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大会堂：国家会客厅的60年变迁
建一座属于人民的“豪华客厅”，这个念头在毛泽东心里扎根了很多年。
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因找不到合适的场地，只能将延安一座基督教教堂改建成能容纳几百人的中央办公厅礼堂。毛泽东当时宣布，待革命胜利，一定要为人民建一座能容纳万人的大会堂。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身穿粗呢制服、满口湘音的毛泽东在人民解放军的大部队中路过故宫，看着昔日紫禁城的红墙金瓦，他再次告诉周恩来：“今后，我们也要建一座人民自己的‘豪华客厅’！”但直到9年后，这个想法才被正式提出：“完全用我们自己的力量，能不能建起能坐1万人的礼堂来？”
经过10年的发展，中国多少攒了些家底，但“多快好省”的大跃进风气也初露端倪。据已故的著名建筑师、人民大会堂总建筑师张镈回忆：当时恰逢中苏关系恶化，赫鲁晓夫抨击中国的“大跃进”搞糟了，“穷得没有裤子穿”，中国亟须搞几样经典工程，向世界证明中国的面貌和实力。
1958年9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为迎接新中国10周年诞辰，在北京建设一批重点工程。其中，能容纳1万人开会、5000人吃饭的大会堂成为重中之重。
这是个相当宏伟的目标。前后修建200多年的克里姆林宫，最大厅堂才能容纳6000人，英国议会大厦历时20年建成，最大厅堂不过2000平方米，而美国国会大厦历经55年建造而成，最大厅室只能容纳3000人。
包括梁思成、张开济、吴良镛在内的30多位顶级建筑师应加急文件召集，星夜汇集北京，当晚便接到了5天内提出第一稿方案的任务。
一版又一版的设计方案被推翻。按照当时的要求，大会堂建筑面积必须限定在7万平方米内。时任人民大会堂结构设计组设计师的李国胜后来回忆道，他们当时心里直发虚——整体面积小，无论怎么精打细算，设计出的方案都难免显得拥挤局促，有些“小家子气”。
于是，北京市规划局年轻的设计师赵冬日及其同事壮着胆子提交了一个建筑面积超过一倍多的方案。没想到周恩来总理一看就拍了板，“就用这个！”
“像天一样大”
按照最终敲定的设计方案，人民大会堂总建筑面积达17.18万平方米，比故宫还要大2万平方米。人民大会堂建设亲历者李成仁记得，大会堂最高点约46.5米，比天安门城楼的33米最高点还要高。最大胆的设计是万人大礼堂，为保证无论从哪个方向都能不被遮挡地看清主席台，这个面积相当于一个足球场、有10层楼高的巨大空间里，没有一根柱子。
与“大礼堂”相配，这里还有很多大。
比如，壮阔的弧形穹顶上最大的那盏吸顶灯，重达2.5吨;铺在迎宾厅前8米宽、62级高的汉白玉楼梯上的，是一块面积达400平方米的巨型艺术地毯，天津地毯二厂在3个月里加班加点赶制完成，比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英国地毯还要大近10倍;小礼堂内摆放的，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三角钢琴，长达15英尺;门窗都很大，玻璃全部是长2米、宽1.8米的特殊型号，沈阳玻璃厂精选了70名工人，组建成突击队，由党委书记和厂长亲自担任操作手，连续战斗30多个小时，腿站肿了、嘴唇干裂的工人总算选出了42块巨大优质玻璃，用火车连夜运到北京。
当时，中国没有大型挖掘机、塔吊和大吨位载重车，全靠人海战术。
曾在大会堂建设时期担任钢筋工青年突击队队长的张百发后来回忆，当时北京市第三建筑公司总经理站在高台上振臂高呼：我们要去建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就等于修皇宫”，参加这个工程的人，都将终身难忘，“一辈子光荣”。拉人的大卡车随后开到，工人们争先恐后地往车上扔行李，生怕落下自己，错过了“一辈子光荣”的机会。
铺花岗岩的是福建工人，做高级木工雕饰的是湖南工人。李瑞环木工青年突擊队成员张旭记得，1959年夏天铺宴会厅的芦席纹地板，工人们全都光着脊梁“玩命干”，24小时不停工，8天半刨出了1000多平方米的地板，张旭生生蹭坏了4条裤子。
据统计，参与人民大会堂施工的人数平均每天1.4万人，最高时达到3.5万人，还有30万人次参加了工地的义务劳动。张百发回忆说，当时北京市排队想参加人民大会堂义务劳动的机关单位太多了，得私下“找关系”，才能抢到机会。自愿来干活的人，来晚了登记不上就不让进。很多干部穿着大衣来，挥汗如雨裹了一身泥后，又高高兴兴地回去了。
