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普赛女郎与小偷家族用流浪与捍卫谱写生活史
西班牙大城市繁华景点周边无处不在、大人小孩齐齐上阵的“小偷家族”和弗拉门戈一样有名，而两者的背后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吉普赛人。从在大篷车里四处流浪、会占卜会看水晶球、到天生的弗拉明戈舞者、人人厌恶的“小偷家族”，几百年来，生活在欧洲大陆的吉普赛人形象几经变化，然而关于他们的一切仍然具有高度的神秘性和浪漫色彩。
多年以来，吉普赛人，尤其是吉普赛女性出现在大量的文学叙事中，如小说、电影，歌剧乃至绘画。在故事中，她们是敢爱敢恨的“卡门”、是“巴黎圣母院”里的艾丝美拉达，是普希金、高尔基笔下的“茨冈姑娘”（俄国人对吉普赛人的称呼）真菲拉、娜达，“吉普赛女郎”不断被书写，渐渐变成了一种代表野性不羁、以爱情燃烧自己的自由意象。而法国人称吉普赛人为“波西米亚人”，使波西米亚成为一种时尚、独特、游走于主流之外的生活方式。西班牙多样化女性主义吉普赛协会的主席指出：“1425年，吉普赛人到达西班牙，在那时候，我们是无拘无束的，而社会上的女性典范是顺从的、纯洁的和沉默的，而我们不符合这种标准，因此，我们被看做是有罪的，正如在塞万提斯的《吉普赛姑娘》中，这些角色被指摘以行为引诱男人，渐渐形成一种固化印象，尽管与今天的固化印象不同。”
正方：自由的吉普赛女郎是女性之光
那么今時今日真实的吉普赛女性是怎样的形象、过着怎样的人生呢？2018年底，西班牙上映了一部以首都马德里的吉普赛社区为背影的电影《卡门与罗拉》，该片入围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后，在国内一口气获得了8项戈雅奖提名，并最终得到了最佳新导演和最佳女配角两项大奖，引起广泛西班牙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虽然居住在西班牙多年，这是笔者第一次“亲见”吉普赛社区的真实生活：故事中的两个女孩，卡门17岁，罗拉16岁，前者正准备订婚，走入婚姻生活，最大的梦想是拥有一家自己的理发店，而后者正在辍学的边缘。
与大量艺术创作中的吉普赛女性形象大相径庭。卡门、罗拉，两人各自的母亲以及整个吉普赛社区中的女性全部都是低眉顺眼的家庭主妇，或在家相夫教子，或随丈夫一起做些摆摊的小生意，在生活中没有任何话语权，没有“自由的灵魂”，只有顺从和认命。看着谈论“梦想”的卡门，“觉醒”的罗拉不禁问：“这一切到底有什么意义？每个吉普赛女孩，最终只能去理发店工作。”面对社工时，罗拉说：“吉普赛人没有权利有梦想。”
使梦想成为奢望的是一些吉普赛社区令人吃惊的保守。电影中，订婚之前，卡门的父亲对未来亲家自豪地说：“我唯一要和你说的是，我的女儿，从出生到现在，从来没有在无人陪同的情况下上过街，没有跟别的男孩约过会，也没有自己的手机，每天十分安分地留在家里。”另一边，罗拉的父亲让弟弟如影随形地跟着她，确保她不会遇上“坏人”，同时逼迫她辍学，因为她已识字，多学无用，最着急的事情是找个人结婚。现实中，西班牙电视节目《Tanto por ciento》曾进入到西班牙南部城市塞尔维亚最糟糕的吉普赛社区（该社区居住了3000吉普赛人，失业率达到了80%），报道了一个处在更极端情况下的吉普赛“女性”，一个出生被叫做乔纳丹的男孩，他一直希望成为一名女孩，性别认同问题使他被社区里的传道者认为“心中有魔鬼”，他的父亲不再与他讲话。
