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社会蔓延的多种焦虑，都与“出身决定论”的威吓有关。这种影响是决定性的吗？是否还存在所谓的“逆袭之路”？唐朝诗人的成就排行榜能为今天的学术创造提供什么借鉴？
撰文 | 李侠、霍佳鑫（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
知识社会学里有一个著名命题：“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换成通俗的说法就是出身决定你未来的眼界和成就。这是一个很悲伤的结论。这种认知定势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的清理，那么势必会造成：那些初始条件差的人感觉怎么努力也无法改变命运，从而开始懈怠，最终被彻底锁定在弱势地位上，进而助推社会固化的速度与程度。看看近年来那些贵得离谱的学区房、“不输在起跑线上”的挣扎……这些社会焦虑的蔓延，都与对此命题的理解有关。
我们不否认初始条件对于未来发展的重要作用，但是这种影响是决定性的吗？是否还存在所谓的逆袭之路？由于当代是一个超级功利主义时代，这种文化背景会影响我们对命题的客观分析。基于此，我们尝试回到一个相对简单的社会里，通过考察那里的人的出身与成就的关系来重新检视这个被奉为知识社会学圭臬的魔咒命题。
我们选取《全唐诗》的作者作为分析样本，这样做有三个好处：首先，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比较开放自信的时代，人们的观念与行为选择更加自然；其次，《全唐诗》所选取的作者的成就已经被当时的专家认定，这样就可以免去对于诗人成就认定的分歧；更为重要的是，诗人样本比较齐全，数据的丰富度可以充分满足分析的需要。
公开资料显示，《全唐诗》是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由彭定求、沈三曾、杨中讷、汪士鋐、汪绎、俞梅、徐树本、车鼎晋、潘从律、查嗣瑮10人奉敕编校的，按康熙的说法，“得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凡二千二百余人”。 近年日本学者平冈武夫编《唐代的诗人》《唐代的诗篇》，将《全唐诗》所收作家、作品逐一编号作了统计，结论是：该书共收诗四万九千四百零三首，句一千五百五十五条，作者共二千八百七十三人。
唐朝历时289年（618-907），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朝代之一，为了从宏观上展现唐朝的文化盛况与诗人成就，我们以平冈武夫的数据为准，通过计算可以得到如下一组数据：1、入选《全唐诗》的诗人，人均产出17.2首/人（49403首/2873人）；2、唐朝年均诗歌产量：171首/年（49403首/289年）；3、唐朝年均涌现的诗人数：10人/年（2873人/289年）。这组数据充分证明以唐朝作为我们分析的样本是合适的。
寒门不碍出贵子
我们以诗歌产出量作为衡量诗人成就的指标，选取了《全唐诗》中产出量排名前100的诗人得出一个Top100排行榜（这里的产出量是指入选《全唐诗》的数量，真实产出要大于入选数量，入选数量可以看作是诗人的有效产出），上榜者占全部诗人的3.5%（100人/2873人）。根据统计结果，诗歌产出排行榜中排名第一的是白居易，诗歌数量为2642首，紧随其后的是杜甫（1371首）和李白（1180首），第100名为崔湜，诗歌数量为39首（由于各种资料所载的数据有出入，我们得出的这组数据经整理而成），具体分布见下图。
下面还需要对排行榜里的诗人家庭境况做些分析，以回答本文关注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命题是否在唐朝也有效。我们把家庭状况分为三类：富、中、贫，图2是我们对Top100诗人家庭状况的统计结果（在处理数据时，我们把高官家庭出身视作富人，小官僚家庭出身视作中产，一般人家与僧人算作穷人）。
根据图2，可以清晰看出，作品入选《全唐诗》最多的前100名诗人里，出身于富人家庭的仅占12%，出身于中产家庭的占41%，出身于贫困家庭的占47%，后两者合起来占总数的88%。这个数据很有趣：接近50%的穷困人家出身的诗人仍然取得了非常不俗的业绩。为了验证这个数据，我们再进一步缩小样本范围，看看在最优秀诗人集合里的那些超级诗人的出身是否还符合这个比例。我们把诗歌产出量在200首以上的诗人称作“超级诗人”，这个集合共包括52人。
