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康定发现帝国
我最初被康定吸引，是因为关注雅安。藏族人类学家格勒提出，在汉代时生活在雅安的“牦牛羌”受四川平原人群推动，一路向西，最后进入了今天的西藏。“牦牛羌西迁的路线，白巴塘一带，经芒康、察隅、波米（原文如此）一带进入雅鲁藏布江流域的可能性比较大。”而康定就位于雅安和巴塘的中点。
遵循格勒的指引，我曾从雅安出发，前往康定，体验这条“牦牛羌西迁的路线”。沿泸定方向进入康定，在城中心折多河和雅拉河的交汇处，会发现一座仰天射箭的郭达像。这位三国蜀国将领在康定原名“打箭炉”的传说中，担任了汉文化的代表。而他背后的郭达山岩壁上，绘制着硕大的绿度母、金刚手菩萨、宗喀巴画像，这些画像从另一个角度诠释着“打箭炉”背后的那个更古老名称“达折多”的含义。
登上康定著名的跑马山顶，对面半山腰南无寺的金顶射出夺目的光芒。及至寺门，右边的壁画是印度一西藏佛教徒打扮的“财神牵象”画面；左壁则是清朝大员向寺内喇嘛颁发“南无寺”额的情景。这一切提醒着往来其间的人们，藏（康巴）、汉文化在这里犬牙交错，彼此融合。其实细心观察，城里还有清真寺和教堂，尤其是远在十多公里外的高山上康定新城的德肋撒天主教堂，更在雪山的映衬下显得巍峨雄伟。
康定留给每个初访者的印象，总是一幅文化杂糅，九流三教精彩纷呈，又无头绪的画面。所幸，如此丰富的文化沉淀，正中了人类学家的下怀。郑少雄胸怀“关注更大的文明的人类学”理想，跃出传统人类学研究社区的范式，扎根康定的寺院、锅庄。在《汉藏之问的康定土司：清末民初末代明正土司人生史》一书中，用康定最后一代明正土司的人生轨迹，梳理了这个川西汉、藏通道的文化脉络，也帮助我们走进了汉、藏之间的康定。
先说康定。康定今天是甘孜藏族自治州的首府，过去汉名叫“打箭炉”，认为和诸葛亮派人造箭有关。当地人自己认为是本地话“达折多”的转写，意思与河谷有关。康定位于大渡河西岸，清末以前南北走向的大渡河可以算是川西汉、藏文化的天然分野，一般来说两者以此为界保持稳定。按另一种环境论的观点，大渡河以东，承四川平原雨水，多为农区，人口较为稠密，汉族为多。而河西则渐入青藏高原腹地，植被稀疏，悉是牧区，地广人稀。
康定从最初的山谷小村，发展成地方中心，与此地作为“茶马古道”的重要驿站以及清初川西军事行动有着密切关联。康定地理上比邻雪域高原，文化上与西部藏区相似。不过，虽属三大藏区（康区、安多、卫藏）之一，但康定复杂的文化源头，又使其与藏文化核心的卫藏之间，保持一定差异，维持了自己的独立性。如此种种都注定了康定独树一帜的迷人风格。
另一方面，康定之所以进入人类学家的视野，则因当代人类学观察视角从一个单独的村落，过渡到更大的空问。这一点，作者继承了王铭铭对涂尔干和莫斯关于“‘超社会现象’与‘文明’对于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性”观点的发展，跃出一村、一族的有限的维度，深入了“没有清晰边界的社会现象”。而康定作为汉、藏文明的交汇之地，自然从“超社会现象”的研究对象中脱颖而出。
接下来说说土司。过去，人类学研究社会结构，所以，不用关心表面上变化无常的历史，只需在意内在稳定的结构。但研究“文明”这类“超社会现象”时，历史就变得不可或缺。人类学家探索的历史，不是一般的历史叙述，而是个人史，也称生命史。个人史的作用在于，那些在历史上活动的个人仿佛一面镜子，通过他们在历史时刻中所做的选择、决定，让我们知道他们“是如何看待文化为他们预设的道路”的。换句话说，这些平凡个人的生命过程，折射出更大的结构性变化。
具体到康定这个地方，作者就选择了“明正土司”甲宜斋，来反映康定在清末这近百年的变迁。甲宜斋是一个不平凡的普通人。说他不平凡，好歹他是个世袭土司，在川西高原掌管方圆数百里的土地。民国十九年（一九三0）代表国民政府取道康定入藏的藏族女使者刘曼卿曾言，明正土司“极盛时代，城中竟有僚属四十八家，即今之四十八家锅庄是也。辖境极广，收入亦富，全康除德格土司外无与伦比”。