从六七十岁的老部长，到参加过万里长征的老红军，到自己带着窝头、咸菜的妇女儿童，人人都想为修建大会堂出点儿力。就连坐火车路过北京的乘客，都想利用候车的一点时间赶到工地，挖一锹土，搬一块砖。两个互不认识的小伙子，合扛一百多公斤一捆的钢筋，顺着木板搭成的马道搬运，是常见的工地景象。
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原总工程师罗健敏当时还在清华大学读书，他回忆，他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义务劳动时，用大铁锅炒过石子和沙子，钻到大梁底下绑过钢筋，每到夜里，工地上灯火通明，炒沙子石头的热气和烟气腾腾升空，仿若千军万马，令人热血沸腾。
张百发后来在接受北京电视台采访时回忆当年的景象：“那时候，人民真的是有干劲儿。”
据统计，参与人民大会堂施工的人数平均每天1.4万人，最高时达到3.5万人，还有30万人次参加了工地的义务劳动
1958年12月3日，全国妇女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会后，两千多位妇女代表参加了大会堂的义务劳动。一位来自广东江门的孔姓妇女看着刚刚搭起轮廓的人民大会堂，感叹道：“好漂亮呀，像天一样大。”
充满变数与意外的施工过程
人民大会堂刚建成，赫鲁晓夫就迫不及待地询问驻苏联驻京使馆人员。使馆人员告诉他，亲眼目睹了大会堂拔地而起。赫鲁晓夫仍然半信半疑：规模如此浩大的工程，从规划、设计到施工完成，一共只用了一年零15天，施工过程只有近10个月？
最让沈勃心惊的，还是1959年4月初他接到的一个紧急报告：“坏了，中央大厅一根柱子中断了，只靠钢筋支撑着！”
屡被用作例证的一组对比数字是：修建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用时7年，日内瓦的万国宫用了8年，比人民大会堂晚一年开工的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足足修了14年。
但在时任北京市建筑设计院院长沈勃的记录中，这10个月绝不轻松：上有国家建委对工程造价的严格限制——每平方米不得超过500元，总造价不得超过8400万元;下有设计方案内部设计仍是一片空白;而完工时间又是一条无法更改的“死线”。不得已，设计师们直接将办公室搬到了工地，一边设计、一边拆迁、一边备料，一边施工。
这其中，充满了变数、遗憾及意想不到的问题。
工程开始不久，时任北京市长彭真就对大会堂的设计提出了具体要求——全国人大的正式代表在3500人左右，他们必须全部坐在大会堂的一层，且每个座位都要配备桌子等放文件的设施。
可当张镈打开总理审定的设计图，马上发现这个要求不可能实现——图纸上，万人大会堂被设计成圆形，第一层最多只能容下2750个座位，与实际需求相比还有750个座位的差距。设计师们首先想过强行压缩座位的占地面积，但反复计算后，发现不够现实;而此时，施工过程中又挖出了永定河古河道，古河道中，尽是厚厚的流沙和淤泥;为了配合古河道的地基改造，张镈和总设计师赵冬日讨论后，经批准，最终将万人大会堂的一楼由圆形改成了马蹄形，并通过取消部分过道的方法，终于将大会堂一层的座位数量调整到位。
更多问题的解决办法，是靠工人们的智慧想出来的。
万人大礼堂内的一万套桌椅，必须在礼堂竣工时就做好。为保证前排座位不挡住后排的视线，且桌椅之间的纵向通道都与主席台保持垂直，在这个圆形的空间内，每排椅子每套桌椅的弧度、高度都不相同，必须实地测量确定尺寸才能制作。如何能保证大会堂竣工时座位就能安装？工人们想到了一个办法，找一块同样的场地，模拟人民大会堂。可如此大的场地，又去哪里找呢？
工人们想到了故宫太和殿前的广场。他们先是用一根钢丝与一辆可沿弧形轨道运行的小车，制成了一个巨大的“圆规”，测量出一块与大礼堂形状面积完全相同的区域，然后模拟出每一套桌椅的位置、尺寸与弧度。确定好一张桌椅的轮廓，就用牛皮纸摹下来，标明排号和座位号。为防止牛皮纸受潮变形，每一份纸模都要在当天送到制作车间。
1959年5月下旬，距离竣工时间仅剩下三个月，万人大礼堂进入内部装修阶段。按照正常程序，纷繁复杂的内部装修根本无法在不足100天内完成。
想要成就奇迹，就必须“压缩时间”。道理谁都明白，可是地面在铺地板，吊顶也需要从地面搭架子，怎么能做到同時进行？