除了保守，还有被主流社会排挤之后的“排外”。电影中，当卡门去“外面”的理发店找工作时，吉普赛人的身份成为了一个真实的问题。学校里，作为班上唯一的吉普赛人，为了不被取笑和孤立，罗拉大部分时间独自在家中学习。罗拉的父亲对未来女婿的标准是“宁可找一个坏的吉普赛人，绝不找一个好的西班牙人。” 现实中，吉普赛人内部自成一体，贯穿自行定制的规则，几乎不与“外界”来往，因为“外面的世界”是带有敌意的。调查显示，40%的西班牙人不愿意与吉普赛人成为邻居。《卡门与罗拉》的导演Arantxa Echevarría直言不讳道：“我们西班牙人是非常种族主义的。吉普赛人在西班牙生活了五百年，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当我们旅行时，吉普赛人出口的弗拉明戈使我们感到很棒，但是当我在西班牙，我观察到，我们对待吉普赛人很糟糕。”
电影中，16岁、17岁的吉普赛女孩要嫁人。在真实的吉普赛社区，还有更早嫁人的女孩。在西班牙电视台另一档关于吉普赛社区探访的节目中，甚至出现了14岁的吉普赛妻子，女孩们的命运早早被困于野蛮和闭塞中。卡门不断被母亲教育何为一个好的妻子，一个好的妻子等于一个会做家务的妻子，当她想在婚后开一个自己的理发店，未婚夫表示：“除非我觉得可以的话，你才能开，你唯一的职责是照料我和我们以后的孩子。”
反方：大部分吉普赛人都是小偷
“小心吉普赛小偷”已成为每个西班牙当地人对游客的提醒。吉普赛人采取半偷半抢的作战方式，先是孩子和妇女出动，向路人乞讨、问路、请路人填写调查表格，当路人的注意力被吸引走之后，瞬间便有同伙上前，偷走他的重要财物。每个被吉普赛人偷过的人都会向十个以上的朋友讲述自己的遭遇，久而久之，“所有吉普赛人都是小偷”和“大部分吉普赛人都是小偷”的既定看法渐渐形成，很多欧洲人对吉普赛人避之不及，称他们为“恶之花”。
在现代社会生活了多年的吉普赛族群至今缺乏现代性，相对于改变和接受新事物，他们更倾向以过去的方式生活。吉普赛事务基金会的负责人说：“吉普赛人一直都是活在资本主义体系之外的。我们有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我们工作是为了活着，但活着不是为了工作。资本主义生活是合同、贷款和消费，很多吉普赛人活在这种生活之外。” 而活在这种生活之外的吉普赛人要么生活在城市边缘的自建棚区中，要么生活在房车等移动车辆中，这种流浪的生活没有并不浪漫，缺水缺电、儿童得不到应有的教育、极高的文盲率和失业率都是十分现实的问题，“恶之花”正在在这样的土壤中开出。
无论封闭的吉普赛社区还是满世界流浪的吉普赛人都是以家庭为单位在生活，当他们在行窃时，也常常是以家族模式行动，其中最令人心痛的，无疑是很多吉普赛儿童早早就进入了这个行当。日本导演是枝裕和的电影《小偷家族》正在西班牙上映，其中有一句台词令人印象深刻，当片中的“父亲”被警察质问：“你让孩子偷东西，你还算人吗”，“父亲”回答道：“我能教他们的，只有这些了”。“父亲”希望教给孩子一些谋生的本领，而行窃这门手艺，是他仅有的可以传授的技能。这也是发生在很多吉普赛家庭的现状，因自身教育程度低而不重视下一代的教育，下一代再因教育程度低而就业空间小，最终走上小偷之路，恶性循环，进入重复的命运。
《卡门与罗拉》的导演Arantxa Echevarría认为，欧洲人对吉普赛人的印象现在变得十分单一：“人们认为吉普赛人只有弗拉明戈，无时无刻不在寻欢作乐，他们很懒，只会偷。”从事正当职业的吉普赛人对此无可奈何：“我们被塑造成了流氓无产阶级”，即相对普通无产阶级或产业无产阶级的那些在合法的基础上没法找到工作的人。
