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调大佬段永平
影子董事长”
如果不是在2018年的7月份，拼多多赴美上市成功，创始人黄峥在接受采访中提到自己重要的导师和天使投资人是段永平，恐怕很难有人想起这个名字。
好奇心被迅速点燃，人们又发现，如今在国产手机市场上占据半壁江山的OPPO和vivo，都是步步高集团旗下的品牌，而段永平正是步步高的创始人和董事长。两款手机的掌门人陈明永和沈炜，是早年就跟随他的老部下。往前回溯，作为很多人童年记忆的小霸王游戏机和步步高学习机，也是由段永平一手打造的。
再加上从OPPO走出的刘作虎创立的一加手机，以及最新的行业巨头拼多多，围绕段永平这个核心，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商业体系，可称之为“段氏体系”。他们的经商理念和运作方式无不受到段永平的影响，稳健而强势，并且仍保持了“段氏企业”一贯的平民化特征与激进的发展风格。
而段永平自己，2001年就离开了中国，和家人定居在美国加州的帕罗奥图，那是硅谷的中心地区。国内公司的事务，都由弟子们负责，他每年只回来两三次，每次待十天左右，出席董事会会议，被成为“影子董事长”。严格来说，他已经是美籍华人，不算标准的中国企业家，但是他旗下的公司业务，还在影响着当下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在离开的这么多年时间里，与段永平有关的新闻，最轰动的有两件。一是2006年的时候，他花了62万美元，拍下与“股神”巴菲特共进午餐的机会，成为参与此举的第一位华人。一张巴菲特伏在他耳边说话的照片，流传網络。很多访谈节目邀请他当嘉宾，他直言不讳自己的经历和观念，那是他曝光率最高的一段时间。
二是捐款。在2006年和2010年，他分别向自己的本科母校浙江大学和研究生母校中国人民大学捐赠3000万美元，用于建立奖助学金，支持教育事业。再加上其他捐款，他的捐款总额达到了4.47亿，创下了当时校友个人捐款的最高纪录。
两件事的本质其实一样。巴菲特拍卖午餐的收入也是用于慈善。在段永平看来，自己直接捐出去，和通过巴菲特捐出去是一样的，何况还能额外学习。除此之外，他很少接受媒体采访，保持着低调的姿态。但人不在江湖的他，却留下了良好的名声。
2018年9月30日，段永平在斯坦福大学与在校华人学生进行了交流。有人问他，为什么不见媒体？他回答：“不希望给公众留下我掌控公司的印象，抢了CEO的成就感。不抢他们的功劳，这很重要……如果我还是CEO的话，公司很可能做不了这么好。”
如今，这位低调的“教父”，主要是在做投资。他购买的苹果、茅台股票，大获收益。也曾投资网易，与丁磊是好朋友。因为这层关系，多年来，网易博客是他对外发声的唯一渠道。2018年11月30日，网易博客停止运营，他又去了雪球，网名“大道无形我有型”。
无论做实业还是投资，段永平都是成功者，为何能如此？在留存的网易博客上，他的一篇题为《我们的秘诀》文章里有两句话：“人们常说的那些：广告，员工股份分享，经销商入股，网点密布，线下渠道，等等等等，都是不对的！我们的秘诀其实就是：本分+平常心。”
Stop Doing List
1961年，段永平出生于江西南昌，祖籍吉安，也就是井冈山地区。那正是中国的“三年困难时期”，成长的过程少不了饥饿的痛苦。等他到了上学的年纪，又正值“文革”，高考停招，学习不受重视，用段永平的话说，“我们这一代算是最不幸的一代。”
改变发生在1977年。邓小平复出，主管教育和科学工作，决定恢复高考招生制度，以为国家建设培养人才。10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文章《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宣布正式恢复高考，即将在年底举行考试，由各省自主命题。
对万千学子来说，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但是备考的时间太短，压力很大。当年有570多万人参加考试，最终只有27.3万人被录取，录取率为5%，史上最低。正好高中毕业的段永平，也是570万人之一，却不属于那5%。他的各门成绩加起来，才80多分。
