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小觑的伊朗
在当今国际社会，伊朗是一个重要而独特的国家。它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是中东和中亚的地区大国，也是全球主要产油国之一。一方面，伊朗与美国、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的关系都是剑拔弩张。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国和伊朗的关系一度有所缓和，2015年7月，美国和其他4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及德国和欧盟，一起同伊朗签署了《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而在特朗普上台之后，两国关系又再度恶化，特朗普政府不仅单方面退出该协议，重启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而且威胁制裁全世界所有和伊朗做生意的企业与个人。另一方面，伊朗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都相当友好，中国和伊朗在2016年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自从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建立了全球独一无二的政治制度。在西方主流舆论看来，这种制度是对世俗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开倒车，注定无法持久。这也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希望通过制裁诱发伊朗内部演变，从而颠覆其政权的原因。然而，40年来的历史表明，伊朗在面对冲突和制裁时具有很强的抗压能力，尤其是近年来，它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和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日益上升。当今的伊朗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家？它在未来会有怎样的发展变化？澳大利亚学者赛卡尔的《伊朗崛起：伊斯兰共和国的生存与未来》（IranRising：The Survival and Future of the Islamic Republic）一书，突破了西方主流舆论的成见，对当今伊朗的政治制度和国家能力给出了客观公允的评价。
《伊朗崛起：伊斯兰共和国的生存与未来》
伊朗古称波斯，在历史上屡经王朝更迭，1794年建立了卡扎尔王朝。从19世纪开始，在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世界的浪潮中，伊朗成为英国和沙皇俄国在中亚“大博弈”的中心地带，向两国割让了大量领土。20世纪初，伊朗丰富的石油储藏被发现，西方国家长驱直入，掠夺石油资源。这种国难当头的危急情形激发了伊朗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中产阶层和保守的什叶派教士形成了看似不可能的联盟，要求在伊朗实行君主立宪制。1906年，伊朗制定了第一部宪法。然而，在英俄两大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下，立宪运动并未成功，反而使伊朗陷入了政治碎片化和社会经济停滞的危机。
1921年，曾经接受沙俄训练的军官礼萨·巴列维发动军事政变，夺取权力。1925年，礼萨·巴列维加冕成为伊朗国王，建立了巴列维王朝，在位期间实施了一系列现代化改革。“二战”开始以后，伊朗与纳粹德国保持外交关系，导致被英国和苏联入侵，礼萨·巴列维被迫流亡海外，其子穆罕默德·巴列维继承王位。
“冷战”开始以后，更重视东欧的苏联退出了伊朗。1951年，摩萨台当选伊朗首相，大力推行世俗化的民族主义改革路线，其目标是：结束外国干涉，控制伊朗本国的自然资源，尤其是石油资源；实施社会经济改革，提高民众福祉；落实君主立宪制，限制国王权力。摩萨台的改革得到了广泛的民众支持，但也遭到了保守势力的反对。1951年，摩萨台宣布将控制伊朗石油业的“英国伊朗石油公司”国有化，此举比纳赛尔领导的埃及政府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早了5年，标志着英国在中东地区势力衰退的第一步。1953年，在英国的要求下，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伊朗发动政变，推翻摩萨台。国王穆罕默德·巴列维掌握实权，摩萨台的改革被颠覆，石油业国有化进程终结。
