上都更为深入，更系主张基本人权维护的一记呐喊。电影导演邱礼涛，也曾经将另一个奇案电影化，那便是经典恐怖犯罪电影《八仙饭店之人肉叉烧包》。
2004年9月，尹三龙终于得以出狱，并在记者面前说出了摧人泪下的忏悔之言。
谁也没想到，一桩令人发指的血案，竟然推动了刑侦技术与司法制度的进程。
从甜美到残虐，从迷雾到真相，从误解到理解，从仇恨到博爱;“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宝马山双尸奇案在香港犯罪史上的意义，远远超过了案件本身。时至今日，香港市民闻“童党”变色，也正因如此，才令更多的人始终关注着阴沟里长大的孩子，并伸出援手，助他们早见天日，拥抱光明。
作者：暗地妖娆
来源：《世界博览》2019年第0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