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大意导致的惨剧
在现实生活中，经常有因为父母的疏忽和失误，致使孩子伤亡、失踪的惨剧发生。2013年3月4日，吉林省长春市一个年轻的父亲把两个月大的婴儿放在未熄火的车里，车门未锁就离开车子，去自己办的小超市里生火。10分钟后，他出来发现车被偷了，小孩也被带走了。后来，在长春民警的全力侦破下，嫌疑犯被迫自首，但婴孩却在此前已被嫌疑犯残忍地杀死。
2013年2月12日，当人们还沉浸在春节的喜庆气氛中的时候，广东省深圳市一个小区却发生了一件悲惨事件，2岁女童小琼凤溺亡在邻居家洗手间的一个水桶内。事发时她的妈妈正在和朋友们玩麻将，放任小女儿一个人在洗手间里玩，结果2岁孩童不小心掉进了一个装满水的水桶里溺亡。
2011年10月13日，2岁的小悦悦在广东佛山一个五金城相继被两车碾压，7分钟内，18名路人路过但都视而不见，漠然而去。在小悦悦悲剧中，太多的人把目光聚焦于路人的冷漠和肇事司机的无情，但人们恰恰忘记了，最该为小悦悦之死负责的，是小悦悦的父母。在阴冷的雨天，当父母放任小悦悦独自一人在车水马龙的路上行走时，小悦悦的悲剧早已注定。
类似的例子可谓不计其数。人们在同情那些不幸的父母的同时，也发现正是由于父母没有很好承担监护责任，才导致悲剧发生，那么这些父母应不应该负相关的法律责任？如果需要，那岂不是在悲伤的父母身上施加了双重的不幸？毕竟，父母本身就是对孩子最关心、最痛爱的人，他们都会在尽可能保护孩子的安全，只是有些父母亲年轻、经验少，有时候麻痹大意了一下，出现不幸后不但心灵备受打击，还要受到法律的惩罚，这岂不是太不近人情？
西方父母的法律责任
我们来看看西方成熟的法律社会是如何处理这种问题的。美国佐治亚州一名妇女领着三个孩子乱穿马路，发生交通事故，其中一个孩子死亡，肇事司机逃逸。经过审判，法庭判司机三级谋杀，6个月监禁，5年缓刑；判这位母亲二级谋杀，最高三年监禁。美国还有一位母亲，开车带着孩子们去购物，回来时由于忙乱把几个月的婴儿忘在车里了，等她想起来时，孩子在车里已经死去了，法庭经过审理，最终判这位妇女5年监禁。
我们同样不好理解，对于两位美国母亲来说，丧失自己的孩子已经让她们痛不欲生了，为什么还要把她们送进监狱，是不是太残忍了？如果我们了解一下西方的文化，可能就不会这么想了。西方人认为，孩子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父母对孩子没有所有关系，也没有支配关系。孩子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他有独立的人格，并且他们和父母的关系是平等的。他们的这种观念来源于宗教，基督教认为，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子民，每个人都从造物主那里领受了不可剥夺的权利。孩子虽小，他属于上帝，不属于父母。
因此，在西方文化中，在父母与子女之间，社会是以孩子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的，当孩子未成年时，需要父母的监护，父母必须维护未成年人的利益而不能损害孩子的利益，如果父母没有尽到保护责任，就要承担法律责任。为了更好地保护儿童利益，法庭甚至可以剥夺不负责父母的抚养权。这就像一个国家的首脑因为疏忽造成国家重大损失，要受到法律的审判；一个将军因为疏忽造成军队溃败，要离职并且送上军事法庭。其间的道理是一样的。
当孩子成年后，父母必须把他们推向社会，让他们学会独立生活这是父母的责任。18岁后，孩子如果还靠父母生活，那就变成了一种耻辱。
父母的私有财产
而中国的情况确实很不一样，本文开头讲述的几个案例，孩子不幸死亡，父母都有明显的过错，但他们都没有承担法律责任，而中国的法律条款中，也没有针对这些情况的惩罚条款。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孩子由于亲人的过失而死亡了，中国社会为什么不愿追究亲人的责任呢？这可能和中国的独特文化有关。中国的传统观念认为，孩子是父母的私有财产，父母是孩子的生命之源，孩子的一切都是父母给予的，因而孩子必须服从父母，孝顺父母，他们没有自己的个人空间和选择自由，父母的意志就是他们的意志。父母把孩子看成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是自己生命的延续，他们要控制和支配自己孩子的命运，因而孩子就成了父母的附属物，或者说孩子就成了父母的所有物。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人不愿让自己的亲人承担刑事责任。因为孩子是父母的私有财产，孩子不在了，父母的财产丢失了，我们应该同情他们，不需要再惩罚他们，这是人之常情。在中国，父母纵有不是，社会也无权剥夺他们的抚养权，这就是以父母为核心的孝文化传统导致的结果。
中国的法律体系虽然是从西方学习来的，但不可能彻底割裂我们自身的历史，也不能抛开我们成长的环境和土壤。因此中国的法律体系总是有形无形地受到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特别是一些与家庭伦理相关的法律条款，更带有明显的传统文化的色彩，强调“孝顺父母、尊重长辈”，而不是把父母与子女当成平等的主体来衡量。
那么，在整个社会越来越西方化的今天，对于父母过失造成孩子伤亡的情况，我们的法律是否应该向西方靠拢，也设立惩罚父母的条款呢？从沿承传统文化的角度看，这样做似乎很不合适；但对于建立现代法治社会来说，这又有相当的必要性，严厉惩罚犯有过错的父母，可以唤起全社会对保护未成年人的关注。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之间如何取舍，需要法律工作者认真思考。
当然，法律的实施，除了需要文化观念的支撑外，还需要社会条件的配合。在现实的社会条件下，如果法律追究父母过失的刑事责任，我们马上面临一个实际问题，谁来照顾孩子？孩子成了单亲家庭，对孩子的成长也非常不利。但在西方与我们不同，如果孩子的利益受到伤害，法庭会指定社会义工去监督；如果一个家庭丧失了抚养孩子的条件，会有条件好的家庭来领养；另外，西方的慈善事业也比较发达，有许多的福利机构也可以为孩子提供避风的港湾。
无论怎样，父母过失所造成的未成年人悲剧，社会和父母都要承担起责任，社会要形成一整套的保护机制，父母则要意识到自己是孩子的生命、教育与管理的第一责任人，虽然不是唯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