最让沈勃心惊的，还是1959年4月初他接到的一个紧急报告：“坏了，中央大厅一根柱子中断了，只靠钢筋支撑着！”
一位经验丰富的架子工想出了“高空杂耍”的办法：把搭架子的杉篙一头固定在房顶的灯孔上，另一头垂在半空中，负责顶面和墙壁施工的工人们，从顶面头朝下“噌噌噌”顺着杉篙爬下来，吊在半空中，把地面空间让出来。
就这样，万人大礼堂被分成八层空间，最多时有4000多名工人同时作业：铺地面、安楼板、吊天棚……11个工段平行流水、立体交叉，同时高速进行。
为了避免人在大礼堂内产生渺小感，周恩来想出了一个绝妙的“水天一色”装饰方案——将大礼堂的顶与壁接角做成圆弧状。但问题又来了。北京市建工集团一建公司离休干部、曾任人民大会堂工程第二指挥部指挥的侯文长回忆说：“当时，都是圆角的三维施工图纸，没人画得出来。”没有图纸，让工人们怎么施工？
一位老工人的话提醒了大家：公共汽车的顶子不是弧形的吗？
醍醐灌顶。一行人随即坐了一整天公共汽车，仰着脖子研究弧形顶，又跑到公共汽车修理厂，解剖了一辆旧公共汽车的顶子，“依葫芦画瓢”绘制出了小样。
更不为人知的是，工程中还有很多遗憾。
彭真曾在设计阶段对沈勃提出要求，大会堂东大门9根柱子的设计风格，不能采用西方的等距离廊柱的理念，而要采用中式风格，中间的三开间，尺寸要特别加宽。但1959年1月彭真前往工地视察后，认为中间几个廊柱的距离仍然过小，显得局促，嘱咐施工队要“设法搬搬家”。
当时，这些混凝土柱子已经浇筑完毕，且不说这些混凝土廊柱个个有23米高、1.25米见方，而且上面还托着一个小礼堂，如今要将这些柱子搬家是不可想象的事。总负责人沈勃既自责，又心情沉重。反复研究后，张镈提出了一个做“偏心柱”的解决办法，即把中间两根柱子的包皮偏心外移，两侧两根柱子的包皮稍内移，这样，可使正中间两根廊柱的距离扩大1米左右，两侧依次减少，终于获得了中间开间最大、两侧柱间逐渐减小的效果。
最让沈勃心惊的，还是1959年4月初他接到的一个紧急报告：“坏了，中央大厅一根柱子中断了，只靠钢筋支撑着！”
沈勃马上赶到现场，看见这根柱子中间有20多厘米长的一段，完全没有混凝土，只靠12根钢筋撑托着上面两层的结构，这大大超过了钢筋的允许承载力，一旦钢筋发生弯折，后果不堪设想。
原来，所有混凝土施工在1959年3月底完成后，由于当时国内还没有成熟的混凝土工程质检技术，沈勃就派了许多工作人员，手拿一把小榔头，敲击混凝土表面，从锤击痕迹和声音来判断质量。他们沿脚手架爬上爬下，敲击每一根梁、每一根柱，还真发现了问题。
很快，检查到人大常委会的办公用房时，又发现了问题。有一根柱子根部敲击声音不正常，加紧敲击后，发现空洞竟扩大到二三十厘米高，形状又极为不规则，继续检查，又发现还有部分柱根存在类似现象。
这些情况的出现，超出了设计和施工专家的预料。他们反复研究，终于弄清了原因：这部分柱子立模完成后，曾停工几日，刚好那几日下了一场大雪，积雪在柱模内冻成冰块，后来浇筑混凝土时，外围的冰融化一些，沙浆漏了下去，靠中间的冰块没有融化，混凝土无法下沉，从而造成空洞。
中央大厅的柱子空洞，则可能是在浇筑混凝土过程中，临时发现漏放了过梁插铁，加补以后，插铁过密，粗骨料被插铁挡住，仅有砂浆沿着模板流下来，造成空洞。
结构检查发现了两处重大问题，使人无法掉以轻心。沈勃回忆，他在随后的5月中旬，布置了五路大军开展全面检查，共发现大小问题近万个，大部分得以及时补救和修改。
但仍有问题无法弥补。
大会堂房顶铺设的琉璃瓦，交由唐山琉璃瓦厂烧制。按照传统烧制工艺，半年才能烧一窑，但大会堂工期紧迫，只烧了24天便出窑了。送到工地后一看，发现有13块米黄色的琉璃花板，烧制后的颜色与设计要求有误差，但已经没有更换的时间了。
1959年9月10日，人民大会堂正式落成。人民大会堂总设计师沈勃收到了一张精美的入场券。大会堂迎来的第一批客人，是一万名参加工程竣工表彰大会的建设者代表。这么“漂亮的大房子”，是他们一砖一瓦亲手搭建起来的。
沥粉贴金的墙面，点金石膏吊饰，金丝楠木做的楼梯扶手，花岗岩的台阶，还有闪闪发亮的水晶玻璃大花灯。地面像一汪碧绿的湖水，“让人不敢下脚”，就连陈毅来检查工作时，也是提着鞋、光着脚，在上面走。为了保护各厅室内铺的地毯，“不许穿带钉的鞋入内”的规定延续了许多年。
周恩来亲自站在万人大礼堂的门口，握手迎接每一位到场的工人代表：身体怎么样？辛苦了，请进吧！多年后，沈勃回忆起这一幕时仍在感叹：“那可是国家领导人啊，真像亲兄弟一样，就好像你老弟请我老哥去喝酒那个意思一样。”
那天晚上，年事已高的京剧大师梅兰芳应工人请求亲自登台，以一出《贵妃醉酒》开启文艺演出的序幕。那一刻，所有人都仿佛醉了。
