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后期，生产力水平进一步发展。由于农业种植业、手工业技术迅速提高，商品货币经济活跃起来，新经济的城镇不断涌现，一些行业还出现依靠出卖劳力谋生的雇工。可见，封建经济内部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在此背景下，加上政治、社会、学术等多方面矛盾发展的影响，晚明时期的哲学、文学也涌现一个新局面---人文主义新思潮，李贽则是这个新思潮的先驱者。
李贽，原姓林，名载贽，福建泉州晋江人。泉州林、李二姓同祖。号卓吾、笃吾，又自号温陵居士。据说李贽的父、祖都是回教徒。泉州是马可·波罗所说的世界两个最大的贸易港之一，很多来这里对华贸易的阿拉伯人。他们在泉州长期居住，娶当地女子为妻生子。李贽的先世祖，也曾是泉州的商人，二世祖李弩，是泉州巨商，影响了李贽的一生及其信仰。
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二十六岁的李贽考中福建乡试举人，三十岁出任河南辉县教谕，三十四岁升任南京国子监博士，三十七岁补北京国子监博士，四十一岁补礼部司务，四十五岁改任南京刑部员外郎，五十一岁出任云南姚安府知府，在任三年，五十四岁辞官，从此开始过漂泊的隐居著述生活。
二十五年的仕途生活，使李贽对黑暗的官场，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有了进一步认识，对理学的虚伪与扼杀人性的本质体会更深了。一生追求自由、真性情的他，与顽固保守的封建势力不断发生冲突、摩擦，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其反封建民主意识不断增强，并走向成熟。
李贽被称为这个时期新思潮的先驱者，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对儒家思想进行批判与继承。
我们知道，儒学是中国学术思想的主流，也是中华文化的重心。古代正统读书人，从小都要学习儒学，李贽也不例外。李贽启蒙教育基本是由其父完成的。少年的李贽就已经熟读数种儒家经典，并凭借儒家思想儒家典籍进入仕途。
在李贽之前，还没人敢公开批判儒学，挑战孔子的权威。即使提出“满街人都是圣人”的王阳明与主张“百姓日用即道”的王艮，也都不得不奉孔子的旗职。李贽却致力于打破对孔子的偶像崇拜，提出了“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认识论思想。他少年时期就曾写下了《老农老圃论》，直呼孔圣人为“上大人丘乙己”，俨然一副嘲弄的口吻。
《中庸》将人分成三等，即“生知”、“学知”、“困知”，并断言这是先天决定不可变易的。宋、明时期的道学家将《中庸》奉为经典，用来强调封建等级制度。李贽则批判地继承了王阳明良知说中的平等观念以及佛学“人人皆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的观点，通过加工改造，形成自己的平等理论。
对此，李贽在《焚书·答周西岩》中认为：“天下无一人不生知，无一物不生知，亦无一刻不生知者，但自不知耳，然又未尝不可失之知也。……既成人矣，又何佛不成，而更等待他日乎？天下宁有人外之佛，佛外之人乎？”即在生知上，人人都为平等，人人生知，人人是佛，人皆可以为圣。
李贽又从率性方面，得到“尧舜与途人一，圣人与凡人一”的结论，据《李氏文集·明灯道古录》载：“尔勿以尊德性之人为异人也，彼其所为亦不过众人之所能为而已。人但率性而为，勿以过高视圣人之可为也。尧舜与途人一，圣人与凡人一。”
对于道学家将“性善”归之于圣人，将“性恶”归之于凡人，认为“道性善”、“尊德性”只有圣人才能做，凡人是完成不了的。
李贽在《李氏文集·明灯道古录》反驳道：“圣人所能者，夫妇之不肖可以与能，勿下视世间之夫妇为也。……夫妇之不能者，则虽圣人亦必不能，勿高视一切圣人为也。”即在“能为”上，人人平等，没有圣人与凡人之分。
不仅如此，李贽还认为男女也是平等的。在《初潭集夫妇篇总论》中，李贽认为：“夫妇人之始也，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兄弟。”“天地万物共造端于夫妇之间。”即妇女的地位与男子一样重要，离开了妇女，根本不存在社会。这种振聋发聩的“呐喊”，对打破壁垒森严的封建等级观念具有十分重要的进步意义。