图3显示，在诗歌产出200首以上的52个超级诗人中，属于富人家庭出身的仅占15%，属于中产的占39%，属于穷人家庭出身的占46%，后两者合计共占85%，该分布比例与图2是基本一致的。即便在排名前10的榜单里（见下表），出身于富人家庭的占到30%，出身于中产家庭的占30%，出身于穷困家庭的仍占40%，后两者合计仍占到70%。
结合这组数据，我们可以得出结论1：出身背景不妨碍诗人未来成才。
家乡在哪很重要
社会存在的第二个构成要素是出生地域，那么地域的差异是否会影响诗人未来的成就呢？我们分析了产出量TOP100诗人的籍贯，可以得到如下结果：
由于唐朝的首都在陕西的西安（长安），可以看做是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在交通不便的古代，远离首都的地区都可以看做是经济文化不发达的地区。根据图4可以看出，唐朝高产诗人中籍贯位于河北、河南、山西与陕西四省的比例合计高达51%，如果再加上安徽、甘肃、山东和江苏，就有68%的诗人出生在偏北方的省份（广义的北方区域），这符合唐朝北方是经济中心，南方仅有浙江经济发达的实际状况（中国经济中心的南移发生在南宋以后）。由此可见，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对诗人未来成就的取得有重要影响。即便我们回到最高产的超级诗人集合里，籍贯地域分布情况也基本趋同（图5），广义北方区域诗人数量占到64%。
由此，我们得出结论2：地域差异直接影响诗人未来的成就。
活得够长更高产
构成社会存在的第三个维度是诗人的寿命。对此我们再统计一下排行榜中诗人的寿命分布状况。排行榜前100名诗人的平均寿命为59岁（少数年龄不详者取50岁），具体分布见下图：
从图6中可以看出，51-70岁这个区间集中了47%的诗人，接近排行榜总人数的一半。
我们再来看一下52名超级诗人的寿命，他们的平均年龄为61.75岁，与之对比，Top100中其他48名诗人的平均年龄为56岁，两者相差了5.75岁，这是一个不小的差距。在年平均产出上，超级诗人年均产出7.75首，另外48名诗人年均产出就只有1.92首了，前者是后者的4倍。从Top100诗人中，我们同样发现了类似普赖斯的20:80原则的影子（所谓普赖斯原则是指20%的人产出了80%的成果）：数据显示，前20名高产诗人的产量占到了TOP100总产量的约50%（14891/30077）。
结论3：高产与高龄高度相关。
好出身助推优势
但是，毕竟人的寿命与经济条件等有更直接的关系，所以高产诗人会不会终究还是得益于其出身呢？这就要检验一下家庭背景的差异是否影响了诗人的寿命。
从图8中，我们可以清晰发现，家庭状况直接影响诗人的寿命，贫与富之间相差了7年。
那么家庭状况是否影响诗人的产出呢？我们还以超级诗人为样本进行分析。
从图9中可以看到，家庭状况直接影响总产出，家境贫穷与富裕之间使得平均产出上相差了96首，这是很大的差距。另外，从总量图的对比中也可以看到，富人对于知识产出做出的贡献更多，这符合我们观察到的事实。如果我们把诗歌当成那个时代的知识产品的话，可以看出，知识的产出与家庭状况直接相关。
之前提到的结论1说明，家境状况的好坏不影响个体的智商、创造力与成才。即便你很穷，你也可以是很聪明的、有创造力的，也是能跻身唐代文学史一隅的。而本推论则表明，即便拥有先天条件（智商/创造力）等潜在资源，也需要好的外在条件去激活这些潜在资源，否则那些先天智力资源将容易被埋没。由此可以得出一个推论：
知识产品的生产也是需要条件的，条件好的情况下知识的产出会更多。
时势造英雄
构成社会存在的第四个维度是时代状况。时代的好坏直接影响诗人的存在状况，在唐朝漫长的289年中，历史学家通常把唐朝划分为四个阶段：初唐、盛唐、中唐与晚唐。那么，我们来初略检视一下Top100诗人都处在唐朝的哪些历史时期呢？
从图10可以看出，诗歌的产出与时代背景密切相关，在排行榜中，中唐以前的诗人数量占到排行榜的74%，晚唐以及不详仅占26%，这充分说明，知识的生产同样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我们再来看一下排行榜中产出200首以上的超级诗人所处时代的分期：