但这场属于建设者的盛宴，并不意味着人民大会堂的建设画上句号。
“一年建，五年修”
设计方案敲定后，周恩来只提出两个要求，一是要好看，二是“垮不了”，寿命起码要比故宫和中山堂长，不能少于350年。但工期也同样重要，可以“一年建，五年修”。
事实上，1959年9月30日人民大会堂第一次正式亮相的十周年国庆晚宴，众多幕后“操盘手”就是在担忧中度过的。
大会堂建筑时采用的是木龙骨吊顶，龙骨间安放着错综复杂的电线，消防验收时，这成为巨大的消防隐患，北京市委甚至一度考虑临时取消宴会。沈勃回忆，他听到这个消息时，心里无法接受：这么多人这么长时间建成的大会堂，连一场宴会也举办不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他拍胸脯保证，绝对不会发生意外。
于是，由20多名工人和30名消防官兵组成的消防队提前爬进了宴会厅吊顶，人手一件棉袄，随时准备着，一旦出现火星，就用棉袄扑灭。沈勃、张镈等人也参加了这次特别的国庆宴会，但他们其实都没有吃饭，心思全在吊顶里。自那以后，凡重大宴会，北京消防都会派30名官兵拿着简易的消防器材，在狭小的顶棚内完成这样的特殊执勤。
由20多名工人和30名消防官兵组成的消防队提前爬进宴会厅吊顶，人手一件棉袄，随时准备一旦出现火星，就用棉袄扑灭
这个安全隐患成了心病。60年代，周恩来就多次指示要“彻底解决”。但那时的中国一直动荡，不具备大规模改造的条件。
1980年8月，曾参加大会堂设计的工程师阮志大专门写信给曾经的十大工程总指挥、时任北京市委书记赵鹏飞：“礼堂顶棚内，方木林立，因此我很担心，万一有星星之火，即可引起一场灾害，如果在重要会议期间，更是不可想象。”
1984年，北京友谊宾馆礼堂因电路自燃，被大火焚毁。大会堂总设计师张鎛又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写信：“联想人大禮堂、宴会厅的钢架、木吊顶的隐患未除，坐卧不宁。盼立即行动，以免后患。”
这两封来自建设大会堂的设计师、工程师的信，终于使中央和北京市正式将人民大会堂的全面修缮工程纳入考虑。
据原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1992年人民大会堂维修改造总指挥陈书栋回忆，人民大会堂的维修改造，从论证结束开始施工，接连进行了三期工程，直到2013年才算基本完成。按照批示，对大会堂的维修集中在几方面：抗震加固，解决消防问题，解决材料设备老化问题，并对各厅室重新装修改造。
白纸上作画容易，要在维持大会堂正常使用的情况下，作大规模的维修改造，远比10个月建成更加困难。
以大会堂的“水天一色”穹顶为例，当时没有计算机辅助设计，数不清的圆弧曲面是能工巧匠们在现场用手工造就的，却无法为更换吊顶提供图纸参考;同时，整体维修要在党代会和人代会召开间隙施工，可用时间极为有限。
专家小组最后运用激光技术，扫描了穹顶各个点的数据，又用数据相机拍下所有局部特征，通过计算机绘制出造型图，最终将穹顶切割成2730多个不同区域，再分别制成金属模具，制出吊顶面板。
在不影响外观和使用的情况下重新装修，搭建施工用的满堂红脚手架又成了难题。最后，决定采用进口的短杆脚手架，从窗口运进来，在大厅里组装搭建。
最让室内设计高级工程师冯颖玫大开眼界的，是室内国画的翻新。她在接受《建筑创作》采访时回忆道，之前她以为扫一扫、重新装裱一下就行了，谁知竟然是把国画裁下来，拿面筋一点点揉、一点点蘸，“还真就见新了”，“第一次知道国画是这么洗的”。
消防改造，是重中之重，但对于大礼堂，又遇到了难题。大礼堂这么大的空间，如严格按照消防规范，必须做空间隔断，但这显然无法完成。考虑到大礼堂最大的火灾隐患是电线跑火，建筑师与消防部门讨论出了解决办法：用最好的电线，所有电线穿铁管，电线的线路接头处采用特殊的不燃材料架空，再安装一套监控设备，确保不产生明火，有了火也着不起来，有个别地方冒烟，也能及时发现。
许多人对北京近40年的印象是：北京的变化极大，唯有天安门广场和人民大会堂一点儿没变。但事实是，人民大会堂在公众毫无觉察的情况下，在20年里完成了大小礼堂、宴会厅、所有厅室的维修改造，全面更新了消防、电气、空调、电梯、照明、音响等内部设备，力求先进、现代、安全。比如，早在2008年前，大会堂里就增加了恒温恒湿、空气质量保障、防毒等保障措施，后来普遍被关注的PM2.5，也在改造过程中考虑到了，增加了新风、能源管理等先进的保障设备。
就连外墙，都换过了。