好在1978年还有一次机会。这次考试时间移到了7月份，全国统一命题，也成为此后夏季高考轨道的开端。有了半年时间突击复习，段永平五门功课考了400多分，平均单科成绩达到80分，被浙江大学无线电系录取。
进了大学后，他打了有生之年的第一次电话。当时他的一个舅舅在杭州，他想联系，拿着号码找到一台电话，却不会打，因为机子上没有拨号的数字。有人过来帮忙，拿起话筒说：“总机，要外线”。他才知道，电话是这么打的。那时的他不可能想到，多年后会有个东西叫手机，还是他经营的行业。
本科毕业后，段永平被分配到北京电子管厂。这个厂成立于1953年，原本是电子工业部所属的774厂，“一五”计划期间由苏联援建。那时候，电子管是一切电子产品的核心元件，国家给电子工业总投资5.5亿元，北京电子管厂就占了五分之一，是当时亚洲最大的电子元器件厂，拥有近万工人。
但是段永平毕业时，北京电子管厂已经走下坡路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量引进外国技术和产品，电子管技术被更先进的半导体技术取代。工厂效益大受冲击，1985年的产量下降到160万支，只是巅峰期的百分之几，厂里连续11个月不能按时发工资。
困则思变。眼看干下去没什么前景，段永平选择了继续进修，并在1986年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攻读数量经济学的硕士研究生。这个决定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北京电子管厂于1992年正式关门。如今北京著名的798艺术区，有一部分就是该厂旧址。
1988年，段永平研究生毕业，但没有拿到硕士学位。当时有规定，学生毕业一年以后，只要论文答辩通过，都可以拿到学位，但段永平没有这么做。多年后，在给母校捐款的记者会上，他自己曝光了此事：“我真不是硕士，我是研究生，我记得我是我们班惟一没有拿硕士学位。”此时的他已功成名就，还能自爆“污点”，可见做人本分之处。
研究生是高学历人才，不管进国家机关还是大型国企，都很容易。段永平找工作时，就有人向他许诺，多少年能当处长，几年能分房子，连鸡鸭鱼肉都有的分。但他表示不感兴趣，他甚至不想留在北京，“我这种人在北京的成功概率不会大，这里不太适合我，我想到思想开放急需人才的南方去。”
南方最具活力的地方，自然是作为“改革的摇篮”的广东。段永平南下后，起初干的还是老本行，去了佛山市的无线电八厂。这个厂生产的一款“星河牌880组合音响”，获得了波兹南国际博览会金奖，一时名声大噪，还被作为国礼，送给外国领导人。
厂子也成了名牌企业，为了扩展业务，在全国开展了一场“不拘一格抢人才”活动，只要是愿意来厂里工作的大学生、技术人员，可以落户，还给解决住房和家属工作。短时间内，这家只有几百人的公司，就招聘了150多名本科生、50名研究生入厂工作。
段永平就是在这种气候下进厂的。广州人称呼别人，喜欢在最后一个字前加一个“阿”。但是“阿平”听起来怪怪的，像女孩的名字。所以，段永平就让别人叫他“阿段”。這个称呼后来渐渐成了江湖名号。
然而，人才太密集的地方，很难突出自己。很多人进厂后发现，没有太多用武之地，于是天天发牢骚，想要离开，但又下不了决心。身处其间的段永平，意识到这里也不是干事的地方，果断选择了离开。
他将这种人生态度称为Stop Doing List，意思是停办事项清单。也就是说，当发现做错了事，要立刻停止，因为这个时候成本是最小的。如果被短期利益诱惑，看不到长远，一直在眼前的事情上打转，那么30年后，可能依然在那儿打转。
他还举过一个更形象的例子：你去机场接人，在停车场交了一小时费用，但接的人提前来了，你是否要继续把剩下的时间耗完才走？
“打工皇帝”
段永平的下一站是距佛山80公里外的中山市，他在这里应聘进了怡华集团旗下的日华电子电器设备厂。因为拥有电子专业知识和经济学的视野，不久就当上了厂长。
怡华集团是综合性大型企业集团，业务涉及到旅游、贸易、工业、文化等多方面，实力在中山市排名前三。但在集团里，日化电子厂只是一个小厂，年亏损200万。摆在段永平面前的问题是，如何打造一款畅销产品，扭转工厂的颓势。他选择了当时正红火的游戏机。