2018年的调查显示，西班牙目前有七十五万吉普赛人，吉普赛人的失业率在37%，高于西班牙人的失业率（15–20%）。这种情况主要是在经济危机期间恶化的， 从2007年到2013年长期失业的吉普赛人增长了25%。 调查同时显示，约40%的吉普赛人从事流动的贩卖，但是也有少数人开始进入法律、政治、医学和技术领域等工作。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七十五万吉普赛人中（主要生活在安达卢西亚地区、首都马德里、加泰罗尼亚地区和卡斯蒂利亚-莱昂地区）有88%生活在正常的居住环境中，只有4%生活在极端的居住环境中，对比20至30年前，情况有大幅好转。同时好转的还有教育情况。如今，95%的儿童都会上学，尽管只有2%会进入大学。
吉普赛事务基金会分部的负责人指出：“我们事实上没有到底有多少吉普赛人进入了大学的数据，因为很多时候，他们不会表明的吉普赛人身份。”新一代吉普赛年轻人正处在矛盾的心态和两难的境地中，一方面，由于社会普遍存在的歧视，他们想隐去自己的身份，沉默地生活，另一方面，他们也有通过自身改变吉普赛人的形象、为吉普赛人争取公平的想法，这便要求他们站出来。而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明白，一个出生在吉普赛家庭中的人要获得尊重是多么困难的事情，正如遭遇歧视是多么容易。一名法学院的吉普赛学生说，在她漫长的求学路上，一直听见难以理解的种族言论，人们对她族群的印象只有犯罪和其他一些错误的想法：“我不得不常常和同学们辩论，而最难过的莫过于当我学习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结辩：吉普赛主义把弗拉门戈占为己有
已成为西班牙国粹的弗拉明戈，其起源至今众多纷纭，最常见的定义是一种混合了犹太人、阿拉伯人和吉普赛人文化的艺术表达形式。然而多年来，吉普赛人一直认为弗拉明戈只属于他们。2018年，西班牙当红女歌手、加泰罗尼亚人Rosalía Vila Tobella发行了一张探讨死亡的弗拉明戈唱片，取得了巨大成功，主打MV《MALAMANTE》在视频平台Youtube上的点击量高达500万。然而这张专辑完全惹恼了吉普赛族群：“她像使用假睫毛一样使用我们的弗拉明戈。”对此，年轻气盛的Rosalía不禁公开回应：“弗拉明戈不是吉普赛人的财產。”
围绕着吉普赛文化主权和“新弗拉明戈”的争议一时间喧嚣四起。支持Rosalía的吉普赛歌手Nyno Vargas认为：“Rosalía融合了很多东西，把弗拉门戈带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 如果她按照所有人认识的弗拉明戈那样去做，她不会取得她现在所取得的成功。她让全世界的人注意到西班牙，这对于所有艺术家来说是好的。”而另一位吉普赛饶舌歌手Mala Rodríguez则认为：“吉普赛人对Rosalía感到愤怒是很合理的。Rosalía喜欢弗拉明戈，学习弗拉明戈，做的东西很好。 但是事实上她就是在使用属于吉普赛社区和安达卢西亚身份的某些东西。她在扮演一个角色，她扮演得很好，但最终是一种扮演，而身份这种东西是无法添加和消除的。”
在吉普赛社区的更多人看来，Rosalía仅仅把弗拉明戈、把吉普赛人的生活当做一种“很酷的东西”在使用，她看上去在推广一种文化，然而处在社会顶层的她对这种文化并无敬意，她对于吉普赛人的真实生活一无所知：“她没有和任何吉普赛人合作，甚至在MV里没有出现一个吉普赛人。她完全无所谓她所模仿的那些人的声音。”
除了Rosalía，被吉普赛人大规模“讨伐”的还有其他表演者。在西班牙，越来越多的脱口秀表演者表示：“已经不能够讲关于吉普赛人的笑话。每一次有人这样做，很快会收到信，请你不要再这样做。现在很难在电视上看见关于吉普赛人的笑话。 我们希望他们根据我们的社会常规生活，而他们看上去需要更多时间。”脱口秀红人Rober Bodegas因为其带有偏见和过火的玩笑而受到吉普赛族群的全面抵制，他表示自己“收到了超过400次的死亡威胁。”最终，他向受伤的吉普赛人公开道歉。
