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孩数量首超一孩年轻人连一孩也不想生了？
从2016年1月1日开始，我国正式施行“全面二孩”政策。近两年，我国出生人口明显增加。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和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分别为1786万人和1723万人，比“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前的“十二五”时期年均出生人数分别多出142万人和79万人。
2017年是我国“全面二孩”生育政策效果完整显现的第一年。受此影响，2017年二孩的数量进一步上升，达到883万人，比2016年增加了162万人：二孩占全部出生人口的比重也超一半，达到51.2%。
进入21世纪后，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全面二孩”政策确实有着立竿见影的效果。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后，两年以来我国出生人口明显增加。事实上，“全面二孩”落实之初，一些专家对此并不看好，认为在当前形势下，这项人口政策调整并不能扭转人口出生低迷的趋势。之前，一些地区对生育意愿的调查也显示，在已生育一个孩子的家庭中，只有一小部分有生育二孩的意愿，主要原因是现有“一孩”家庭，女方年龄普遍偏大，育龄妇女占比少且必然不断下降。
两年来，“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效果证明，某些专家的预期过于悲观了。高龄妈妈们带着对二孩的深深渴望，在顽强跨越生育极限的同时，也让“全面二孩”释放出应有的政策红利。
“全面二孩”政策效果持续显现，2017年二孩出生人数比2016年明显增加，这一现象令人欣喜。但调查数据同时显示，在二孩人数增加的情况下，2017年出生人口仍低于上一年，显而易见，原因是一孩出生数量下降较多，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信号。
对于很多已婚夫妇来说，影响生育率的因素有多种。生娃也不仅仅是“再添双筷子”那么简单。
归根结底，近些年来，导致我国人口出生率低的原因，绝对不止计划生育政策而已。
首先，育龄妇女人数的逐年减少。这主要缘于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
据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介绍，“育龄妇女的减少速度快，尤其生育旺盛期的育龄妇女减少速度在加速。在整个‘十三五’期间，15到49岁的育龄人数每年递减500万以上。另外，大家现在形成一个共识，即年龄越低的育龄人群生育意愿越低。现在生育主流人群应该逐步从80后过渡到90后。”
其次，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妇女生育意愿也有所下降。
这些年，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而国外的先例几乎无一例外地证明，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生儿育女这件事的意愿会日渐下降。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普遍有着“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的观念，人们生儿育女的目的之一，就是为自己和家族提供经济上的保障和希望，而随着人们的生活日益富足起来，这种观念自然会日渐式微。
再有就是，在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养育子女的成本也在逐年攀升。有调查显示，养育成本高、托育服务短缺、女性职业发展压力大等成为当前影响群众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
几十年前，要养育一个孩子，只需要给他一日三餐，准备玩具、书本，再将他送去公立学校上学就好。如今，人们越来越注重对子女的培养。在城市里，公立幼儿园的名额极为稀罕，而私立幼儿园的也价格不菲，等到孩子稍大一些，课外班、语言课几乎是每个孩子的“标配”。
在这种经济压力之下，大多数夫妇想要养育儿女之前，心中都难免打起鼓来。当然，人们并不是真的“养不起”孩子，只不过对许多夫妇而言，如果生了一个孩子却不能给他足够好的教育环境，恐怕还不如不生。
生育意愿的下降，不仅直接影响一孩的出生数量，还会逐渐削减“全面二孩”政策的效果。
有分析人士认为，如果希望中国的人口出生率有所回升，使中国社会老龄化的趋势有所减缓，仅靠“放开二孩”这样的政策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不能改变人们生育意愿日益降低的大趋势，不降低人们养育子女的成本，就算放开三孩、四孩，也没有本质差别。
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认为，对于生育相关政策的支持应该是全方位的。除了落实产假、抚养金等方面的直接支持措施外，间接措施也应跟上，“在一些女职工特别是高龄产妇比较集中的地方，如何落实这些政策？比如，学校里集中有一批老师要生育就必须找人代课。这些间接政策的支持要落实，否则会对她们造成阻力。特别是对高龄产妇，应该特别给予照顾或者优惠。”
在葛剑雄看来，仅有物质层面的生育福利远远不够。群众对于“不敢生、生不起”的问题也要正确看待，建立起符合新时代的生育观念，“生孩子的目的是什么？从个人而言，不能只看到眼前的物质利益：从更大层面而言，应该把生孩子看成是对家庭、对社会、对国家负有的责任，从这个方面来提高大家的积极性。生育是一个社会问题，既涉及物质层面，也涉及精神层面，所以这两方面都要重视。”
（徐自东荐自《广州文摘报》）
责编：天翼
作者：佚名
来源：《今日文摘》2018年第0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