在中东其他地区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方兴未艾的背景下，由美国扶植掌权的巴列维国王被伊朗民众视为“儿皇帝”，面临合法性缺失的困境。巴列维国王对内通过军事独裁和由美国、以色列训练的秘密警察组织维持统治；对外则紧跟美国，伊朗成为北约组织之外接受美国援助最多的国家。在这一时期，美国通过维持与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的盟友关系，牢牢控制了中东石油资源。
巴列维国王一方面追求成为像历代波斯君主那样的“大帝”，一方面支持建立在亲美基础上的世俗化资本主义发展路线。但前者要求中央集权，后者要求政治分权和经济自由化，两者自相矛盾。从1962年开始，巴列维国王在伊朗推动“白色革命”，包括土地改革、工业化、普及教育，削弱教士传统权力、提高妇女地位等措施。然而，“白色革命”的受益者仅限于少数的城市富裕和中产阶层，对于大量的乡村民众来说，反而意味着其传统的谋生方式被外部强加的现代化进程摧毁。传统上并不积极参与政治的什叶派教士也因为利益严重受损而成为激烈的反对者。
1970至1975年，伊朗石油收入暴涨，政府将大量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炫耀国力。但事实上，伊朗失业率高达30%，70%的民众缺少基本医疗保健，社会高度不平等。1975年以后，石油收入锐减，社会矛盾加剧。而在美国卡特政府的“人权外交”政策影响下，巴列维开启了小范围的政治自由化，为异议声浪打开了缺口。1978年上半年，伊朗形成了广泛的反对力量，其基本目标是政治改革和赶走美国势力，但并无有组织的网络。起初很少有人希望建立神权政体，然而，反对力量组织和领导的真空最终使得流亡的什叶派教士霍梅尼掌握了话语权。
从1960年代早期开始，霍梅尼就是巴列维政权最尖锐的反对者。他在什叶派教士群体中并非资格最老、地位最高，但其他人都无法与他的大无畏形象和政治组织能力相比。在伊朗民众有70%不识字的背景下，霍梅尼激进的宗教政治观点远比其他反对力量的意识形态术语浅显易懂，他逐渐被民众视为什叶派信仰、伊朗民族主义和波斯历史传统三位一体的化身。霍梅尼一方面阐发了传统什叶派的政治思想，一方面显然相当熟悉马克思的学说，虽然他从未直接援引马克思。他将世界区分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两大群体，号召在“教士法学家”阶层的领导下赋予后者权力来推翻前者。
1979年，在霍梅尼领导下，伊朗推翻了巴列维王朝，建立了伊斯兰共和国。在此后几年里，霍梅尼运用伊朗传统的威权主义政治文化树立其权威，残酷清除了曾经作为革命盟友的世俗化左派力量，将伊朗社会全面伊斯兰化。在当时的“冷战”背景下，霍梅尼提出了“不要东方，不要西方，要伊斯兰”的口号，试图在美苏两大阵营之外另立一帜，对外输出革命。
1979年制定的伊朗宪法确立了“双层政治系统”，由霍梅尼本人担任的“最高领袖”掌握了决定国家事务的终极权力，他还担任伊朗武装力量的最高指挥官，反映“神之主权”，而在他领导下的政府则在伊斯兰的范式中体现人民的意志，代表“人民主权”。总统和国会由民众选举产生。
1980年到1988年，在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爆发了残酷的战争。战争令伊朗损失惨重，却巩固了新生的霍梅尼政权。新政权将伊朗传统的民族主义和什叶派的宗教忠诚相结合，成功地转移了内部矛盾，赢得了公众的大力支持，同时以清除叛徒和内奸为理由将反对力量斩草除根。
1984年以后，伊斯兰秩序业已确立，反对力量已被镇压，伊朗领导集团的意识形态分歧却开始明朗化，对此霍梅尼采取了鼓励多元主义和派系竞争的立场。革命领导集团主要分为三派，圣战派是严守意识形态纯洁性的保守主义者，要求从服装、言谈举止、教育等各方面全面伊斯兰化；开明派则要求放松政治和社会控制，支持多元主义、经济开放和民主；中间派则主张通过技术官僚实现经济现代化，但对民主并无太多兴趣。