然而，这样一位“辖境极广，收入亦富”的土司，又殊为普通。他由晚清进入民国后，早已没有过去的声望，生活困顿，几近平民。刘曼卿入康区时，甲宜斋已经去世近十年，她根据时人回忆写道，土司家遭遇巨变，“窀穸生蛙，宗社为墟，苍狗白云，变幻殊难测也，明正土司辖境远与四川土壤相接，赵督收康时，首先褫职，从此降为平民，益以治生乏术，私产耗尽，卒至于堕落不可收拾。所存孺子二辈，一日联科，一日联芳，后均夭折，土司末路可见一斑”。
从这段旁人眼中的身世看来，明正土司确实在平凡中透着不凡。他不是一般历史叙事会多着笔墨的“大人物”，甚至因为川督赵尔丰的康边“改土归流”，降为平民。但他又一度担任康东最高统治者多年，高度浓缩了康定这个大渡河以西嘉绒藏族及木雅藏族活动区域和汉、藏之问的百年过往。这个土司家族，在有清一代由盛而衰的过程，是如何折射出更大的“文明”轨迹的？从这个角度讲，作者选择的这个研究对象，已经牢牢抓住了读者的视线。
在书中，作者首先通过明正土司建制的历史，呈现了康定在汉、藏之问的微妙关系。虽然明正土司的历史名义上可以追溯到元、明时代，但其正式进入历史视野则要从清前期康熙朝算起。明清易代之际，汉地政府在川西的失势，促使青藏高原的蒙、藏力量越过大渡河向东渗透。在这一背景下，康熙三十八年（一六九九），西藏派驻打箭炉的僧人代表（喇嘛营官）因纠纷杀死了明正土司蛇腊扎巴。康熙派大军剿灭喇嘛营官的同时，准许在此次军事行动中出力甚多的宝兴木坪土司雍中七力，娶明正土司独女桑结为妻。这为后来雍中七力与桑结之子坚参达结身兼明正、木坪土司埋下了伏笔。
这以后，明正土司传至清末的甲宜斋，全部都出自坚参达结的世系。从他的父亲出征喇嘛营官算起，坚参达结的后代始终忠实地站在清朝一边，有清一代分别参加过大小金川之役、入藏征郭尔喀、剿办清溪夷匪、协助征下瞻对、征泰宁、巴塘事件诸战役。这一关键策略反过来也为他们带来巨大回报，作者因此观察到，“一七00年后的两百年来，明正土司始终紧随朝廷的步调，四方征战，屡获嘉奖，而且土司家族向来以所受到的帝国封赏作为在川边土司群体中的竞争性资本”。
相比之下，明正土司与西藏格鲁派的关系却显得若即若离。虽然信奉同一宗教，土司家也派子弟前往拉萨学习，但从清初喇嘛营官杀死土司蛇腊扎巴开始，两者就始终保持一种微妙的紧张关系。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明正土司在清中期以后参与的清朝康边战事（瞻对、泰宁、巴塘）基本都发生在西部，而这也是明正土司和西藏方面接壤的地区。坚参达结的后人末代土司甲宜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登上了康定的历史舞台。作者认为，在甲宜斋面前是这样一幅政治图景：“朝廷与西藏、土司与朝廷、土司与西藏之间构成了错综复杂的三角关系；……土司对自己的定位就是汉藏之问的一座桥梁。”这种二元风格同样体现在明正土司的衙门上，他的官邸一方面悬挂着“武显将军”的牌匾，另一方面“它的藏式风格体现在屋顶几座金光闪闪的佛塔上，表明土司家族与藏传佛教的渊源”。
另外，这种二元性还被认为体现在甲宜斋后半生的行为轨迹上。一九00年后，甲宜斋接待过几任途经打箭炉、前往西藏处理军事问题的驻藏大臣，都给对方留下深刻印象，以至于在通信中认为“练兵与其内地，不如（明正）土司得用”，这看法迅速让甲宜斋几乎达到了人生的巅峰。他随后在为四川总督平定泰宁寺的战役中一马当先，得总兵头衔；接着又在朝廷的巴塘用兵中出力，“赏给提督衔花翎”。而针对的对象都是与拉萨方面有关的黄教寺院。作者将之概括为：“趋近帝国：向东的摆动。”
然而，末代土司刚登上人生巅峰不久，又急速跌入谷底。宣统二年（一九一0）夏天，赵尔丰召甲宜斋到昌都，亲自开导他改土归流。后一年，土司改流命令正式下达。被除去土司之位的甲宜斋叛乱，逃到打箭炉西北的塔公草原，聚集各地土司、头人兵马，失败后滞留关外。共谋者有喇嘛策应。进入民国，他最后一次叛乱后返回打箭炉。最终于一九二二年死于川边镇守使的监狱（越狱失败）。这被概括为：“逃离帝国：进入关外的世界。”
