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赚钱的出口商品，是鸦片
1784年8月28日，一艘西洋风格的三桅横帆船驶入广州黄埔港。按理说，在一口通商的清朝，广州出现西洋船只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这艘船与众不同，它悬挂着广州从未见过的十三星条旗，鸣礼炮十三响。
原来这艘船是“中国皇后号”，来自美国，那时候的美国刚独立，就急匆匆地想要与中国进行贸易。
为什么刚独立的美国如此着急地不远万里来中国贸易呢？那是因为独立战争后，美国经济由于战争而饱受摧残，英国又对美国商品抬高关税，并禁止美国与英国加勒比海殖民地进行贸易。
本就很依赖对英国贸易的美国，因为是个令人恐惧的新生事物，也没有得到与其他欧洲国家贸易的优惠，只能把目光投向遥远的东方，试着勾搭对国际形势一脸懵圈的中国。那时候“中国皇后号”来一趟中国也不容易，走的是穿过大西洋，绕过好望角再穿过印度洋的路线。
事实证明，对华贸易让美国收获颇丰。“中国皇后号”满载的西洋参440担、棉花316担、胡椒26担、铅476担、羽纱1270匹、毛皮2600张等货物全部售出，又载着红茶、绿茶、瓷器、丝织品、手工艺品等满载而归。“中国皇后号”此行利润高达3万多美元，利润率高达25%。这也打破了东印度公司对美国茶叶的垄断地位。
这样丰厚的收益刺激着美国商人扩大对华贸易，等到18世纪90年代以后，与中国贸易的西方国家里美国已经仅次于英国排在第二位。
对华贸易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美国走出了刚建国那段时间的艰难岁月。过了最难的日子，美国经济开始欣欣向荣起来。
然而美国商人很快就参与到对华的鸦片贸易中去。1824年的一个美国商人就曾写道：“国内对于对华贸易曾经存有一种强烈的偏见，认为从中国方面取得货物，势非输出硬币不可。就我们的情形而论，事实是这样的：虽然几年以来我们进口的以丝绸和土布为大宗的中国产品每年都平均在100万元以上，可是过去三年我们没有装运一枚西班牙银元到中国。我们的基金是出自从土耳其输出的鸦片，从大不列颠输出的英国制造品，从直布罗陀输出的铅和水银，以及从的里雅斯特大量输出的同样物品。”
这段话里提到了，通过鸦片贸易，美国商人不需要向中国输出贵金属了。
这也是最早向中国卖鸦片的英国人的想法。对华贸易让英国入超加剧，那就向中国出口鸦片。1839年，伦敦东印度与中国协会致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的信中说：“茶叶已成了联合王国全部人口必需的日用品之一，在中国约值三百万英镑，需要用英属印度的制造品出产品来偿付，不足之数，还要靠英国从别国赚来的金银来偿付……”
想要尽量少地给中国输出贵金属，英国就只能卖鸦片了。
鸦片导致白银流出
19世纪初，中国进口鸦片量增长迅速。鸦片年均进口量在1801-1810年间为4000担，1811-1820年间为4600担，1821-1830年间为1.04万担，1831-1840年间为2.6万担，1841-1850年间为4.05万担，1851-1860年间为6.8万担。
19世纪初的鸦片可是暴利商品，鸦片单价和生丝接近，约等于同重量白银的五分之一。19世纪30年代，东印度公司生产和专卖鸦片的利润最高竟达900%。鸦片的进口总值也在快速增长，年均进口值在1814-1823年间为310万银元，1824-1833年间增长至580万银元，1834-1843年间为910万银元，1844-1856年间则高达2070万银元。
与鸦片进口增长相伴的就是几乎同时期的中国年均白银流入变成了流出，而且流出量越来越大。1814-1823年白银还是净流入的，平均每年净流入258万银元。然而之后银元则转变成了净流出，1824-1833年年均净流出84.8万银元，1834-1843年年均净流出925万银元，1844-1856年年均净流出更高达1814万银元。
那个时代的官员奏章中也屡次提到由于鸦片输入导致的白银外流。道光九年（1829年），御史章沅奏：“鸦片烟一物，流毒滋甚……每岁易银至数百万两之多，此岂寻常偷漏可比？” 道光十六年给事中许球有奏称：“嘉庆初年，夷人出售之鸦片，每年不过数百箱，今已增至两万箱……上等烟土每箱为八九百元，次等烟土每箱五六百元。我国此项漏后年约一二千万两。”且“日积月累，有增无己”，由此断言“鸦片贸易实为白银外流之主因”。
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鸦片的进口确实导致了白银流出中国。传统观点也认为鸦片的流入导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