1989年霍梅尼去世后，此前担任总统的哈梅内伊成为最高领袖，中间派的拉夫桑贾尼从1989年至1997年担任了两届总统，开明派的哈塔米从1997年到2005年又担任了两届总统，他们淡化了霍梅尼政治遗产中的极端因素，改善了伊朗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实施了一定程度的经济自由化政策，但是遭到了圣战派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哈梅内伊并不直接干政，但他倾向于圣战派的保守立场。在他的支持下，2005年，圣战派推出的候选人，承诺要将石油财富再分配给普通民众的内贾德当选总统。
内贾德上台后，扭转了前任的经济自由化政策，将大量经济资源分配给了军队和安全部门，导致腐败盛行。他破坏财政纪律，让央行发行过量钞票，分配给低收入人群。他公开发表针对西方国家的攻击言论，扬言要重启被前任中止的核武器制造计划，引发了联合国和西方国家的制裁。凡此种种，结果导致通胀高企，失业率剧增，生活必须品短缺，经济增长率从2005年的6.9降至2011年的3.7，2002年更是出现了负增长，增长率为-6.6。
2009年的伊朗总统选举是内贾德和开明派候选人穆萨维之间的对决。官方统计选票表明内贾德获胜，但穆萨维及其支持者抗议总统选举舞弊，由此引发大批民众走上街头抗议示威。圣战派掌控的伊朗革命卫队镇压抗议民众，大批开明派人士被捕，穆萨维被长期监禁。此次抗议活动被称为“绿色运动”。
到了2013年总统选举的时候，哈梅内伊意识到伊朗民众对圣战派已经极度失望，而且内贾德已经使伊朗陷入了难以处理的国际危机，因此他允许这一次选举反映人民的意志，以此缓解政治危机。开明派的鲁哈尼当选总统，并在2017年成功连任。鲁哈尼上台伊始便着力于稳定宏观经济，严格财政纪律，消除腐败，吸引外商投资；2015年以后为了应对低油价的困境，着力于促进增长。
伊朗经济的主要问题在于，它是国家引导的石油依赖型经济，这使得它易受国企低效率和油价波动的影响。然而，和其他产油国家相比，伊朗经济又是相当多元化的，2015年其50%的经济成分是服务业，41%是工业（其中20%是石油产业），9%是农业。伊朗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伊斯兰共和国消除了绝对贫困，极大提升了民众的教育程度，目前总人口的98%是识字人口，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人口占总劳动人口的13.3%，超过了巴西。这意味着伊朗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影响伊朗未来的关键因素是“后革命世代”，即在霍梅尼革命时年龄很小或是在革命后出生的人口，他们在人口结构变化中越来越占多数，对其中很多人，尤其是城市居民来说，霍梅尼的遗产是令人窒息和反现代的。时移世易，如今以哈梅内伊为首的保守势力的策略是允许开明派和中间派赢得选举，以此迎合“后革命世代”的需求，同时接纳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进入政治体系，使其成为统治集团的后备力量，而不是挑战政权。虽然圣战派的道德警察仍然试图强化伊斯兰的社会行为规范，但其行动越来越少。伊朗社会已经高度世俗化，只要不对现政权构成威胁，伊朗民众被允许在着装和举止方面我行我素。伊朗民众懂得如何使用各种渠道和外部世界取得联系，而政府知道最好不要惩罚这类行为。
总之，在当今伊朗，开明派的力量越来越强大；而多元主义确保了政治制度的灵活性，使得派系轮替在可预见的将来不至于危及基本制度，保守势力也可以托庇于这一制度，长期保持相应的权力。而伊朗强大的民族主义传统使得各派系在对抗外来侵略时具有凝聚力。这意味着伊朗虽然存在诸多问题，面临诸多困境，但仍有能力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不容小觑的角色。
解读/延伸阅读
《今日伊朗议程：伊朗内部的真实故事和美国的错误政策》
作者：[美]里斯·埃利希（ReeseErlich）
出版社：Routledge，Taylor & Francis Group
本书通过第一手资料，深入揭示了当今伊朗的现实政治，剖析了美国社会对于伊朗的长期误解，以及建立在这种误解基础上的错误的外交政策。
《少一个敌人：奥巴马、伊朗和外交的胜利》
作者：[美]屈塔·帕西（TritaParsi）
出版社：YaleUniversity Press
美情报机构认定伊朗自2003年以后就再也没有开发核武器。本书讲述了奥巴马在这一认定的基础上促成美国与伊朗签署“伊朗核协议”的来龙去脉。
黄湘独立学者，资深媒体人，现旅居美国，著有《美国裂变》一书。
作者：黄湘
来源：《第一财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