吉普赛人在诸多文化事件上的“过激反应”引起了外界对于“吉普赛主义”的反弹，新的名词“反吉普赛主义”诞生。 西班牙吉普赛事务基金会的负责人指出：“整个欧洲有超过2500条反吉普赛主义法律”。研究吉普赛文化的历史学者认为：“反吉普赛主义变得越来越复杂，但是要注意，吉普赛主义一词并不来自于吉普赛人，而是来自于当权者，来自过去每个人时代的殖民当局。Rosalía所做的是’征用’吉普赛人的东西，是塞万提斯早就说过的：’已经建立了一种区分好吉普赛人和坏吉普赛人的方式，坏的是那些不适应体制的，好的是放弃做吉普赛人的’。 ”
笔者在西班牙看过无数次弗拉明戈，演出者有来自弗拉明戈世家的世界级表演者，也有高级餐厅舞台上的专业表演者、平民小酒馆里做即兴演出的江湖艺人。然而直到去年，笔者才真正明白弗拉明戈对于吉普赛人的意义，那不只是“很酷的东西”，也不是讨生活的工具。
去年年底，笔者因病入院，同一个病房的室友恰是一名吉普赛女人，年纪在50岁左右。她因车祸入院，因为一条手臂反复感染不愈合，五个月来，历经了七次手术。每日手臂打着石膏，完全不能下床。她有一对儿女，丈夫是儿女们的继父，三个人总是超过探视时间，不愿离开病房。由于她住院太久了，护士们多数会网开一面，让他们多陪她一些时间。她和她的丈夫会动不动忽然开始对唱弗拉明戈，场面十分戏剧化，甚至有一点滑稽。而当家人们终于离开后，她要么给亲朋好友打电话，一个接一个，重复今天医生又说了什么，要么打开Ipad放弗拉明戈的音乐并跟唱。总体来说，只要她醒着，病房里没有一刻是安静的，有几次我感到忍无可忍，很想和她沟通一下，但是想到她已在病房里（在病床上）待了五个月，度过了难以想象的漫长时间，又作罢。
多数时间里，室友并不显得凄苦，她总是乐观地说，我很快要出院了，不是这周，就是下周。尽管事实上，她每日都会发烧，要不断输退烧药和止痛药，手臂的伤口不断有腐烂液体渗出。以笔者多年的生病及住院经验，无法想象她的情况如何出院。使人崩溃的坏消息最终来临，某一天早上，医生来为她检查伤口后，表示伤口再次感染，必须尽快再次手术，并且如果术中判定感染严重，必须截肢，否则将危及生命。这个乐观的吉普赛女人第一次哭了出来，说：“没有了手臂，我以后如何给孩子们做饭。” 那一天整个病房笼罩在愁云惨雾中。很快，她的丈夫赶来，两人一见面便对着哭，哭了一阵后，他的丈夫说出了一句我所听过的最美的西班牙语：“Podríamos ser más felices que antes， tienes mi brazo”， 直译便是“如若如此，我们可以比从前更快乐，你有我的手臂。” 那日下午，丈夫和儿女们带了很多食物和饮料到来，火腿、奶酪、鸡蛋饼。平日里医院不许带外面的食物给病人，但是那天，没有护士来干涉。很快，他们又唱起了热烈的弗拉明戈。那无疑是我此生听过的最动人的弗拉明戈。
虽然对于起源有诸多分歧，学者们一致同意的是，诞生于安达卢西亚地区的弗拉明戈是源于苦难的音乐，包含了悲痛、希望、抗争、勇于生存的生命哲学。音乐和痛苦在吉普赛人的生活中有共生关系，是苦难之时真正需要的歌声，不是贩卖给观光客的异域风情，也不是代表酷和时尚的流行文化。他们将弗拉明戈视为其文化组成和獨立性的一部分，与他们的精神世界和现实行为融为一体、彼此作用，因而当弗拉明戈被改良、被“征用”，他们的不接受与其说是捍卫弗拉明戈的归属和正统，不如说是捍卫自己的身份、生活方式、乃至带有捍卫尊严的意味。
作者：拉扎罗
来源：《世界博览》2019年第0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