1983年，日本的任天堂公司生产了一款家庭游戏机（Family Computer），外壳是红白配色，被用户称为“红白机”。因为玩法简单有趣，一上市就风靡全球，不到一年时间，销量就超过300万台，书写了游戏产业的新纪元。其中最著名的水管工马里奥，成为一代人的记忆。
上世纪80年代末，红白机进入中国。当时的中国经济和日本不可比，红白机卖得很贵，一台价格2000多元，就像iPhone刚进入中国的情形一样，所以，市场一直没打开。但中国出现了许多模仿红白机的产品。据统计，仅是1990年，中国大陆地区就售出了300万台游戏机，而市场饱和容量是4000万台。这说明，哪怕是在还不富裕的国家，玩游戏也是一项生活需求，是人性需求。段永平看中了这个势头，带领工厂杀进了游戏机制造领域。
起初，他租了一个台湾品牌，名叫“创造者”。但是后来，台湾厂商又把这个品牌卖给其他人，造成了市场的混乱。一气之下，段永平决定打造自己的品牌，取名为“小霸王”。与名字相契合，商标是两只撞击在一起的红色拳头，强悍又有童心。一开机，就会响起那句脍炙全中国的口号：“小霸王！其乐无穷！”
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段永平最重视的手段是营销。1991年，他花了40万元与央视合作搞了一个活动——“拥有一台小霸王，打出一个万元户”的“小霸王大赛”。效果立竿见影，小霸王游戏机一炮打响，销量大增，工厂也在这年更名为中山霸王电子工业公司。
这也成为段永平经商的一个重要理念，“敢为天下后，后中争先”。前句指的是“做对的事情”，后句指的是“把事情做对”。在他看来，所有的高手都是敢为天下后的，只要能做得比别人更好。
但要想守住市场地位，还得求变。到了1993年，中国的游戏机市场趋向饱和。与此同时，电脑热开始出现，但是价格太贵，普通百姓消费不起。段永平适时地在游戏机外增加了一个计算机键盘和电脑学习卡，打造了一款类似电脑的新产品——小霸王学习机。
同时，他还请了正当红的成龙当品牌代言人。这位功夫巨星穿着背心，抱着键盘，面对观众念出一句广告语：“同是天下父母心，望子成龙小霸王”。游戏功能受孩子们喜欢，寓教于乐又让家长放心，两者兼顾，一下子又成了爆款产品，成了富裕家庭的标配。
1994年，“小霸王”年收入达到4个亿。第二年，更是超过了10亿，市场份额近80%。怡华集团其他十几个子公司的收入总和，还不及它的一半。工厂规模从百十来人，迅速扩张至3000多人。年底给工人分红的奖金是用报纸包着的，据说光报纸就用了十几摞。公司还盖起了一座小霸王大楼，有十层高，楼顶立着巨大的红拳Logo。
但是段永平自己并没有获得相应的回报。作为职业经理人，除了获得工资外，他不参与公司的营收分成，只是个“打工皇帝”，也没有激励下属管理人员的机制。段永平向集团提出要对“小霸王”进行股份制改造，“中国人往往能够共同脱贫，但很难共同致富，企业一旦做大，分家的分家，打官司的打官司……要长久做下去，必须搞股份制”。
这个提议却被拒绝了。遵循Stop Doing List理念，段永平提出离职，寻求独立发展。怡和集团答应他可以带走六个人，他也答应一年内不与“小霸王”在同行业竞争。买卖不成仁义在。
“步步高”时代
1995年9月18日，与中山市一江之隔的东莞长安镇，段永平成立了一家新公司，名叫“步步高电子工业有限公司”，他有了一块属于自己的阵地。
当初为了取名字，他还搞了个征名活动，要求不多，一是字不能太复杂，不能有异议，二是容易被人记住，中选者奖励人民币5000元。最终从上万份投稿中，选中了“步步高”这个名字。同名的有8份投稿，就每人付了5000块。
长安镇位于东莞市最南端，面朝珠江口，咸淡水交接，盛产一种柔韧的植物，名为“莞草”，适合织席。自宋朝时立镇，一千多年里，当地人都以编织莞席为生，直到改革开放后，固有的一切开始改变。因东临深圳市，西与虎门港口接壤，地理位置好。20世纪90年代，南下创业的人，第一站会选择深圳，第二站就是东莞。
在自己的公司里，段永平开始大胆地实践股份制想法，几乎所有管理人员都入了股。员工也可以拥有股份，没有钱入股的，段永平就借钱给他们，之后再通过股份的利润和股息偿还。通过这种方式，他把公司利益与员工个人利益捆绑在一起，企业有了稳定和长久的动力。