然而，在1852年之后，从1853-1895年的43年里，除了4年之外，年均输入鸦片量都高达6万担以上。在此期间鸦片的进口额也快速增长，1868-1906年，鸦片进口额年均高达4562万亿元，是1814-1856年间年均1040万亿元的4.4倍。然而在几乎和这段时间重合的1857-1886年间，白银流入量其实也高达6.91亿银元，与1808-1856年间白银净外流3.68亿银元形成了鲜明对比。
一边是鸦片进口飞速增长，一边是白银甚至还有富裕，所以鸦片并不能完全解释清朝在19世纪上半叶的白银流出情况。
原因很简单，中国对外贸易中除了鸦片，还有很多其他商品，比如茶叶和生丝是中国对外出口的大头，为中国挣得了大量银元。有趣的是1857-1886年间中国对大英帝国年均茶叶出口值为1825-1856年间的4.5倍，1857到1886年间年均生丝出口值则是1825-1856年间的6倍。
19世纪初的茶叶、生丝出口比起19世纪晚期要差很多，而鸦片进口则在快速增长。值得注意的是，市面上的白银也在19世纪初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短缺起来，以至于出现了很多奇怪的现象。
比如产茶的福建北部，在道光年间土地买卖用银的比例显著下降。1847年后由于缺少白银，用茶叶和生丝换取鸦片的以货易货贸易模式甚至都发展了起来。在菲律宾的西班牙公司原本用美洲白银换取生丝，1827年后该公司的很多股东却搞起了鸦片贸易。
这是因为那段时期全世界都缺白银。
拉丁美洲独立导致中国通货紧缩
1806年，西蒙·玻利瓦尔在美国游历。他目睹了独立、充满活力的新生的美国的时候，他对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的政治家、人民、这个国家的思想和制度都很钦佩。他立志于让南美摆脱欧洲的控制，建立一个至少与美国同样值得尊重、拥有绝对主权的国家。
1810年起，拉丁美洲独立运动爆发了，玻利瓦尔成为了其主要的领导者。
拉丁美洲独立运动导致原本供应大量白银的拉美白银生产衰退，使19世纪上半叶全球白银供应减少。
据估计，与1801-1810年间相比，1811-1820年间世界白银产量减少了39.4%，1821-1830年间则减少了48.4%。尽管之后拉丁美洲独立运动硝烟平息，拉美白银产量仍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回到之前的水平，直到1851-1860年间才恢复到接近1801-1810年间的白银产量。
此时的清政府对白银的控制不多。尽管大部分赋税使用白银征收，但是各地银锭的形制、含银量和称白银的量器都不统一。乾隆后期，大量从外国输入的银元进入中国市场，其中在墨西哥铸造的西班牙银元在重量、质量和形状上非常统一，因此广受欢迎，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墨西哥鹰洋。这种来自拉美的货币，在遥远的中国也成了野生的主力货币。
这类外国银元在中国不仅广泛使用，而且也被默许用来交税。这就说明清政府几乎没有货币主权的概念，流通白银的质量全靠商人把关。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白银的使用越来越广泛，用量也越来越大。十八世纪初银元仅限于福建和广东使用，十八世纪末已经扩展到了长江中下游地区，道光年间则扩展到黄河以南。加上边缘区域使用的银锭，进口白银的使用已经是遍及全国了。
同时，从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后期，尽管中国主力产区云南的白银产量增长了五倍，但与云南临近的缅甸和安南银矿由于政治原因常常产量不稳定，这一区域云南、安南和缅甸的白银产量甚至都不足云南和广西两地所需。
17世纪末，日本德川幕府决定禁止白银出口，自那时起从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量也逐渐减少。等到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日本甚至是从中国净流入银元。
所以排除掉这些白银来源之后，中国在18世纪仰仗的白银主要是通过欧洲国家输入的拉美白银。
1712-1740年间中国出口到英国的货物，95%是通过银元支付的。18世纪上半叶，与中国通商的英国、法国、荷兰、丹麦、瑞典和普鲁士总共向中国出口了6.8千万银元，而到了18世纪下半叶这一数字则超过了1亿银元。
在《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中，林满红甚至提出，1775年是中国转向完全依赖拉美白银的关键年。
在清政府缺乏货币主权概念、对民间白银流通放任自流的时候，中国严重依赖从世界市场上流入的拉美白银供给维持货币总量。结果这时拉丁美洲独立运动爆发，并在几十年内减少了白银的总供给，造成的结果就是中国市面上的白银变得稀缺，遭遇了一场输入性通货紧缩。
