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游戏》比真实历史还精彩吗?

《权力的游戏》比真实历史精彩?才怪!

想必大家看过《权力的游戏》第八季第三集了。

不知道你们观感怎么样,我是觉得很不满意的。

抵抗异鬼大军的北境联军战前准备全放在了政治上,在军事上没做多少事情。城外只挖了一条大约一米宽,半米深的壕沟,防御纵深都不足,可以说很是偷懒了。而且战前的侦查工作也很不到位,战场情报明显不足。

而在战前部署上面,北境方面的安排更是令人疑惑——多斯拉克骑兵放在第一排,上来就对着异鬼冲锋,一波冲锋完都送死了?这野蛮人的人命可真不值钱。机动性强的骑兵本应该游走在战场上骚扰敌人侧翼的,这么一波冲锋就消耗光,琼恩·雪诺可真是不把老婆的军队当回事啊。

投石机放在城外,甚至是步兵方阵前沿,没用几次就被异鬼大军淹没——那你们这么搞是图个啥?给夜王送高科技攻城装备?得亏他们面对的是只知道堆人墙攻城的异鬼,要知道当年巅峰期的蒙古人可是会使用回回炮的。

城外确实该部署军队,但是并没有留预备队在城内,导致城外军队被击溃之后没有有效补充,异鬼得以顺利抵达城下。

要知道,这支异鬼军队别说投石机了,就连云梯都没有,就这样轻轻松松破城,只能证明人类联军在这一集里的战术一塌糊涂。

当然对面异鬼大军也说不上有什么战术,也没有攻城器械,完全仗着自己没有恐惧靠人海战术进军。异鬼老大夜王也十分无脑,居然亲身犯险去找布兰——你可是整个反派军团的总指挥啊!有这么想看正规神仙吗?

果然,正是因为异鬼大军也没有什么战术,头领轻敌冒进,才有艾莉亚一击即中的机会。

总的来说,整场战役双方都非常无脑,严重拉低了《权力的游戏》的制作水平。

说起来,乔治·马丁是在英国看到了哈德良长城,才有了写《权力的游戏》的想法。在原著小说里,异鬼大军和寒冷的天气有着密切的关系,有人认为他们会在寒冷时到来,而有些则说寒冷是因为他们而到来。

这个异鬼的设定其实很像北方少数民族,在气候寒冷的时候南下进攻南边的农耕民族——读过我们《大明实亡于绿化?》的读者朋友应该知道,不仅中国古代遇到过这种情况,欧洲也有。

假如德国作家来写《权力的游戏》的话,夜王可能长着一张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的脸;如果是波兰作家来写,异鬼除了带上瑞典特色,还有可能带上俄国特色;而如果是意大利人写,那一张匈人的脸肯定是逃不掉了。

只可惜在没有马丁原著的情况下,《权力的游戏》编剧已经放飞自我了。随着夜王被刺杀,原本铺垫了八季的异鬼入侵就这样草草结束了。真实世界里北方少数民族和农耕民族间的互动要比《权力的游戏》整个八季里展现的要精彩得多。

冬将军真是北方少数民族的好帮手吗?

在真实的历史上,气候变化确实是北方少数民族南下侵略甚至征服中原王朝的一大外在驱动力。

一般来说,北方草原上的气候越是寒冷干燥,草原的生态环境越是脆弱,人口承载能力下降,少数民族的生存压力增大,就会驱使他们南下掳掠中原王朝。他们面对还比较强大的中原王朝的时候,也就只能掳掠一番边境就退走。只有他们意识到中原王朝过于虚弱,才会打起征服和长期占领的主意。

根据陈强(2015)的《气候冲击、王朝周期与游牧民族的征服》,降雨稀少导致游牧政权的疆域越发推向传统汉族聚居区,干旱会刺激北方少数民族南下。与之相反的是,降雨充沛使得中原王朝向北方扩张,农耕-游牧边界向北移动。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个有趣的现象了,被认为大致是农耕-游牧边界的长城就有很长一段和400mm等降水量线是重合的。

而当寒冷天气降水充足的时候,也就是降雪量大的时候,游牧民族也更有可能进攻汉族。然而,霜冻灾害频繁或者最低温度下降的时候,游牧征服的可能性也下降。这有可能是因为比较冷的气候能逼着北方少数民族南下劫掠,但是如果气候过于寒冷,会伤害他们的牲畜,尤其是导致马匹大量死亡,使他们无力南下。尤其是霜冻天气,对牧场承载能力的打击是很大的。

而降雪量大的时候,虽然气候不是最冷,但可能给北方少数民族气候会变得更冷的预期,也就促使他们在还有余力的情况下南下掳掠。

历史上也正是在西汉大规模打击匈奴后的公元前二世纪后期开始,匈奴频频发生雪灾,造成人口和牲畜大量损失,促成了匈奴的迅速衰落。像公元前89年,“连雨雪数月,畜产死,人民疫病,谷稼不熟”。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与很多人印象中的刻板印象不同,北方少数民族可不是只知道畜牧业,他们也有部分农耕和渔猎。

不过也正是因为在此之前西汉已经对匈奴主动出击,如公元前119年霍去病甚至打到了狼居胥山,逼得“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才造成匈奴被迫去更北方的不熟悉的地方放牧,加剧了他们的受灾情况。

所以想要防备少数民族南下,中原王朝打铁还需自身硬啊。

《气候冲击、王朝周期与游牧民族的征服》里提到,具体到其他因素,长城能够有效防御北方少数民族入侵;而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不止一个的话,也对中原王朝有利,这种状态下的边界是北移的,因为中原王朝可以制衡多个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使之互相攻伐而坐收渔利。

另外,越是统一的中原王朝,越能够抵挡北方少数民族侵袭——统一有助于中原王朝集中资源应对边患。中原王朝比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成立的时间越早,越容易被侵略,这则体现了历史上发生很多次的年轻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侵略年老衰落的中原王朝的现象。

气候又是怎么影响历史周期的?