就连曾经的“小霸王”经销商，也主动掏钱入股，追随段永平。1997年，因与“小霸王”发生分歧，24位经销商集体投奔步步高。这与段永平一直重视销售渠道有关。多年前，他在新疆的一个小县城里，发现那里没有可口可乐，却有娃哈哈。受此启发，他决定学习宗庆后，实行“产销联合体”模式，公司与渠道商交叉持股，并用高额返利激励销售，在全国建立了一个密集的销售网。
有了稳定的渠道，不管做什么产品，都不愁卖了。因为答应了不与老东家竞争，步步高最初的主营产品是无绳电话机和学生电脑。1997年，又进军VCD市场。这些产品都不是步步高最先发明的，但步步高进军后，都极大地搅动了整个行业，其市场份额也不断提升，短短几年，就在各领域排进前列。
其成功基因还是来自段永平的“敢为天下后”的商业策略。他认为步步高是一个消费者导向的公司，最重要的是发现并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当新兴的产品证明了市场的需求后，只要把产品质量做得更好，把渠道做得更通暢，就能占据市场。“做产品，最重要的就是，找到别人有需要的东西，然后去满足他就完了。”他在接受网易财经《财经会客厅》采访时这样总结。
1999年初，为扩大业务，段永平将步步高拆分成三家股权独立的公司。分别是：步步高教育电子，主打学习机和点读机;步步高视听电子，主打VCD、DVD、MP3等业务;步步高通讯科技，主打无绳电话，并进军手机行业。段永平在三家各持有10%左右的股份。也正是因为这次的拆分，为之后延伸出OPPO、vivo等品牌创造了条件。
当时段永平就想到，以后公司要走向全球，而“步步高”品牌过于本土化，需要准备一个有国际气质的品牌名称。2000年时，他聘请了一个欧洲的团队，专门设计品牌，用各种语言进行语音测试，最后定下了一个，就是OPPO。
就在步步高向巅峰进发的时候，段永平的个人生活也有了变化。他恋爱了。对方叫刘昕，是一名摄影师，也是他的研究生母校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友。1986年他考入人大读研时，刘昕考入人大新闻学院，毕业后在《中国青年报》工作了一段时间，又去了美国俄亥俄大学进修。之后就留在美国，在《棕榈滩邮报》担任摄影记者。
两人结婚时，段永平答应妻子，未来会搬去美国居住。当时，他以为获得美国拿绿卡可能需要很多年，没想到很快就获批。尽管还没做好准备，他不想食言，“不可能让太太在美国，我在中国，那还要这个家干什么？”这种“宁负天下，不负红颜”的举动，一时传为佳话。但也多亏了他早早采取的股份制策略，老板的离开并没有给公司经营带来什么震动。
2001年，临走前，他嘱咐团队：“放手去干，干好了分钱，干不好关门，别有负担！”意思是，抱着一颗“平常心”。
如今，步步高起家的长安镇，到处仍可见段永平的痕迹。比如以步步高命名的广场、街道。智能手机行业兴起后，OPPO、vivo又成了国产手机的代表品牌。受惠于斯，有些社区每年给居民的分红就有10万元，而且不是按户给，是按人给。面对媒体时，当地人的话语中无不流露出对步步高的感激：“两家都是步步高的公司，他们老板在美国，姓段，厉害着呢。”
营销大王
段永平是个营销天才，他所打造的一系列产品的成功，都离不开在广告上的巨大投入，以及对消费者心理的精准把握。以至于当年许多“烂大街”的广告语，现在变成很多人怀旧的一部分。
“段氏营销”首要支撑点是央视。这也与后者的改革进程同步。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改革步伐加快，作为中国第一台的中央电视台也在发生变化。之前，担心观众反感广告，央视一直不敢大范围播广告。1993年底，央视开始尝试在《新闻联播》之后《天气预报》之前的黄金时段插播30秒的广告，每个5秒钟，一共6个。发现观众并没有很反感后，便于1994年开始公开招标。
积极参与者中就有段永平。最流行的是那首“小霸王拍手歌”：“你拍一，我拍一，小霸王出了学习机;你拍二，我拍二，学习游戏在一块儿;你拍三，我拍三，学习起来很简单;你拍四，我拍四，包你三天会打字……”再加上成龙的那句“同是天下父母心，望子成龙小霸王”，小霸王学习机迅速变得家喻户晓。在当时的一份“国人最熟悉的电脑品牌调查”中，排名第一的就是小霸王。
