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博物学与中国空间
万物皆知识，我们的认知则是知识的组合与分类。人类历史的演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看作人类认识自身和外部世界共同推进的过程，分类不仅区分了知识的新与旧、知识内部的等级框架，更在划分过程中塑造了不同时空内部的认知方式与思维特质，而随着近代以来世界逐渐形成整体性联系，以帝国、民族国家为空间范围先后形成的帝国学术和国家学术，构成了当今学术史的重要回溯内容。
如果从地方性的角度来看，世界各区域都因其独特分类而形成对于本身和外部世界的认识，但现实的历史进程则使这些丰富多样的认识方式无法在同一层面上全部凸显，而是形成了以欧洲空间为主轴，匹配以其他文明轴心的总体发展框架。在这一整体之下，博物学（NaturalHistory）作为与分类息息相关的近代自然学科雏形与母体，自然也服从于这种“主轴”加其他“轴心”的历史叙述。地理大发现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契机，欧洲的传统知识空间从此被打破，新世界的发现为新知识的到来提供了空间与舞台。
有意思的是，在近代早期，以欧洲为中心开始的对外部世界的探索与对人体的探索形成了一种共时性节奏，解剖学视野下的身体各部分往往被视为外部世界的其他部分，被看成泉水、溪流，甚至是植物的分支。在解剖学蓬勃兴起的日子里，欧洲的航海探险也如火如荼，后者所发现的新大陆和其他地区的东西，被源源不断地带回旧大陆。
在这一过程中，这些从遥远、未知的土地上带回来，并在欧洲商业国家都市里日益增加的巨量动植物标本，都面临着一个重新加以编目的问题。这些从新大陆带到欧洲的标本往往是没有“魅力”的，因为它们缺乏在欧洲视角下的神话和符号意义，而这些意义恰恰是那些曾在希腊或罗马神话中出现过的欧洲植物所具有的古典传统的一部分。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在考古学层面上对于北欧甚至不列颠北部遗存的认知，由于这些都跟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的历史书写空间并不契合，因此同样需要重新加以归类与整理，从而更好地形成某种体系性的认知。可以说，新的博物学正是在这种对超出原有欧洲分类框架的动植物及相关历史遗存加以重新分类梳理的过程中逐渐成型，“博物”精神也日益拓展到其他各项手工业和技术工种中，有力地推动了其分类化与科学化的过程。
一七三五年是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年份，正如美国学者玛丽·路易斯·普拉特所指出的，这一年“发生了两个新鲜且极为欧洲的事件。一件事是卡尔·林奈（CarlLinne，Linnaeus）的《自然系统》出版，这位瑞典博物学家在书中展示了一个分类系统，旨在将欧洲人已知或未知的地球上所有的植物形态加以分类。另一件事是欧洲发起第一次重要的国际探险，这是一次共同的努力，打算一劳永逸地确定地球的准确形状。……这两个事件以及其同时发生，暗示欧洲精英分子在理解自己以及他们与地球其余部分关系方面发生变化的重要维度”（[美]玛丽·路易斯·普拉特著，方杰、方宸译：《帝国之眼：旅行书写与文化互化》，译林出版社二0一七年版，20页）。林奈分类法通过独特的双名体系，使其对植物的分类能够被植物学家、园艺学家甚至药剂师所共享，并在当时英国贵族的博物学潮流追捧下，建立了以其名字命名的国家级植物学会。博物学开始成为一项国家事业。
值得注意的是，在具体实践中，特定地区和时段的博物学实践又与林奈式一般分类学意义上的博物学形成了某种内在张力。如果说特定地区和时段的博物学更多地跟当地民众尤其是牧师、医生等专业人士息息相关，那么，一般分类学意义上的博物学则更多地呈现出全球性的特征。随着欧洲殖民力量在全世界的拓展以及各大洲殖民地的建立，从十八世纪后期开始，植物采集作为当时科学帝国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构筑欧洲列强的博物学“知识帝国”添砖加瓦。
作为欧洲之外的重要文明发源地，古代中国有其自身对于内外部世界及其物种的分类秩序，并以文字典籍、图像舆图等形式呈现出来。在这种呈现过程中，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关于动植物等的分类传统，例如明人李时珍《本草纲目》中将药物分为水部、火部、土部、金石部、草部、谷部、菜部、果部、木部、服器部、虫部、鳞部、介部、禽部、兽部、人部等十六部；清人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中将植物分为谷、蔬、山草、隰草、石草、水草、蔓草、芳草、毒草、群芳、果、木十二类；同时又经由神话传说等方式，体现出对于非现实物种的独特想象，例如《山海经》中即有这样的记载：“又东五十二里，日放皋之山。明水出焉，南流注于伊水，其中多苍玉。有木焉，其叶如槐，黄华而不实，其名曰蒙木，服之不惑。有兽焉，其状如蜂，枝尾而反舌，善呼，其名曰文文。”以上的分类都与欧洲的既有动植物分类以及珍奇异兽传说无法契合，却能随着历史绵延而下、自成一统。