从图11中可以看到，排行榜中的高产诗人大多分布在中唐以前，占到高产组的63.5%，晚唐占36.5%，这个数据同样支持知识的生产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的假说。古人所谓“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诚哉斯言。行文至此，不禁想到南宋文天祥的名句：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其中多少人生的心酸与无奈都沉于笔底，令人感慨万千。
值得说明的是，诗歌这样的文学作品属于广义的精神产品，其生产过程与自然科学类知识的生产过程存在较大差异，后者对于物质条件的依赖性更强，而物质基础支撑条件的满足更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动荡的社会环境无疑会抑制经济增长，这种大趋势同样会削弱对于知识生产的支持力度。遍观当今世界，在那些充斥战乱与混乱的国家或地区，知识产出都是很低的，反之亦然。从文学产品的生产到科技知识产品的生产大体上遵循同样的规律。尽管文学产品的产出对物质条件依赖的敏感性较低，但也同样需要物质条件的支撑。
为了佐证这个命题，我们不妨从长时段、大尺度的范围再来检视一下。以诺贝尔文学奖为例，诺贝尔文学奖自1901年颁奖以来，至今历时118年，中间停颁8届。在110届诺贝尔文学奖中，共有114名获奖者，其中各大洲获奖情况见图12：欧洲与北美两大洲社会动荡相对比较少，发展程度比较高，因而获奖占总数的87%（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停办6届，分别是1914、1918、1940、1941、1942、1943年）。如果用自然科学奖的区域获奖数来衡量，同样支持本命题。因此，稳定的社会环境对于任何类型的知识生产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结论4：知识生产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
今天最该警惕什么
通过对唐朝诗人产出状况的分析，我们大体上得出如下一些结论：知识的产出与家庭状况、地域发展程度与社会的稳定度高度相关，支持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知识社会学命题。尽管我们并没有找到预期的取得成就（知识生产）的逆袭之路，但是，值得欣慰的是：贫富的初始条件并不妨碍个人最终成才。在TOP100中，仍有47%的诗人出身寒门这个事实，足以说明贫富并不影响个体智商与被社会认可。这一点或许对于身处逆境中的人们是一种坚定的支持。
唐朝已经和我们这个时代相距很遥远了，社会存在的基本维度没有多大的变化，但是各维度之间的相互影响与渗透的程度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按照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1930-2002）的观点，个体成就（资本）总量=继承的资本+获得的资本。在唐朝的时候，这个个体资本总量或许就是一个简单的加和关系，而如今很可能已经演变成乘数关系，即个体成就（资本）总量=继承的资本*获得的资本。这是由于在一个高度分工的社会，各种资本可以实现充分的兑换，这一切都无形中放大了初始条件的差距。
好在，上帝在关掉一扇门的同时，一定会打开一扇窗。信息化时代，个体获取知识的渠道和成本与唐朝相比已经有了天壤之别，人均寿命也普遍延长，这些都是有利的变化。我们所担心的是，当初始差距被现代技术迅速放大时，马太效应就会（正在）成为吞噬一切的怪兽。而本研究得到的四个结论对建设整个社会知识生产的支撑条件提供了一种有益的借鉴。当下中国正在全面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而创新驱动的基础在于知识生产，这就要求我们当下必须尽快让中国人富起来，进一步缩小地区间的发展差距，营造一个稳定、宽松、友好的社会环境，在最大限度上释放中国人被埋没的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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