当然，一句经典广告语的出现，不是一蹴而就的。“可能会想很久，有一天突然灵光一现，想明白是错的还是对的。我们当年想小霸王的广告词，想了半年才想顺词。”段永平在与斯坦福大学的学生交流时说。
为了使步步高迅速获得市场影响力，段永平更重视广告营销，但他也并非不计成本。1996年他参与央视的“标王”竞争时，给5秒广告开价是8000万元，但那年的标王是秦池酒业，开价是3.2亿元。
第二年，段永平再次参与竞标。这一次，他的对手是VCD行业老大“爱多”，也是步步高最大的竞争对手。竞标现场，爱多老板胡志标开出了2.1亿元后，段永平又选择了放弃。得胜后，胡志标公开表示：“2.1亿，太便宜了。”段永平只是脸带微笑，鼓掌祝贺。
但很快，曾经的标王秦池酒业，因被爆出勾兑丑闻，瞬间走向没落;爱多公司也因资金链断裂陷入困境，商标也被拍卖，而胡志标个也因商业造假和欺诈，被判入狱8年。
没有了对手，段永平在1999年顺利获得标王，第二年继续卫冕。和“小霸王”的策略一样，他也请人为步步高写了一首广告歌，由当时正当红的三位歌星林依轮、景岗山和高林生演唱。歌词中有一句：“世间自有公道，付出总有回报。说道不如做到，要做就做最好。步、步、高！”
给步步高代言的还有许多大牌明星，包括李连杰、周星驰、张惠妹，甚至还请来了施瓦辛格。但是由施瓦辛格代言的广告刚播了两个月就停播了。段永平后来参加第一财经《万科财富人生》节目回忆，当时有人写信反映，央视黄金时段的广告怎么能放一个外国人呢？广告播放协议本来签了两年，损失惨重。段永平和施瓦辛格团队谈判，想降低代言费，对方同意打折。但在签协议时，段永平又觉得，广告停播，与施瓦辛格本人无关，这么做不够本分，还是把钱全付了。
去美国后，段永平旗下的产品还在延续这个“神文案+大明星”的营销套路。不管是步步高点读机的“so easy，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習了”，还是OPPO的“充电5分钟，通话2小时”，vivo的“2000万柔光双摄，照亮你的美”，每一个，都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广告语。他后来投资的拼多多，也创造了一首“拼多多，拼多多;拼得多，省得多”的广告神曲。
不过，进入新媒体时代后，观众接受信息的方式多元化了，央视标王不再意味着唯一的影响力。这些产品也相应而变，由点及面，从央视，到湖南卫视、江苏卫视，在所有收视率位居前列节目进行地毯式投放，几乎国内所有王牌综艺节目，都被OPPO或vivo赞助过，以至于这个行为本身都成了一句网络热语：“综艺节目千千万，OV赞助占一半”。
在营销方式花样繁多的21世纪，段氏企业沿用的老套路都战无不胜。因为，老套路也意味着经典套路，万变不离其宗，核心目的都是让消费者记住。段式广告的特点，就是抓住消费需求中的一个点，用言简意赅的话语反复渗透。
这也是段永平对营销的定义：“营销，就是用最简单的语言，把你想传播的信息传播出去。”但是他并不认为一个企业仅靠广告就能成功。产品和广告永远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哪家公司的失败，是因为营销失败。公司失败，本质都是因为产品的失败”。
“段菲特”
身在加州的段永平，那年才四十出头，不可能天天闲着，还要给未来的人生寻找一个新的支点。“那个时候我就想，我将来要在这里生活的话，我来这里干什么？我也不能整天在家里待着。”他选择了投资。
他开始学习，看了一堆关于投资的书，讲的都是K线图分析、涨跌概率、测市等内容，很难懂。但是，一本“股王”巴菲特谈投资的书的一句话，他懂了：“买一家公司的股票就等于在买这家公司，买它的一部分或者全部”。他说，主要这句话里的道理和他做实业的想法差不多。此后，他遵循巴菲特的投资逻辑，看公司的商业模式，理解企业的赚钱路径，只投那些能看得懂的、但被市场低估的公司。
段永平投资的首个项目，也是至今最为人乐道的案例，是网易。
