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物是如何炼成的
一
南山经之首日雒山。其首日招摇之山，临于西海之上，多桂，多金玉。有草焉，其状如韭而青花，其名曰祝余，食之不饥。有木焉，其状如求之不得榖而黑理，其花四照，其名曰迷榖，佩之不迷。有兽焉，其状如禺而白耳，伏行人走，其名曰独独，食之善走。丽唐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海。其中多育沛，佩之无瘕疾。
又东三百里，曰堂庭之山，多棪木，多白猿，多水玉，多黄金。
又东三百八十里，曰猨翼之山，其中多怪兽，水多怪鱼，多白玉，多腹虫，多怪蛇，多怪木，不可以上。
这是一位两千多年前的旅行者所写地理调查报告中开头的几段。这位在群山中跋涉的旅行者，沿着山间河谷，循水而行。他每抵达一山，就记下这座山的方位和里程，他对这座山植被、水土的总体观察，比如说，山上长什么树，生什么草，是草木茂盛还是童山濯濯，山中是否有溪流发源，这些溪流最终流向哪里……他还记下这些山上栖息着什么野兽、鸟类，水中有什么样的鱼类或两栖类动物，他甚至还记下了对这些草木鸟兽的生物形态的细致观察：那些树或草长什么样的叶，开什么样的花，结什么样的果，生什么样的种子。那些飞禽、走兽、爬虫、游鱼长什么样，它们的脑袋、面目、身子、四肢、尾巴、皮毛等都长啥样，叫声是怎样的，习性是怎样的，对人有无伤害……这显然是一位既有耐心又很细心的观察者。如果说生物形态、习性属客观性知识，可以通过观察得到，那么，这些草木鸟兽虫鱼的名称，以及吃了这些草木的果实、鸟兽的肉或佩戴这些鸟兽的皮毛能治什么病，对身体有什么样的好处或坏处，诸如此类的知识却不是靠一时的观察就能得到的，这位旅行者必定还走访了土著——如山问的樵夫或打猎、采药的山民，方才获得这些地方性知识。这位好奇的旅行者不仅关心山林溪流中的活物，也对山中的矿藏有着浓厚的兴趣，他记下了很多山中、河流中蕴藏的矿物，比如金、银、铜、铁、玉石、丹砂、雄黄、雌黄、硫黄、磐石，以及各种各样质地细腻、纹理美观的石头。他将沿途观察所得和访求所得的山川地理、博物知识，以山为纲，分门别类，表其名，写其形，记其用，一一记录在案，编纂成册，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最早的一部基于实地考察的山川地理博物志，经过两千多年的岁月荡涤，这部书居然几乎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山海经·五藏山经》（以下简称《山经》）。
《山经》二十六篇，每一篇记载数山到数十山不等，各篇按照特定的走向依次记录每一座山的方位道里和自然物产，开头引的这几段见于全书第一篇，即《南次一经》的开头，据以不难看出《山经》全书记述的体例。招摇之山位列全书之首，具有起例发凡的作用，因此体例特为完备：首先说明此山的位置，“临于西海之山”；其次说明此山物产的基本情况，“多桂，多金玉”；再次详细描述了此山特有的几种物产：山上长一种草，像韭菜，开青花，名日祝余，吃了让人耐饥；有一种树，名日迷毂，叶状似毂树，其实就是毂树的一种，毂树又名构树、楮术，古人用其皮造纸，至今在中国南北各地的山问田畔仍常见，因为此树开花如绒球一般，细小的花瓣四出如光芒四射，故书中说“其花四照”；狌狌“其状如禺而白耳，伏行人走”，这当然就是动物园中常见的猩猩，猩猩长臂长腿，行走如风，故古人相信吃了它的肉，也可以变成风一样的男子。这座山上还发源一条溪流，名叫“丽唐之水”，水中产一种东西叫“育沛”，大概是一种矿物，将它佩戴在身上，肚子里不长虫子（“无瘕疾”）。