1998年，外墙更换完毕后，从60年代起就负责大会堂例行结构检查的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设计师李国胜和同事们从长安街上走过，他问大家：人民大会堂重新装修了，你们看看有什么变化？
同事们看了又看：好像没什么变化。李国胜把这个消息告诉张镈，张镈听到后非常开心，他告诉李国胜，这意味着颜色、风格都保持了原样，不仅外行不知道，连内行都看不出来。
在这个过程中，人民大会堂形成了一个规矩，从设计、材料到施工，每一块砖，都要留有记录，一旦发生问题，都能够追溯到全部过程，每位参与者，都是终身责任制。
“红椅子”
60年来，人民大会堂内变化次数最多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会议厅;它的演变轨迹，也反映了中国的民主进程。
据《中国人大》记载，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室的椅子是红色的，最初只有135把，随着“文革”结束，全国人大的民主议事进入制度化建设，这些红椅子开始增多。
1987年11月，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组织制度和议事规则》，第一次就全国人大常委会开会的时间和频率、议案的提出和审议，发言和表决，作出了详细规定。
这只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制度化的开始。据新华社报道，由于一直有群众议论，不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办公地点在哪里，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提议，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挂牌办公。经委员长会议讨论后，1989年7月15日，一块写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字样、由紫铜铸成的牌子，正式悬挂在人民大会堂南门外的圆柱上。这是我国最高权力机关的常设机构第一次挂牌办公。
随着民主议事的日渐制度化，坐进“红椅子”方阵里的人士也开始多元化，不仅有部长、省长等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科学家、理论家、教育家、艺术大师、经济领域开拓者、民主党派人士和法律专家也加入了进来。
这个原本人民大会堂内面积最大的会议室，渐渐不够用了。做简报的工作人员和旁听常委会会议的记者们，只能坐在旁边的塑料厅（现化学厅）里，通过从会议室拉出的一根线，从扩音器听“现场直播”。
为迎接香港回归，中央决定，将已无法满足使用需求的人大党委会会议室，改建为香港厅，常委会会议厅迁至稍大的山西厅;随着委员人数增加、立法程序规范等发展变化，山西厅也越来越坐不下了，“红椅子方阵”又搬到了稍大的二楼圆厅。但没多久，又产生了扩张的需求。
几经权衡，常委会会议厅选中了江西厅的过厅。这次搬迁，同时更新了电子表决器、同步视频等先进设备。但很快，由于人大常委会的工作越来越开放，接受旁听媒体数量增多，为记者准备的采访席又不够用了。而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合适的空间安放民众旁听席。为常委会提供一个面积和功能能够跟上时代需求的会议厅的事，再次提上日程。
2012年5月，总面积约两万平方米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新会议厅在人民大会堂南楼建设完毕。人大常委开会终于不用四处“搬”了。
与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厅共同演变的，是信息处理系统。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原副主任阚珂曾专门讲述过这个变化过程。阚珂从1986年起就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工作。他回忆，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开会审议议案时，四个分组会议，每組安排两名工作人员轮流记录发言要点。第一个人发言时，一位记录员记录，第二个人发言时，另外一位记录员作记录。此时，第一位记录员就要快速整理好第一人的发言记录，送给发言人核改并签字确认。