进入世界近代，撇开殖民因素，当这些博物学家来到遥远的东方，面对一个具有自身分类话语，同时无法被原有的欧洲分类系统（不管是希腊一罗马神话中的动植物分类还是后来的林奈分类法）完整“收编”的古老文明，他们就不得不在与中国知识和知识人的交往中寻求妥协，并求得来自中国内部专业者的支持。范发迪的这部《知识帝国：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下引此书只注页码）一书就是围绕着这一重要议题加以展开，为我们展现近代中西方知识交流过程中所存在的遭遇、冲突与妥协，并揭示出这个时代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博物学家在华进行博物学考察所面临的内外部语境及其应对策略。
如前所述，古代中国具有自身的物质与世界分类，因此，当作为外部观察者和参与者的西方博物学家以各种方式进入这片土地的时候，他们必然会面对一套独特知识体系的挑战。为应对这种挑战，这些西方博物学家往往会在知识框架层面与既有的中国本土知识形成妥协。以我们一般认为具有西方特性的博物学绘画为例，当这些绘画与中国议题相涉的时候，实际上更多地体现出某种中国特性：“在华的英国博物学者雇用中国画师，裨助自己的研究工作；这些中国画师原先就已经吸收了西方写实主义的元素，他们很快地调整作画技巧以满足新顾客的要求。双方都为自己的目的在积极利用洋画交易带来的机会。双方都是制造、传播混合文化产品的媒介。在里夫斯的画中，艺术、商贸和博物学汇集在一起。而且我们应该把这些画作看作更广泛的文化接触的一个缩影，这些文化接触包括商品及货币的交换、爱好及思想的通融、人际关系的延伸以及帝国问的遭遇。即使其他方法不适用的时候，博物学的视觉表现传统也使在中国和欧洲的英国博物学家仍然可以进行科学信息的交流。然而，把这个过程变为可能的却是中国的画匠。”（70—71页）
在作者看来，生活在近代中国的西方博物学家除了需要具有专业能力的中国帮手之外，还更需要中国本地的人际网络以实现他们的博物采集目的，其中不仅需要增加能进行采集等作业的本地人手，更需要这些本地人手所拥有的对于动植物的本土知识，并以此为基础加以新的分类。“那些零星散布于不同省份的博物学研究者，需要靠他们之间的联络网以收集、分析并分享信息与标本。事实上，博物学研究的这一问题不过反映了在华西方人的一个共同需要。不管他们是传教士、商人或者外交官，都会发现自己卷入收集及传输越来越多关于这个‘神秘’帝国及其‘独特’民众信息的过程中。出于种种原因，他们认为必须充分掌握与中国相关的准确信息，结果就出现了以收集与散播信息为主要目标的机制。所有这些活动都可说是与‘揭开中国的神秘面纱’有关。这类活动在现实考量及东方学的欲望驱使下，试图调查这个庞大帝国，并制造出关于这个帝国的‘客观的’事实性知识。”（79页）虽然这些博物对象在中国已经有了相应的知识分类和概括方式，但在西来的博物学家眼里，这种原有分类缺乏“客观性”，只有将其归并到欧洲的博物学框架下，才能构筑起他们眼中的“客观”事实性知识，进而搭建起一个涵盖中国的更“科学”、更“统一”的知识帝国。
作为殖民帝国世界扩张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知识话语为特征的“非正式帝国”（informalempire）所构筑的“软实力”，与以军事、行政体系等为主要特质的“正式帝国”结构“硬实力”组成了一体之两翼。随着世界范围内殖民帝国力量的渐次消解，虽然帝国的外在结构退出了日常生活的视野，但按照近代欧洲分类而形成的知识本身却延续了下来，并成为近现代科学知识的基本框架。在这种背景下，如何理解中国关于博物的知识及其传统，如何以自身的知识图景来解释中国的博物资源及其既有话语，进而内化为某种形式的科学共同体，就成为那批在华的西方博物学家所着力完成的事业。
