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大米?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大米

口感好、价格低、安全性高,才是群众的需求

最近两条水稻育种的消息引发了争议。一条是超级杂交稻的亩产再创纪录,另一条是“水稻亲本去镉技术”。

毫无疑问,提高粮食单产有着巨大的价值。单产提高了,不仅意味着能够养活更多的人口,更重要的是,可以减少对耕地的需求,从而退耕还林还草,恢复和保护生态环境。

但争议也存在。目前的超级稻,只是在保障各种条件最优的前提下创造的“实验室纪录”。在实际生产中难以实现,甚至表现不见得比现在种植的品种好。

2014年,安徽省蚌埠市农民种植的1万多亩“两优0293”大面积减产、部分绝收,就是一个现实的例子。那是一个“熟期适中,产量高”“高度抗倒伏”的超级稻品种,但是存在“中感白叶枯病,高感稻瘟病,米质一般”的缺陷。安徽省蚌埠地区本来是稻瘟病低发区,此前十多年没有暴发过稻瘟病,所以农民和当地农技部门都不认为“高感稻瘟病”有多大问题。但“低发区”并不意味着不发,2014年就暴发了,导致农民损失惨重。

农业生产说到底是一种经济活动。对于农民来说,“生产利润”是最重要的。而生产利润,取决于“投入”与“产出”的差值——这里的产出,是能够“稳定实现”的产出,而不是“理想状态下达到的产量”。目前的超级稻,在理想状态下产量很高,但是需要投入的种植成本高,被病害感染的风险大,米的品质一般,因而卖不出好价钱,这都影响着它的实际价值。

这并不是说亩产纪录没有意义。这就像孙杨创造的游泳世界纪录一样,体现着我们在这个领域的技术水平。实际的生产,相当于广大群众的游泳水平。纪录本身具有标杆意义,但创造纪录的过程会加深我们对影响成绩的各种因素的理解——这些知识,就可以应用到品种的改良中。

我们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大米。口感好、价格低、安全性高,才是群众的需求。育种的努力方向,不应该是“有突出优点”的品种,而是“没有明显缺点”的品种。在没有明显缺点的基础上,再用突出的优点去满足人民群众的不同需求。比如,免耕性好可以降低人力投入从而降低生产成本,抗虫抗病性好能减少农药使用保证稳产,增加某些营养成分有助于消费者更容易实现营养均衡。

在这个意义上,“水稻亲本去镉技术”更有价值。

水稻很容易富集镉和砷等污染物,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的大米食用量大,这些污染物的含量非常重要。如果能培育出少吸收甚至不吸收这些污染物的品种,就会明显降低大米的安全风险。

实际上,日本一直在进行这方面的努力。比如,东京大学在2012年底宣布找到了基因变异的水稻植株,即使种在重度镉污染的土地上,水稻生长也几乎不会吸收镉。日本科学家们找出了具有这种特性的基因,对这些基因进行操控,就可能在其他的优质水稻品种中也实现“低镉”目标。

袁隆平院士公布的技术,就是这样的思路。通过基因操控,让控制镉吸收的基因处于“沉默”状态,就不会吸收镉。

镉是一种人体不需要的重金属,日本曾经有地区被镉严重污染,当地居民在不知不觉中摄入了大量的镉,导致许多人出现了“痛痛病”。

为了保护公众健康,中国制定了比国际标准更为严格的限量标准。然而,对于污染的土地,目前还没有现实可行的方案去恢复。如果这种“去镉”操作能够成功应用,那么得到的新品种即使种在这些被镉污染的土地上,也可以安全食用。

作者:云无心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2017年第4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