《山经》全书，记录山峰近五百多座，河流二百四十余条，行程数万里，记录草木、鸟兽、鱼蛇数百种，金石矿产十数种，其中，详细描述了其性状、习性、效用的草、木、鸟、兽、鱼各有数十种。如此大规模的山川博物志不可能是出自一个人之手，而必定是一个有着严密组织、精心筹划的学术团队集体劳动的成果。全书记山川脉络清晰，载物产具体翔实，行文平铺直叙，状物绘声绘色，通篇体例严谨，条理分明，虽众物纷纭繁杂，但记述有条不紊，分明是一部经过周密计划、基于实地考察、以资源利用为指归的国家地理物产调查报告。
二
然而，如果说《山经》是一部实录山川物产的自然博物志，其中何以又会充斥着众多非牛非马、人面兽身、九头九尾之类怪诞离奇、显然非世问所实有的怪物呢？
比如开头引的《南山经》段落后接下来的几座山中，就出现了数种怪兽：祗山之鯥，鱼类而陵居，其状如牛，蛇尾有翼，身生羽毛，一身而兼具鱼、牛、蛇、鸟之形体；亶爰之山的类，自为牝牡，一身而兼具雌雄两体；基山之猼訑，九尾四耳；（尚+鳥）（付+鳥）三首六目、六足三翼；青丘之兽，如狐而九尾而食人；英水之鱼，鱼身而人面，声如鸳鸯。如此这般非牛非马、一身九尾、兼具雌雄、鱼身人面的奇鸟怪兽异鱼，似乎不可能是自然界所实有，只能是出自想象和虚构，如此说来，《山经》分明就是白日梦般的臆说怪谈，与其视之为自然博物志，不如归之于志怪、小说之列更实至名归。正是因此，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山经》就成了一部妖兽录、怪物谱。
实际上，这些乍看之下荒诞离奇的记载，只有在古代博物学的语境中才能得以恰如其分的解释。
《山经》中出现的“怪物”，大概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非牛非马、人面兽身、一身兼具众体的复合类动物，一类是一兽多尾、一鸟多翼、肢体冗余（或欠缺）的畸形动物，前者可称为“复合兽”，后者可称为“畸形兽”。
一身兼具众兽之体的“复合怪兽”，在《山经》中最为常见，可以祗山上的“鯥”为典型：“有鱼焉，其状如牛，陵居，蛇尾有翼，其羽在触下，其音如留牛，其名曰鯥，冬死而夏生。”它明明是鱼，却身形如牛，长着蛇的尾巴、鸟的翅膀，肋（胠）下生羽，世上安有这般一身兼具飞鸟、走兽、游鱼、两栖类动物的特征，完全违背动物分类学规律的怪物？此鱼不仅长相怪，习性更怪：明明是鱼，却居于山陵，不仅如此，此鱼在冬天死去，到了夏天又会复活。它不仅跨越了动物分类的边界，而且还超越了空间（水与陆）和时间（生与死）的秩序，反常则为怪，无法纳入现成秩序的事物就是怪物，此物可谓集怪物之大全。此等与自然秩序背道而驰、格格不入的怪物，似乎不可能存在于现实中，而只能是凭空捏造的产物。
实际上，此物世人常见，它不是别的，就是中药铺中常见的穿山甲。《尔雅翼·释兽》云：“鲮鲤，四足似鼍而短小，状如獭，遍身鳞甲，居土穴中。盖兽之类，非鱼之属也，特其鳞色若鲤，故谓之鲮鲤，又谓之鲮豸。野人又谓之穿山甲，以其尾大能穿穴故也。”《本草纲目》卷四十三云：“鲮鲤，……其形肖鲤，穴陵而居，故曰鲮鲤，而俗称为穿山甲。郭璞赋谓之龙鲤。”《山经》谓鲢“其音如留牛”，“鯥”音六（郭璞注），盖即得名于其叫声，“鲮鲤”“龙鲤”“鲮豸”诸名，皆为“鯥”一音之变。《山经》关于鯥的“怪异”记述，皆可在穿山甲身上找到印证：穿山甲体形与牛相去甚远，但身大头小，且背部隆起，确与牛的体形有几分相似；尾巴修长，故谓之蛇尾；鳞片重叠，周身披甲，有似鸟翼；鳞片间生有硬毛，身体两侧硬毛尤多，故谓之触下生羽；周身生鳞，且可入水，故谓之鱼；穿山甲冬眠，故谓之冬死而夏生。因穿山甲善打洞、食虫蚁，古人按顺势疗法思维，相信食其肉可以“通经脉，下乳汁，消痈肿，排脓血，通窍杀虫”（《本草纲目》），穿山甲至今仍是一味常见中药。《山经》称“食之无肿疾”，正是出于同一思路，可见后世本草医学与《山经》一脉相承。