作者在书中指出：“在意识形态与实际运作上，科学帝国主义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是收集世界其他地方的信息并生产关于世界其他地方的知识——这种知识号称是真实、客观、科学及无可置疑的。而且它自认为具有认识论上的权威性，并且是企图把自然世界，不管国家和其他人为的界限，置于真理的崇高视角之下的理想和信念。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参与了建立这种信息帝国、知识帝国的事业。这种信息帝国的另一个主要部分是其生产的知识并不只是‘客观的’，而且还是有用的。对那些博物学家来说，获得中国博物学及经济植物的资料不但对欧洲人有利，对中国人自己也有利。他们相信能从这些信息中生产出有用的科学知识，而不管这种知识是地质学、经济植物学还是其他科学，它最终都会为中国人带来实质性的利益。从这种观点来看，获得就等于是慷慨的赠予。当地人的意愿在这种科学共同体的堂皇视野中毫无立足之地。”（115—116页）当近代中国退化为一个欧洲之外新物种的采集地的时候，曾经关于这个东方大国的美好想象同样消失不见了，而变成了旧大陆上的新世界，一个物种的世界。在这种技术性的冷酷中，近代中国的物种被重新归类为欧洲分类下的新物种，并渐次形成在华的科学共同体，尽管其中有很多活动必须借助中国人的帮助方能达成，但这些中国人却不为后世所知，很多都是默默无名的。新的转变，要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本土科学团体逐渐形成，方才改观。
在近代知识的帝国化竞争中，中国本身不仅被弱化为欧洲之外新物种的采集地，更从认识层面被转变为一个需要与欧洲既有知识框架相印证的对象。“对英国公众来讲，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最极端的他者，是与欧洲完全相反的对立物。旅行对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来说既是空间探索也是时间探索。中上层的年轻人到欧洲大陆的‘壮游’，以及到地中海地带度假的风气，好似带领着英国旅行者进入时光隧道，沿着历史轨迹往回走，回到罗马，回到雅典，回到埃及。有关中国的纪行文学则仿佛把读者请进了一个奇闻逸事的博物馆，一个凝固在实践中的古代文明，就像一八四二年在海德公园举办的‘中国万物’展览会所做的那样（那个展览引得大批参观者蜂拥而至，其中包括托马斯·卡莱尔和珍妮·卡莱尔），也像一八四八年带到伦敦展示的中国帆船‘耆英号’所做的那样。”（210页）在这种氛围下，中国在西方博物学家眼中与其说是一个民族国家，毋宁说是一个巨大的异质性客体，这个客体足够庞大，足够多样。在先前风靡欧洲的“中国风”消退之后，即便没有处在新大陆，中国仍然重新退化为西方尤其是欧洲人眼中遥远的、缺乏历史演进的异域空间，成为满足他们窥探与想象欲的重要舞台。
但是，“中国并不是无人的空间，不是一座博物馆，也不是刻意任意涂写的空白板”（211—212页）。由于中国自身内部的巨大空间，限于当时的通讯条件，使得任何一位来华的西方博物学家都只能了解到某一区域的情况，而且往往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和长江、黄河流域，对于广大的内陆边疆地区了解甚少。在差不多同一时段内，一批批西方探险者进入当时中国的内陆边疆地区，客观上也搜集到了诸多关于这些区域的重要信息，其中就包括关于物种的内容，这构成了西方在华博物学空间的边疆场景。
作者在最后的叙述中指出：“博物学意欲研究自然界的万物，其涵盖面是全球性的，因而空间性是博物学事业本有的特质。博物学的空间性与欧洲势力的扩张齐头并进——这可以从探勘、交流、运输以及对自然万物分布的空间思考之间的重重关系中发现。沿着这种传统，英国博物学家将中国视作进行探索并绘制地图的一个‘空间’（space）。从这种观点来看，中国人及其社会和政治机构，便成为博物学家在一块叫作中国的土地上攫取关于动植物及地质的完整知识的障碍。但是博物学家也知道，在博物学中，‘地方’（place）关系重大。各个地方并不相同。英国博物学家常对那些地形、地理以及气候能够向英国及其殖民地提供独特价值的动植物的地方特别注目。人类所建的机构也界定了地方。中国有别于欧洲直属殖民地，因而英国博物学家常常不得不将就这种既定状况，他们的研究工作也难免受制于中国当地的社会与文化环境。”（215页）在既有的相关博物学书写中，往往会将民族国家空间作为一个单一整体加以叙述，而忽视了如中国这样的大国内部的多样性。当我们回溯西方博物学家在华活动的整体图景时，关于边疆地区的博物知识及其历史生成恰恰是缺失或者零乱的，这是一个未竟的话题，也正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和发掘的新议题。
（《知识帝国：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美]范发迪著，袁剑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二0一八年版）
作者：袁剑
来源：《读书》2018年第0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