2000年，网易刚在纳斯达克上市，就赶上了互联网泡沫破灭，上市当天就从发行价15.50美元，跌到12.165美元，被人形容成“流血上市”。后来最惨的时候，跌到了0.48美元。纳斯达克有规定，股价不足1美元，公司就要退市。丁磊当时最迫切的愿望，就是赶快把公司卖掉。本来和一家香港公司谈好了收购协议，但财务审计又出了问题，股票遭遇停牌，收购也泡了汤。
那时，网易正在转型做网络游戏，推出了《大话西游2》，但销售不好。深陷困境的丁磊，想到了段永平，便跑去向他请教。段永平看了网易的财报，发现公司市值2000万美元，但现金有6000万美元。也就是说，公司仅现金实力就是市值的3倍，何况，网易做的正是段永平起家的游戏，段永平决定扶网易一把。他投资200万美元，买入了152万股网易股票，占网易总股本的5.05%，成本价为0.8美元。
不久，电脑在中国开始大爆发，中国的计算机销售数量从2000年的650万台，增加至2002年的2083万台。上网的人一多，网游自然火了起来，《大话西游2》风靡全国，网易起死回生，股价涨到了70美金，段永平获利超50倍。
不管是做产品，还是投资，段永平都在贯彻一个理念：了解自己的对象。就像他小时候常背的一句语录：“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做出决定前，他会去查阅投资公司的所有业务和人物资料，读懂公司的经营模式。
在网易博客上，他写过这样一个故事：“前些年我也曾经买过不少GE（美国通用公司）的股票。后来卖掉GE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有一天我去GE的公司主页看了一眼，发现根本找不到我在杰克·韦尔奇书上看到的他对GE文化的描述。原来，当时的CEO有‘去韦尔奇化’倾向。所以，后来我卖掉了GE的股票。结果证明，我是对的，现在GE的价格已经显著低过我当时卖的价格。”
但是，往往只有成形的公司，才能看得清楚未来。所以段永平的原则是不投创业公司，只选择上市企业。2012年，苹果公司市值还在3000亿美元左右，公司正经历从乔布斯到库克的交接，未来是一片迷雾。也就是此时，段永平带领集团员工，重仓苹果股票。因为他是库克的粉丝，看好他治下的苹果。果然，库克上任后，重视商业化。去年8月，苹果市值突破一万亿美元，成为全球首家市值破1万亿美元的科技公司。
在那前后，段永平还买了不少茅台的股份。当时很多人都知道茅台值得投资，但不知道什么价格合适。段永平的看法是：“现在以130、160还是200买，从长远来看都没差别，茅台现在市值才1000多亿，以茅台的质量文化和生意模式，迟早会挣到300亿。”
就在2019年1月1日，茅台发布了2018财年的财报，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50亿元左右，净利润340亿元。今天，茅台的市值已经超过9000亿元。段永平又一次说对了。
唯一的例外是拼多多。段永平解释说：“投黄峥是因为个人原因。他是我朋友，我了解他、相信他。”
因为这些成功的投资，段永平也被称为中国的“段菲特”。回想起2006年，他拍下巴菲特午餐后，很多人说他是作秀，他的回答却充满“平常心”：“我不是把跟巴菲特吃饭这事儿当生意，就是想给他老人家捧个场，告诉世人，他的东西确实有价值。”
在饭局上，段永平问巴菲特：“投资中不可以做的事情是什么？”巴菲特回答是：“不做空，不借钱，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做不懂的东西。”显然，他一直记着这句话。
门徒
段永平把步步高拆分后，三个当年他从“小霸王”带出来的人成了各个部分的负责人。此后他们也一直在沿着段永平设定的道路往前走，成为他的忠实门徒。
负责视听业务的陈明永，1992年从浙江大学信息与电子工程系毕业后，就进入“小霸王”，算是段永平实打实的师弟，关系中更多了一份同门情谊。在他执掌的OPPO公司，核心价值观就是段永平提倡的“本分”，还细化解读为四个层次，其中第四层是“本分高于诚信，即使没有承诺，本来应该做的事情也要做到”。同时，OPPO也采用股权分配来激励员工，员工持股比例超过60%。