经发言人核改并签字确认后，发言记录稿被复印6份，一份送快报编辑人员，5份分别送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法制日报，用作撰写新闻稿的素材，原稿被编辑为简报稿后，用汽车送到全国人大印刷厂录入、校对、排版、印刷、装订，整个过程都是人工完成的。一般每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的会期为5天，大概要编发30至40期简报。不少时候，当天的简报要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才全部编完，再送到印刷厂录入、校对、排版、印刷，时间极为紧张。
1982年，大会堂基建处接到任务，要制作一批轮椅。这件小事背后，却是党和国家一个重要的干部制度变革。
1999年10月的一天，阚珂早晨上班后，翻看送到办公桌上的前一天的简报，是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草案，却发现简报将一位副委员长在发言中讲的“邪教”二字印成了“教育”。经核对，发现简报稿编写没有差错，是印刷厂录入、校对环节出的差错。还有一次，简报将一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职务错印成“副委员长”。
这两次差错直接推动了简报工作系统的变革。从2002年8月起，全国人大常委会尝试将先进的信息化技术引入全国人大常委会分组会现场，经过十多年的完善和发展，已成为全国最先进的简报信息化处理系统，不仅有利于常委会本身的工作，也有利于媒体和公众全方位审视立法动态，立法过程也变得更加透明。
人民的，时代的
大会堂内每一处细节的变化，都印证着时代的变迁。
1975年，中断十年后，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周恩来在主席台上念出“到本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四个现代化目标时，背后的幕布上悬挂的，是毛泽东像。这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大会堂召开后，会场上首次悬挂领导人像。这个传统一直持续到1979年7月的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當时出现在主席台后方的，是毛泽东像与华国锋像。
这次会后，刚刚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彭冲就向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中，彭冲郑重提出，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的权力机关，召开会议时，会场正面悬挂的应是国家的象征——国徽，而不应是领袖画像。彭冲的建议，很快就被采纳。
从那之后，在每年全国两会召开时，一面直径近6米的国徽和一面全国政协徽同时存放在万人大礼堂的吊顶之上，举办全国人大会议时就放下国徽，当举行全国政协会议时，就悬挂政协徽。
1982年，大会堂基建处接到任务，要制作一批轮椅。原来，为解决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机关新老交替，既保证党和政府的年轻化，又让一些老同志退下来后能够继续发挥作用，在198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了中央顾问委员会，选举邓小平为第一届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薄一波、许世友、谭震林、李维汉为副主任，同时还产生了172名委员。这批轮椅，就是为了方便中顾委老同志们出入大会堂使用的。
中央顾问委员会成立，开创了新老干部交替与合作的进程。这批中央老同志的垂范，也带动了全国几百万超龄的在职干部陆续退下来。10年后的1992年，在干部离休、退休制度已全面建立并正在顺利执行后，时任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在向中共十四大汇报工作时建议撤销中顾委，并获得一致通过。