第二，对道家思想进行批判与继承。
老子和庄子是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都是对自然、社会和人生有深切体验与感受的思想家。他们特别崇尚自然，认为一切社会、人生现象均为自然的写照和体现。不过，这并不是出于泥灭人生的价值，而是要求人类按自然规律办事，通过发挥人的内在的自然本性、能力，凸显人的价值。
李贽于万历三年、万历十年分著《老子解》和《庄子解》，可见他在以儒学作为思想根本时，也深受老庄道家崇尚自然的思想的影响，还发扬老庄哲学。据《李贽文集》载：“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精神）。”
在对《庄子》一书作注解时，正是他刚退职不久，其超越世俗以求精神自主、人格独立之自由倾向正，因此其主旨紧扣逍遥一词，重点放在对个性舒展与精神超越的阐发上，即对精神自主、人格独立的弘发与高扬上。他曾说：“顾后患者必不肯成天下之大功，庄周之徒是已。是以宁为曳尾之龟，而不肯受千金之币；宁为濠上之乐，而不肯任楚国之忧。”（《李贽文集》）
在文学创作方面，他力主“童心说”，强调崇尚自然，不矫揉造作，为文要发乎自然。在《焚书·童心说》里，李贽说：“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
可见，他认为童心是没有受到过义理熏染的“绝假纯真”的赤子之心。道学家们礼义说教熏陶，会扼杀童心，使其会完全丧失。对此，李贽十分愤慨，他要求复“真心”，做“真人”，呼唤“最初一念之本心”的觉醒，提倡人应该按照先天就具有的纯朴天真的本性而自由地发展，不受任何外来的干扰和束缚。
第三，对佛学思想进行批判与继承。
实际上，晚明时期的官僚士大夫，由于受阳明心学及其后学泰州学派思想的影响，参禅学佛早已蔚然成风，李贽就是其中之一。他曾说：“五十以后，大衰欲死，因得友朋劝诲，翻阅贝经，幸于生死之原窥见斑点。”（《李贽文集》）在姚安太守的三年任期里，李贽读过许多佛经经典，如《坛经》、《般若经》、《心经》、《中观经》、《榜伽经》、《法华经》、《金刚经》、《维摩诘经》、《无量寿经》等。可见，此时的他对佛学的研究已经有了相当了解。
离任后，李贽退隐湖北黄安，与耿氏兄弟论学，在《焚书》里，他自叹：“既无家累， 又断俗缘，参求乘理，极其超悟。”
之后，他又和耿定向前往麻城龙潭湖落发为僧，与僧无念以及周友山、丘坦之、杨定见等一批参禅者交往甚密，开始半僧半俗的生活。
期间，他阅读了大量释、道经典，自诩学佛人，想念证佛祖大事，将释迦牟尼、孔子、老子合誉为超然于名利之外的“三教圣人”。对阳明、王畿与泰州学派，李贽也十分崇敬， 认为唯阳明之学乃真夫子。
实际上，李贽由儒学入仕、沉浮宦海转向参禅论玄，从积极经世变为消极逃世，所折射出的是一个新兴阶级启蒙家无奈与悲愤。
由于李贽的“人文主义”学说太超前了，被斥为“异端学说”，最终在麻城立不住脚了。有人暗地里一把火将他居住的芝佛寺烧成灰烬。李贽被迫辗转迁徙，如丧家之犬。直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才被一个仰慕者、前御史马经纶接到北京通州居住。
但是，北京的道学家们早已视他为异端，很快，一道“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劾疏奏上。七十三岁的李贽随即被下狱，随后对其作品予以禁毁。马经纶十分自责，不顾家人阻挡，坚决陪李贽进京入狱。穷途末路的李贽，最终于狱中自刎而死！
李贽一生著作很多，生前刻印的主要著作如《老子解》、《初潭集》、《说书》、《焚书》、《藏书》、《明灯道古录》、《王阳明先生道学钞》、《王阳明先生年谱》，死后由别人编定刻印的有《续藏书》、《续焚书》、《李卓吾先生遗书》、《李温陵集》等。
但是，在整个明代，其著作一直受禁毁，直到清王朝编《四库全书》，还是不收他的著作。
不过，在封建统治阶级的严令之下，李贽的著作仍深入人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