白银稀缺与清朝衰落
清朝对通货管理放任自流，导致货币体系很是复杂，但大略上是白银和铜钱同时流通，白银用于财政收支、大宗贸易、远程贸易等领域，铜钱用于普通民众日常交易和工资支付等领域。
当市面上白银稀缺的时候，白银对铜钱的比价就会升高，最终导致19世纪上半叶中国“银贵钱贱”危机。十九世纪二十年代，1100文铜钱能换到一两白银，等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大约1400文铜钱能换到一两白银，十年之后，1600-2000文铜钱能换到一两白银，到了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2000-2750文铜钱才能换到一两白银，铜钱贬值了30%强。
具体到普通民众那里，就是平日领工资拿到的是铜钱，但购买远程运来的商品或交纳赋税的时候却需要白银。白银比价升高变相增加了三成税率，民生更加艰难。
铜钱是主要收入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受到的影响最大，他们的收入贬值了，但还得用昂贵的白银缴纳税收。佃户和中小地主苦于租税，还频繁发起抗租抗税运动，或是抛售土地，导致农业生产萧条。士兵收入是用铜钱支付的，“银贵钱贱”等于让士兵的收入减少，生活因此更加拮据，只能放弃军事训练去做副业。所以在清朝晚期的绿营兵中，很常见找人代为出操，而士兵自己在街上卖烧饼的记载。
缺少白银也使得长距离贸易萧条，国内商业流通成长受阻。
如此一来，大清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全方位衰落，从根本上动摇了清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
百业萧条就导致大量人口失业，成为流民，手工业者生活困窘，也更容易聚集起来作乱。矿工、木匠、烧炭工等手工业者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最初的主力。随后包括捻军起义在内的动乱席卷了大半个中国。
“银贵钱贱”危机不仅在经济层面削弱了清政府的统治，还导致了大规模的社会动乱，差点就要改朝换代了。
然而在十九世纪中期危机四伏的情况下，清政府居然还是挺了过去，并最终把统治延续到了二十世纪前期。其中一大原因是拉丁美洲的银矿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后恢复产能，甚至在应用新的开采技术后产能不断扩大，全球银荒得以缓解。
而随着拉美白银产量的恢复，茶叶和生丝的出口又重新增长，在经济上帮助请政府摆脱了“银贵钱贱”的危机。但是过量白银的供给到十九世纪下半叶，在中国形成了“银贱钱贵”的倒转，又在一定程度上给清政府添了新麻烦。
因为到了19世纪后期，国内铸铜钱多用进口铜，银价下跌让政府铸铜钱越来越亏本。而列强后来多用金本位货币，而清政府需要对列强支付大量赔款和贷款，银价下跌让清政府支付这些金本位货币计价的赔款和贷款时负担更重了。
而在内忧外患下，清政府不可避免地需要钱来解决问题。于是在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之后清政府使用了多种敛财的手段，最大限度地榨取钱财，包括且不限于铸造大钱制造人为通货膨胀、扩大卖官鬻爵的范围、放任地方政府设卡抽取厘金、建立现代化海关等办法。这都是清朝的罪证，但站在清廷的角度来看，至少在延续政权上，他们是大胆、无耻而有效的。
可惜这些都是饮鸩止渴，在货币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之前，新增的压榨手段不过是在帮助王朝苟延残喘。已经生活崩溃的贫民，只需要一点火星，就能把摇摇欲坠的王朝一波带走。
说到头来，看似闭关锁国的清朝与世界经济的互动也是深入而密切的，并深深受到世界经济影响。在十九世纪前期，大清国尚未遭受外国武力侵略之前，其实在经济上败相已露。至于后来的帝王将相们无力回天，只不过是清朝中晚期各方面危机堆积后，在外部压力下总爆发的一个结果。他们究竟是催化了朝代的灭亡，还是对延续国祚有巨大贡献，还真是不能一概而论。
而对于已经死去百年的大清国来说，这场白银危机的最大教训，是货币主权的重要性。一个合格现代国家的中央银行必须要做到通过货币工具调节经济发展，以免国民经济陷入危机。必要的“闭关锁国”或者开放门禁都是可选的手段，只要它有利于人们对经济前景的稳定预期，不至于造成民间的恐慌情绪即可。
然而以19世纪初清朝户部的理财知识来说，显然并无此种能力。
本回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