电子计票箱，也是1982年进入人民大会堂的。
据中国人大网报道，曾任人民大会堂管理局局长的刘水生亲历了从木头票箱到电子计票箱的变化。
他回忆说，木头票箱时代，每次投票后，一群算盘高手就在江苏厅噼里啪啦地忙开了。即使是这些特意组织来的算盘界顶级人物，计票通常也要耗费两个多小时，如有意外，还要从头再来。每次换届大会，他都要准备很多点心，为等候在会场内外的代表和委员们加餐。
这套由中科院成都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信息公司”）研发制作的中国第一代电子计票箱系统，第一次正式应用，是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的一次中共中央高层会议上。谁知一亮相却出了“故障”，邓小平刚把票放进去，票箱就把票退了出来。原来，那时的电子计票箱还不完善，一次最多只能投两张选票，并且必须正面投入，否则系统无法识别。
后来，这套系统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投入使用。
但到了党的十三大，票箱投票已没有这些局限了，主机开始使用微机，投票结果开始用大屏幕公布。这套系统仍在更新。到了党的十六大时，系统从硬件、软件和结构全部更新，采用高速图像扫描技术，选票一旦投入票箱，选票结果数据就自动传至后台，当即汇入计票结果，计票程序实现了与投票结果基本同步。
1989年3月全国人大七届二次会议上发生的一幕又催生了新的变化。
人民大会堂管理局副局长孔祥义回忆说，当时，在人民大会堂内对一项议案进行表决时，反对和赞成的代表人数不相上下，当时采用代表举手、工作人员查数的方式统计，导致代表举了半天手，数量也没有点出来。会议结束后，代表们纷纷提意见。委员长会议于是决定，立即建造一套电子表决器，第二年开会即投入使用。
中科信息公司接下了这个任务。这套表决系统看似简单，只是在每位代表的座位上加装了红绿黄三色按钮，却因为要同时记录3000多位代表的表决，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电子表决系统。
中科信息公司研究员崔喆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曾解释说，看似简单的投票、表决过程，其实面临着复杂的情况。有的情况发生概率极低，但系统设计时也要考虑周全。比如，选举中的“另选人”一项，每名代表都可以提出另选人，系统必须能识别出代表手写的另选人姓名，并迅速发送给监票人复核确认。
十余年后，这套“姐妹”系统运转速度和识别精度都有了极大提高。崔喆说，如今的技术已经实现了“几乎同步出结果”的要求，即最后一位代表的选票投进票箱后，设在江苏厅的服务器就能即时得出结果，之后便主要是监票人审核无效票、审查计票结果等法定程序。
但在科研人员看来，快速、准确只是对这套系统的基本要求。中科信息公司办公自动化事业部副经理彭程表示：“我们追求的不是最尖端的技术，而是最可靠的技术。”
2004年时，为筹备两会，人民大会堂要清洁7000平方米地毯、擦4000块玻璃、给1000个门把手上桐油、更换500个沙发网扣
由于选举、表决工作的重要性，这套系统全部采用有线传输，人民大会堂中表决系统使用的传输线路最长达数百米。为保证在这么长的传输过程中，克服环境电磁干扰，克服传输中的信号衰减，确保数据传输的稳定，30多年来，每有投票、表决环节，中科信息公司都要派50余名技术人员驻守在大会堂，确保系统运转“万无一失”。
近年来，两会召开期间的人民大会堂，更成了“黑科技”的集中秀场，芯片识别、智能快速安检系统、人脸识别等先进的智能科技，都逐一被引进。
“两会”的筹备与服务也在发生着变化。
2009年，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首次改变了座位安排。过去，一届代表或委员的座位是不变的，会出现有的代表委员多年坐在前面、有的一直坐在后方的情形。从2009年起，新的排位原则是每次将有五分之一的代表（或委员）距离主席台最近，最后一次大会，最后排的代表将成为位置最前的代表。
最紧跟潮流变化的，是北大厅进门后的那段长约百米的“部长通道”。起初，部长们被成群结队的记者团团围住，寸步难行，有的甚至被围堵在厕所门口接受采访。从2013年开始，“部长通道”升级换代，在北大厅设立了临时的“部长发布台”，安放了音响，設置了方便摄影记者拍照的阶梯台。