综合起来，正如引言部分浪漫地引用的康定谚语：“放下铃铛是土司，拿起铃铛是活佛”，作者试图围绕末代明正土司展现一种独特的汉、藏之间的平衡关系。土司用帝国的政治、军事权威对抗西藏的宗教力量，又利用宗教和民族认同逃避帝国的束缚。甲宜斋甚至与前来炉城的天主教及基督教传教士保持诸多交往，“土司与教会的密切关系，增强了土司与西藏及汉人两个方向对话的能力，使土司社会内部的象征性资源得到最大程度的凸显”。
至此我们看到，作者通过对末代明正土司人生史的叙述，努力呈现出康边土司世界的二元性。他在全书的结尾总结道：“土司政治同时容纳了汉人政权和喇嘛教权的双重权威，并且成功地将之转化成兄弟关系，汉藏之间协商与合作的渠道因此更加通畅……这种有机政治联系使得汉藏文明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连续统。”
回到人生史的议题，人类学研究个人的历史，不仅仅为了重建一段鲜为人知的边缘历史，其深层的追求在于，用个人的生命历程，折射出更大的结构性变化。这或许是《汉藏之间的康定土司》的再一次飞跃。
当以明正土司的个人史作为镜子，又能折射出一个怎样的世界？在印象中，土司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作为地方首领，中央政权强大时，土司权力会受到削弱；反之，则政府弱，土司强。本书作者同样认为：“土司制被认为是一种形同‘封建’、相对松散的地方酋长自治形式，因此给中央王朝的边疆安全和国家化过程带来了巨大的麻烦。”两者似乎长期处在一种此消彼长的动态格局中。
但在本书中，却看到了一个有趣的反例。康东明正土司之所以能在清代成为“全康除德格土司外无与伦比”的大土司，恰是因为明正一系与清政府的密切关系。他们从不在清、藏之间虚与委蛇、首鼠两端，而是为清朝竭力出战。即便甲宜斋即将被褫夺土司头衔之前，仍率领自己的土兵为政府效力于巴塘。从另一个角度看，因为清朝政府最初选择了愿意为之效力的木坪土司及其后代，才有了后来世代忠顺的明正土司。所谓“清廷得西炉（打箭炉）后，以新抚四十余小土司悉隶明正，（雍中）七力之力也”。可以这么说，恰是清政府主动扶植了明正土司，让其担任自己进入川藏通道入口的“代理人”。而之后，明正土司在清朝川边行动中屡屡效力，并因之获得经济、声望上的巨大回报，其实都是积极效力的结果。一言以蔽之，清朝在川边的军事活动越频繁，则明正土司的实力越强。
为何会出现“清朝兴，土司昌”这一独特的现象？抛开表面上，康定靠近四川平原远离卫藏这个印象，从经济人类学的角度，或许有助于理解这种关系的缘由。康定以东为农区，以西为高山草原。东部“一人一马”的生计、交通法则在这里不再通行。传统时代，出打箭炉往西，需要组织成百上千的牦牛群充当驼队同行，才能保障人员生活、生命，这种牦牛队伍被称作“乌拉”。无论是运输茶叶，还是清朝将领西征都离不开“乌拉”。正是为国家军事行动征集“乌拉”、提供粮草，以及支付后续补给的过程，使清军的军费支出以再分配的方式，留在了藏区，巩固了土司的财富和权力基础。（相对的，这从经济角度也可以解释书中提到的“蛮不支蛮差”现象：给土司、营官或活佛提供“乌拉”，是没有经济回报的。）
显然，在这样的机制促进下，明正土司和清朝之间，形成了“一荣俱荣”的关系。同时，也注定了后半句，“一损俱损”的现实。甲宜斋得总兵头衔，旋又“赏给提督衔花翎”的人生巅峰时刻，与他后来的叛逃并不矛盾，其实都是同一事件的两面。任乃强曾一语道破清朝末期面临的困境和对策，“当时中国有太平天国之难，清廷财用匮乏，大开川边采冶”。这点在书中其实也有提及，“朝廷川边新政的内容之一就是开矿屯垦”，而甲宜斋家族更是清政府在西部的瞻对地方开设金矿的积极推动者。