OPPO是在压力下发展出来的。2002年，中国加入WTO，索尼、飞利浦等国际公司要求中国的DVD产业支付专利费，视听硬件产品的日子不好过了。陈明永干脆把公司关掉，投入新的研发，独立发展OPPO品牌。2005年，OPPO推出了X9 MP3，被称为“国产MP3的里程碑之作”。三年后，OPPO開始进军手机领域。
在OPPO研发MP3时，本就负责步步高通讯业务的沈炜，也开始发力手机行业。他是江西九江人，和段永平是同省老乡。早前，沈炜在“小霸王”负责产品生产。他为人处世比段永平还低调，从不接受媒体采访，也没有微博，至今网上都找不到他的详细履历。
2009年，为了走向国际化，沈炜推出vivo品牌，开始将手机作为主攻方向。当时的中国手机市场可谓群雄逐鹿，传统巨头诺基亚、摩托罗拉实力犹存，新巨头三星、苹果、HTC在强势发展，还有联想、华为、中兴等大型国产品牌企业。步步高的两个品牌看起来没什么机会，却意外顺利突围，越来越坚挺。
究其原因，是除了“敢为天下后，后中争先”的气魄，他们还继承了段永平的“突出差异化”的重要理念。段永平曾说：“（电子产品）竞争的本质在于产品差异化，要做别人提供不了的东西。没有差异化，就成了日用基础商品。”比如，OPPO做拍照手机，主打女性市场，vivo做音乐手机，对标男性市场。也正因为存在这样的差异，看似是两个品牌在同一个市场领域竞争，但又互相补充，一起壮大。
在中国的乡镇县城，遍布着OPPO手机的专卖店，隔壁往往就是vivo。因为他们仍然在共用原来步步高的销售渠道，延续的是传统的“广告+渠道”的模式。据统计，2018年中国手机市场中，华为销量第一，OPPO紧随其后，但差距只有0.1个百分点，vivo名列第三。但OPPO和vivo加起来则占据中国大陆市场30%以上的份额，远超其他品牌。
这还不算闷声发大财的“OnePlus”一加手机。2013年，陈明永授权副总裁刘作虎打造一个新的手机品牌。刘作虎专程去美国拜访段永平。后者告诉他，无论什么时候，商业本质是没有发生变化的。第二年，一加手机问世，预售就超过140万台，可谓惊艳。如今，在中国提起一加手机，名头似乎不响，但在美国，OnePlus的粉丝却排队抢购，就像当初我们排队买iPhone一样。
有人曾问段永平，他在退休时做出的最大贡献是什么。他说，是为步步高带来了文化，正是这种文化，让步步高不断推陈出新，在变幻的时代和市场中，依然屹立于电子行业之林。难怪陈明永说：“阿段是我们的精神领袖。”
同样认可段永平价值观的，还有拼多多的黄峥。黄峥2002年从浙江大学本科毕业后，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留学。也就是那时，他受丁磊引荐，认识了段永平。留学结束后，他为两个工作选择犹豫不决，一是去微软，一是去谷歌。那时的谷歌还很年轻，但段永平建议黄峥，如果未来想创业，就应该去谷歌学习一下。
参加巴菲特饭局时，段永平带了一个人，就是黄峥，足见对黄峥的赏识。2007年，黄峥回国创业，段永平直接把步步高的电商业务交给了他，帮助他创办了欧酷网，这也成为黄峥做电商平台的起点。后来的拼多多，瞄准三四线城市的用户，也与步步高当年的策略一脉相承。
黄峥一直将段永平奉为恩师。他不止一次公开提起，“老段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我是他下一代的四徒弟”。拼多多于2018年上市后，因为假货问题，被媒体一边倒地鞭笞讨伐。黄峥给全体员工写了封公开信，号召大家坚持本分，即使是恶意的攻击，也要善意解读。显然，也是段永平的东西。
如今，在美国加州的家里，段永平一日三餐都在家里吃，还开辟了一片菜园子，想吃什么，就种什么，像位隐居的世外高人。这也符合他的人生观，“快乐人生才是最大的财富。我见过太多人因为有钱以后变得不快乐了，而我个人认为，如果一个有钱人因为钱而不快乐是很愚蠢的。”
在2018年与斯坦福大学华人学生的那次交流中，有人问他：“对你来说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他的回答是：“不同年龄答案是不同的。现在是家人、亲情、友情。”
作者：陈乐之
来源：《博客天下》2019年第0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