2017年，“部长通道”旁又竖起了一块牌子，上面印着一个巨大的二维码，记者们可以在公众号中留言向部长们提问。有人评论称，过去是记者们排着队采访部长，如今是部长们排着队等接受采访。2018年两会，则在“部长通道”之余，又增开了“代表通道”和“委员通道”，邀请代表委员主动面向媒体，面向公众。
与此同时，中基层代表的比例也在逐步提高。变化最显著的是农民工代表。据统计，2008年前的11届全国人大代表中，为全国2.25亿农民工代言的仅有3名代表;而在2013年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农民工代表增加到了31人;到了2018年，在2980名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农民工代表的数量是45人。2.86亿农民工在这座国家殿堂里，正越来越拥有话语权。
但另一方面，人民大会堂又在做着“减”法。
人民大会堂管理局局长严沛曾在2004年时介绍，为筹备两会，人民大会堂近千名工作人员，要提前两个月就开始忙碌，清洁面积达7000平方米的地毯、擦4000块玻璃、给1000个门把手上桐油、更换500个沙发网扣。
在电器尚未普及的年代，光是各式各样的灯全部拆下来擦洗一遍，就要花费一个月。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担任电工组组长的徐荣财回忆说，当时，除了每天晚上要值班的人，其余所有人都在擦灯。如今，在精密仪器的帮助下，这类工作有专业团队进行日常维护。
人民大会堂服务员为主席台就座人士倒水的画面，曾经常出现在报端。那时，为了保证不影响大会，人民大会堂服务员们练就了“整个倒水的过程不发出一丝声音”的本领。但2012年“八项规定”出台后，茶水都变成了矿泉水;2018年两会上，矿泉水瓶上又增加了一款绿色标签，上面印有中英文提示：“给水瓶做记号，并请喝完”。如果没有笔，用指甲也可以在标签上做出记号。这个简单的创意，被许多网友要求“全国推广”。
过去，每年两会，大会堂要准备大量装饰用的绿植。比如，2004年时中新社曾报道，大会堂每年要为两会准备君子兰、杜鹃等六十多种、六千多盆鲜花。那一年，还在东门外布置了花坛，陈设绿植盆数达两万盆，为保证鲜花花期正常，园艺工人每天要在休会期间对鲜花逐盆护理，还要每天下午将东门外的花卉搬入人民大会堂，第二天早再重新布置。
如今，大会堂内的绿植已“缩水”大半，只在遮挡电线、话筒、闭路电视等必要的位置有所保留。
但无论如何改变，这座建筑在中国始终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它是汇聚了数十万普通人的智慧与力量创造出的建筑“奇迹”，另一方面，它又是至高无上的国家权力机关所在地;在人民心中，它是永恒的尊严与辉煌的象征，但如果深入大会堂内部，就会发现变化如此之多，就连它自己，也在不断调整自己的定位。
唯一没有变的，也许就是人们走进它时所产生的震撼和赞叹——像一滴水投进了海洋，在海洋的壮阔与冲击下，更加体会到一滴水的细小的真实存在。
主要参考资料：
●《人民大会堂建造之谜》（纪录片）
●《人民大会堂不能不说的秘密》（纪录片）
●《人民大会堂》（纪录片）
●《人民大会堂建设纪实》沈勃《文史资料选编》1986年7月
●《我们怎样建造了人民大会堂》叶倾城《中华遗产》2009年09期
●《人民大会堂维修改造总体设计方案设计说明书》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人民大会堂维修改造工程设计组《建筑创作》2014年Z1期
●《国家殿堂——人民大会堂建成55周年研讨会实录》（《建筑创作》2014年Z1期）
●《人民大会堂消防改造措施》吴德绳《建筑创作》2014年Z1期
●《人民大会堂室内设计及背后故事》杨亚人《百年潮》2011年06期
●《北京人民大会堂，一个浓缩的中国》张朔《中国人大》2009年第15期
●《我亲历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简报信息化处理系统的研发工作》阚珂《中国人大》2018年第20期
●《回忆薄老在中顾委的十年》黎《党史文汇》2008年02期
●《揭秘全国两会电子选举、表决系统》张均斌，王鑫昕《中国青年报》2018年04月09日
作者：吴岩
来源：《博客天下》2019年第0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