说起中原王朝年龄,我想读者朋友们一定会想起中国王朝的治乱循环。当年黄炎培在延安窑洞里就曾提到过: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如果对应到中原王朝和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则可以看出,年轻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更容易打败衰老的中原王朝。

这一历史周期律也不仅仅反映在外患上,对于中原王朝内部甚至成立得更明确些。

孙程九等(2019)在《气候变迁、政府能力与王朝兴衰———基于中国两千年来历史经验的实证研究》里提到,王朝年龄的平方项和王朝内乱频次呈正相关,说明王朝年龄和内乱发生率之间存在U形关系。王朝刚建立的时候天下还未定,内乱发生频率依然很高,等到建立一段时间后天下安定,内乱逐渐消弭。

然而等到王朝末期,内乱频率又重新上升。这可能是由于王朝末期人口膨胀、政府财政能力下降,既得利益集团成型并对中央权威发起挑战等众多因素引起的。

而同一篇文章中提到,王朝年龄的平方项和经济繁荣程度负相关,这表明王朝年龄和经济繁荣程度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即随着王朝年龄的增大,经济发展水平先呈上升趋势,到达鼎盛之后再下降。

随着王朝年龄增大,对内乱发生率的边际作用由负转正的时间大约在110-140年左右,也就是一个王朝大约在成立的110-140年内,内乱是逐渐减少的,在那之后内乱会重新频繁起来。

而王朝年龄对经济发展的边际作用由正转负的时间大约在85-120年,也就是在王朝建立的85-120年内是经济发展的好时候,在那之后经济状况便每况愈下。

王朝的经济拐点比起内乱频率拐点早个二十来年,这说明是先有经济下行,等二十多年后对王朝的不满才会逐渐增加。等到经济愈发萧条,内乱不断,年轻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崛起,中原王朝就摇摇欲坠了。

这篇文章里也提到了气候对中原王朝兴衰的作用。温暖湿润的气候更有利于中原王朝经济繁荣,而寒冷干燥的气候则恰恰相反。对于古代封建王朝来说,农业很大程度上是靠天吃饭,气候通过影响农产品丰歉来影响经济,从而影响了王朝的治理能力。

结合气候对北方少数民族的影响,可以看出,气候因素是促成中原王朝繁荣或衰败的催化剂,是通过中原王朝本身起作用的外生性影响因素。

比气候异常更难懂的是人心

随着科技进步,农业在面对自然灾害时有了更大的抵抗力,国家治理水平和公共服务质量的提高也让气候异常之后的救灾工作比以往更有力,面对气候异常导致的自然灾害,现代社会的应对手段更多样也更有保障。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近几十年的植树造林使中国北方半干旱区的生态环境得到了改善。以往的一些规律放在今天的中国,已经不适用了。

然而,在一些国家治理水平并不到位、公共服务质量很差的国家和地区,自然灾害造成的威胁仍然十分严重,这就包括很多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

比如今年3月,热带气旋“伊代”就造成撒哈拉以南非洲莫桑比克、津巴布韦、马拉维三国死亡千余人,受灾超过百万人。

然而,莫桑比克等国所在的西南印度洋并不像南海或墨西哥湾那样,是传统意义上的热带气旋高发地。根据研究,近几十年来西南印度洋海域的热带气旋频率越来越高,能量也越来越大。

这是因为全球气候变化导致的海平面温度在上升。热带气旋的形成要求最低海平面温度为26℃。而能达到这一温度的海平面范围比过去更大,所以热带气旋高发的区域有所扩大。

这不,在3月份的“伊代”过去之后,4月份热带气旋“肯尼斯”又侵袭莫桑比克。所幸这次“肯尼斯”破坏力远不如“伊代”,但还是造成了莫桑比克几十人死亡。

越来越频发的热带气旋对政府救灾能力本就很差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就是个越来越大的考验了。如果读者朋友们对为什么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政府能力差有兴趣的话,不妨点一下文末的“在看”,我们会考虑讲一讲这方面的情况。

如果任由全球气候变化继续发展,极端天气现象频率也会越来越高,这对于全世界的政府都是一个逐渐增长的挑战。尽管目前的人类比起封建王朝有了更强大的改造自然的能力,但也不能掉以轻心。

最后,还有一些根本性的问题需要我们当代人来应对。比如上面黄炎培提到的困惑,他得到的回应是:

“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如果我们想跳出黄炎培提到的历史周期律,就要坚持这个解决方案。这不是个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而是需要永远在路上。

本回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