在上古时期博物学尚不发达，尚未建立一套可共享的博物学术语，更没有博物绘画术和照相术的条件。要记录一种动物的形态，最方便可行的办法就是借人们所熟悉的动物对之进行比方形容，告诉人们它的脑袋像啥，面孔像啥，四肢尾巴像啥……于是就“捏造”出形形色色的由不同动物形体组合而成的异形“怪物”，其实至今人们仍是如此这般地描述陌生动物。明白了这个道理，也就不难看穿《山经》中种种“怪物”原本平凡的真面目。
但若不知此理，再加上望文生义、少见多怪，就难免把这些记载看成怪物，而《山海经》也就变成怪物之书了。在坊间流行的各种《山海经》图谱，其中的动物就都被画成了异形怪物。比如鯥，亦即穿山甲，在画手们的笔下，就变成牛首鱼身身生双翼的怪物。
三
另一类怪物，即躯体增生或残缺的“畸形怪兽”，诸如一身九尾之狐、一身六翼之鸟，或者只有三条腿、一只眼的兽之类，其来历则另当别论。此类怪物在《山经》中也所在多见，如《东山经》所载：
珠蟞鱼：澧水出焉，其中多珠蟞鱼，其状如肺而四目，六足有珠，其味酸甘，食之无疠。
蠪蛭：有兽焉，其状如狐，而九尾、九首、虎爪，名曰蠪蛭，其音如婴儿，是食人。
鮯鮯：深泽，其中……有鱼焉，其状如鲤，而六足鸟尾，名目鮯鮯之鱼，其鸣自叫。
走兽四足，飞鸟双翼，鱼蛇无足，牛羊双角，不管什么动物，都只有一个脑袋、一条尾巴，而《山经》中却记载了大量的多足、多翼、多尾、多目、多角或少足、少目的动物，委实令人费解，不由人不把它们当成怪物。
《山经》既为纪实的博物志，其所记载之物，不管如何怪异，亦当为实有之物。诸如此类的记载究为何种动物，诚难以考见，但其原为普通的动物当可断定。古代没有动物园，更没有自然博物馆、标本陈列室，能让人就近细察动物的长相。野兽、飞鸟隐于密林茂草、深山幽谷，出没无常，行踪诡秘，人们往往唯闻其声，不见其形，即使偶尔目睹其形，也无法细致观察，因此难以准确描述其形态、长相。加之野兽出没，往往给人带来恐惧，因此人们在描述其形象时也难免夹杂想象和夸张的成分。《大戴礼记·四代》云：“平原大薮，瞻其草之高丰茂者，必有怪鸟兽居之；……高山多林，必有怪虎豹蕃孕焉；深渊大川，必有蛟龙焉。”茂草大薮、高山深林、深渊大川，天生就神秘莫测，因神秘而自然对出没于其中的鸟兽生出种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山经》时代的博物学家，对于草木植物不难靠亲自观察而记录其形态，而对于行踪不定的飞禽走兽，则大概只能依据当地人的口述和传闻，因此其关于野生动物的记录就必然羼杂种种偏差和错觉，失真在所难免。