表面上，明正土司与清军的合作，顺利击败了受西藏政权遥控的泰宁寺和瞻对地方寺院。然而，这无法掩盖另一个相反的事实：清朝方面的胜利，恰好折射出其走向衰败的轨迹。清朝觊觎川边的矿产，反映了太平天国之难，以及两次鸦片战争后，“清廷财用匮乏”的窘境。这同样也揭示了驻藏大臣那句“练兵与其内地，不如（明正）土司得用”的真相，因为清军在兵员和补给方面的能力大不如前，唯有借助土司地方的人口资源方才弥补。
借助这样一种视角，我们或许有机会重新审视甲宜斋从“改土归流”到叛逃，到最终去世的全过程。首先，“改土归流”反映的事实令人唏嘘，这一切并没有发生在帝国强盛之时，反而是一系列衰弱的表征之一。和川边新政、开矿屯垦，以及借兵土司一样，改土归流的真相，是清政府陷入人力、物力不足困境后的“开源”方案。
其次，正如历史证明的那样，这些手段并不能挽救摇摇欲坠的帝国，更对被解职的明正土司造成了巨大伤害。当帝国夺走土司的属民，减少川边军事行动的开支后（节流），“乌拉”与其他收入的下降，造成了前土司权力、地位的节节滑落（因经济纠纷，沦为前属民的被告）。土司权威和实力的骤减，反过来加剧了川边失控的情况。
第三，甲宜斋的“叛乱”，反证了从清初以来明正土司一系对清朝的忠顺。与其说他是为了维护自己土司的头衔，不如说，是对那个突然由盛而衰的清帝国的无法释怀。种种线索表明，在整场清廷导演的“改流”大戏中，前明正土司并未转向卫藏一边，但他的叛乱无疑加速了罹于总体收入下滑之难中的清政府更快的衰亡。
在很大程度上，明正土司的兴衰轨迹，与其说是土司二元性选择的结果，毋宁视作帝国“在场”的证明。“清朝兴，土司昌；清朝衰，土司亡”，是也。
出生于阿坝州的藏族作家阿来曾经说过：“（上世纪初期）川军和西藏地方政府曾经有过一段很长时间的战争，你可以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康区的土司很多向着川军，但是寺院却向着西藏地方政府。西藏是真正的政教合一，康巴也是政教合一，但不同的是世俗的权力超过寺庙，这一点和西藏正好相反。这世俗的权力从何而来？虽然主要是依靠各土司的实力，但名义上还都是从中央来的。名不正则言不顺。”阿来的话富有启发意义地指出了，康巴地区并非不存在汉、藏间的二元关系。这二元分别由土司和寺院具体担当，并不是土司一力承担。康定城中，那座至今犹存的“南无寺”门壁画中，一边的清官颁额，一边的财神牵象，在一定程度上更能体现出这种二元特征。或许限于材料缺乏，寺院方面在本书中的失声，让我们未能实现对另一源头的文化实践的有效倾听。
但是，作者通过末代明正土司的生命史叙述，的确通过清末川边的土司事迹，表达了自己对边疆政治的空间结构的解释：四川=（四川：康区）。他将四川视为一个具有包容性的体系，在这个等式中，前一个四川包括康区（川边）在内，后一个四川则仅指汉人居住的四川腹地。他创造性地运用了这一路易·杜蒙意义上的对立涵盖关系，描述了西南边疆的动态关系。相关文献提到，前土司在民国早期的最后一次叛乱时，有喇嘛怂恿他脱离筹建中的西康省，继续转投四川，喇嘛认为，只有成为汉人的边地，才是边疆族群的生存之道。而这与两百年间前辈明正土司与清朝互动策略的不谋而合，恰好证明了土司在边疆体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汉藏之间的康定土司”折射了一个庞大国家的空间结构。这背后反映的其实是人类文化传递的一种方式。按照格勒曾经指出的川西人群“自东向西”的迁移路线，东部的汉文化始终扮演了推动者的角色，而西部的藏文化则起到了拉动者的作用。因此，与其说位于川西的康定是两种文明之间“裂缝中的桥”，沟通了两者之间的鸿沟，不如说，这是人类文明之流源源不断流淌的一条通道。
（《汉藏之间的康定土司：清末民初末代明正土司人生史》，郑少雄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0一六年版）
作者：张经纬
来源：《读书》2018年第0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