不过，我们也不可低估古人对事物形象的观察能力和了解程度，而轻易地将《山经》中不合乎自己常识的记载皆归之于古人的无知妄诞，其中也许确实蕴涵着古人真切的博物学观察呢。例如上引《东山经》中的珠鳖鱼，“其状如肺而四目，六足有珠，其味酸甘，食之无疠”。乍看之下，无疑胡说，世界上哪有长四只眼、六只脚的鱼？在前人画的珠鳖鱼图中，就把它画成了一条头长四只眼、身体两侧各生三足的怪鱼。“珠蟞”，《吕氏春秋·本味》引作“朱鳖”，《南越志》云：“海中多朱鳖，状如肺，有四眼六脚而吐珠。”（《初学记》卷八引），可见“珠蟞”当作“朱蟞”，“朱”盖言其色。《山经》关于珠鳖鱼的记载，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种至今犹见于闽浙沿海及南海、被称为“古生物化石”的甲壳类水生物，即鲎。《本草纲目》云：“鲎，状如熨斗之形，广尺余，其甲莹滑，青黑色，鏊背骨眼，眼在背上，口在腹下，头如蜣螂，十二足，似蟹，在腹两旁，长五六尺，尾长一二尺，有三棱如棕茎，背上有骨如角，高七八寸，如石珊瑚状，每过海，相负示背，乘风而游，俗呼鲎帆。”鲎之为物，有壳似鳖，故《山经》以“鳖”名之；鲎壳色赤，故称“朱鳖”；其身体由两节组成，无论从造型还是颜色，都很像肺叶，故《山经》谓之“如肺”；鲎有十足，《山经》谓之“六足”，虽不中亦不远。《山经》谓朱鳖“四目”，鲎确实是“四眼”，其头胸甲两侧有一对大复眼，在其头胸甲前端还有两只小眼睛。可见，《山经》的记载虽简单，却很能抓住鲎的特点，足见古人察物之精，《山经》之非妄作。《山经》说，鲎“其味酸甘”，可见味道不错，肯定为古人食谱所常见，如今在福建、广东的海鲜市场上大概还偶尔能见到此物。
古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他们在采集、料理鸟兽虫鱼之同时，必然获得丰富的博物知识，最初的博物知识与其说是源于眼睛和博物馆，不如说是源于“舌尖”和厨房。古人对于自然万物的知识，都是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日积月累而成的，这些知识原本只在民问靠言传身教而世代相传，时过境迁，则风流云散，只有极少的一部分能被记录下来并流传后世。历史上，像《山经》这样一部系统记载民众自然知识的博物志，可谓绝无仅有、难能可贵，现今的人类学、民俗学靠所谓“田野研究”所获得的“地方性知识”或“传统知识”，与《山经》之洋洋大观比起来，实为小巫见大巫。
四
《山经》的荒山野水之中，除了时时闪现怪异鸟兽的魅影之外，还有山灵水怪偶尔出没，这些形象怪异、出没无常的神怪，也让《山经》其书笼罩了一种神秘氛围，让人怀疑其真实性，并进而否认其地理博物志的价值。尤其是每篇之末的结语，除总计该篇所记总山数和总里程外，还记载该篇所记群山的山神，如《南次一经》云：
凡（昔+隹）山之首，自招摇之山，以至箕尾之山，凡十山，二千九百五十里。其神状皆鸟身而龙首，其祠之礼：毛用一璋玉瘗，糈用徐米，一壁，稻米、白菅为席。
综观《山经》全书，尽管各篇山神形象各异，或鸟身龙首，或人面蛇身，或马身人面，或彘身蛇尾……祭品、祭器和仪式的品类和数量不同，但其记述体例却如出一辙。《山经》每一篇所记，少则数山，多则数十山，少则绵延数百里，多则数千里甚至上万里，却均由一神统领。如此地域辽阔、纲纪严明的山神祭祀制度，显然不可能是土生土长的自发性的地方性崇拜，而只能是出自制度性的安排，或者正是主持《山经》的知识团体所筹划的国家性山神祭典，在《山经》时代，这一祭典要真正落到实处并不容易，大概只是停留在纸面上的规划。至于这一山神祀典的用意，与其说在于拜神，而毋宁说更在于通过设立山神祭祀，达到对山川资源的经略和占有的目的，其经济和地理方面的战略意义更重于宗教和民俗的意义。《礼记·祭法》云：“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材用也。”山川物产资源为百姓生活之所仰、国家财用所出，所以需要对之进行管理和看守。《周礼·地官》说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为之厉而为之守禁。……若祭山林，则为主而修除，且跸”。山虞就是守护山林资源并负责山神祭祀的山长。山虞之外，《周礼》中还有负责管理森林资源的林衡（林务官）、管理川泽资源的川衡（河长）和泽虞（湖长），以及专门负责管理某类山川物产的官司，如负责看守“金玉锡石之地”的卝人（矿长）、向山泽之农征收“齿角骨物”的角人、征收鸟类羽毛的羽人等。《左传·昭公二十年》载晏子批评齐景公不顾百姓疾苦，垄断山川资源，“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泽之萑蒲，舟鲛守之，薮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盐蜃，祈望守之”，可见《周礼》制度虽属儒者的制度安排，但绝非空无凭借，而是有春秋、战国时期的现实制度为依托的。齐国尤其重视山川自然资源的开发，《管子》书中屡屡论及山林薮泽的开发利用，并主张国家借山神祭祀对山林资源进行垄断，《地数》篇云：“苟山之见其荣（矿脉）者，君谨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为一坛，是则使乘者下行，行者趋，若犯令者罪死不赦。”《国准》篇云：“立祈祥以固山泽。”设祭于山，借以宣示国家对山川资源的占有权，同时，封山为神，将山林宣布为神圣之地、禁忌之域，增加其神秘感，令百姓敬而远之。可见，上古时期，山神祭祀制度与山林资源开发相伴而生。明乎此，不仅可知《山经》诸山次之神祀的渊源，于《山经》其书的性质和来历亦知过半矣。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因见《山海经》“记海内外、山川神祗异物及祭祀所宜”，且“所载祠神之物多用糈（精米），与巫术合”，遂断定其为“古之巫书”。以鲁迅先生之崇高地位，此说极大地影响了现代学者对《山海经》其书的认知，它在使《山海经》被神话学、宗教学和民俗学倍加推崇之同时，却大大贬低了其地理学价值。实则，祭祀虽为巫师者流之能事，但如《山经》般大规模、系统化的山神祭祀制度，却非巫师方士所能为，而只能出自国家权力的宏观筹划和统一经略，其目的不在祀神祷鬼，而在封殖山川、经营国土，祭祀制度的背后是国家的权力。可见，《山经》的山神祭祀制度，与其说证明其为“古之巫书”，不如说恰恰证明了其为先秦国家经略山川的地理博物之书。
总之，《山经》中虽充斥着大量的恢诡、神异的记载，怪鸟异兽游荡，山神水灵出没，但这一切都不妨碍它成其为一部地地道道的山川地理博物志，这些怪异记载，非但不足以贬低其作为地理博物志的价值。世人眼里的《山经》怪物，并非怪物，它们既不是已经灭绝的洪荒怪兽，也不是作者无中生有的恣意捏造，它们原本是曾经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或许今天仍然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平凡之物。它们之所以变成怪物，只是因为在我们和古人之间横亘着漫长的岁月，让我们无法理解古人原本朴素的博物学话语，无法再用像他们一样的眼光看待世间万物。
作者：刘宗迪
来源：《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