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报刊亭
你有多久没从报刊亭购买过杂志了？这种售卖报纸、杂志，占地面积不超过5平方米的小亭子，可能要消失在下一代人的记忆里了。
在上海用百度地图搜索“报刊亭”，仍然有200多个搜索结果。但当我们尝试在上海的徐汇、黄浦、长宁三区按图索骥时，那16个标注点如今已经全部停业。
也许你并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或者，你并不觉得报刊亭的消失会给生活带来很大不便，而原因很可能是：“从报刊亭购买报纸、杂志”这件事早已退出了你的生活。
上海陕西南路地铁站2号口的正对面仍有一家报刊亭。在这个十字路口，同时落有购物商场iapm、巴黎春天、百盛，也有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徐汇医院。这是个人流旺盛的地带，即便是工作日的晚上，也会有不少人结伴来逛街。
可即便在这样的位置，注意到报刊亭的人还是寥寥。半小时内，约200人步行路过这家报刊亭，但只有7个人和它有交集。一人问路，两人买水，四人成功购入或尝试购入报刊。四人中，一个是缠着爸妈要购买画有恐龙封面童书的孩子，一个是在网上没抢到新一期有朱一龙内刊的时尚杂志《睿士》、转而到线下的报刊亭来碰碰运气的上海大学学生。
报纸杂志的销售额、报纸日到达率（你可以理解为报纸的“收视率”）一直在下滑。新闻纸的产量也从2012年的370吨降到2017年的165万吨，新闻纸生产厂家数量，则从2012年的20家下降到仅剩5家。
在上海，报刊亭的销售额在逐渐下降。2011年销售额为4632万元，2012年跌至4497万元，2013年仅有3518万元。也就在这段时间，报刊杂志销售渠道的主体之一—报刊亭，因为上游产业的变化，也逐渐消失。
报刊本身的自媒体化、电子化早已不是新鲜话题。2013年，复星发行和东方书报公司联合统计了报刊亭中常见的103种杂志的上架率和销量指数。如今，这其中销量最高的20本杂志中，有17本开通了公众号，有16本杂志除了在公众号发布文章，还可在线阅读。这些杂志有的通过官方App发布，有的借助于电子阅读平台发布。
纸媒的竞争对手是不同形式的媒介，作为线下零售渠道，报刊亭的竞争对手则是不断发展壮大的电商。即便是倾向于购买实体杂志的读者，可购入实体杂志的渠道也不再局限在传统的书店、机场、地铁、便利店、报刊亭等线下零售网点。
不过，报刊亭依然有电商不可替代的优势。读者的杂志购买行为常带有随机性，有时，一个好看的封面，一个吸引人的企划，就足够他们作出购买决定。失去了报刊亭制造的偶然性，杂志们就要更仰赖微博、微信等社交网络平台来展现内容，以引起读者兴趣。
2015年4月3日，由中国报业协会主办的“报刊亭现状与发展研讨会”在北京召开，这场会议，提到了官方对报刊亭作用的3个定位：一，宣传党报党刊；二，满足人们文化需求；三，为社会弱势群体解决就业难题。
在上海，报刊亭最初被列为政府实事项目之一，之后，又和“4050工程”相结合。
这里提到的“4050工程”，指的是1990年代末期提出的一系列就业扶持政策。当时，大批国企员工随着国企改革而下岗，上海市为了帮助三四十万未到退休年龄的下岗工人就业，提出了“4050工程”。在这些人里，通常女性在40岁左右，男性在50岁左右。
“4050”人员创业，可在税费、贷款方面获得优惠，吸纳“4050”人员就业的企业，也会得到补贴发放给这一人群。报刊亭从业者也可归类为由报刊亭招聘的“非正规就业人员”，能申请国家社会保险补贴。
1998年11月，上海东方书报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以下简称“东方书报公司”），上海市邮政局占股60%，文汇新民集团、解放日报社、新闻出版局占其余40%股份。在此之前，邮局实行“邮发合一”策略，是报刊发行和零售的主要渠道。1999年，也就是东方书报亭开业后的第一年，报刊亭的零售流转额就达到6200多万元，是此前上海邮政零售网点每年零售流转额的两倍。不仅如此，报刊亭的成功并没有影响原零售网点报刊的销售。也就是说，东方书报亭的建立完全开拓了一个新的报刊零售市场。
这与报刊亭占据了有利的地理位置不无关系。
中央文明办、建设部、公安部等部门都对报刊亭的建立给予了支持。第一批东方书报亭共1012个，922个集中在市区，结合城镇规划，以400至500米为服务半径设置。火车站、公交车站、地铁口等人口密度高，人流量大的地方往往都有报刊亭。居民小区街道、学校附近也是报刊亭常见的选址场所。到2008年，东方书报亭在上海市拥有2120个零售网点，经营书报刊2700多种。
报刊亭的工作虽然无需特定技能，但也从来不是一个轻松的工作。
东方书报公司建立了一套“统一经营、统一进货、统一配送、统一规章、统一标识”的管理制度。上海邮政报刊发行局为东方报刊亭成立配送中心，早报上午7：00到亭，晚报下午14：30到亭。虽说每个报刊亭可以自行决定营业时间，但销售业绩与奖金挂钩，报刊亭业者们一天的工作时间往往超过10个小时。报刊亭内部空间狭小，两个人就已经难以伸展手脚，但报刊亭仍然大多以家庭为单位经营。两人一起照看可以轮换经营，即便有事要离开亭子，也不需要大费周章地收摊。
报刊亭的发展与停滞都是报刊本身发展的折射。自2010年开始，报刊零售市场以每年20%至30%的幅度下滑。与此相对应，报刊亭从业者的收入也越来越少。据《中国新闻出版报》报道，2014年，一线城市报刊亭从业者售卖报刊的收入一般在每月2000元左右，到了二线城市，这类收入在每月1000元左右。世纪华文监测数据显示，同年，在报刊亭所有业务中，报刊零售仅占32%。报刊销量下滑使报刊亭难以为继，多数报刊亭只能靠销售饮料、彩票、电信卡、玩具等来维持生计。
最早让他们尝到甜头的是IP电话卡。这种电话卡折扣高，又因为跨国企业和出国留学人员而需求激增。有读者在自己的公众号文章中回忆说，他的一位朋友，一开始遇到打6折的IP电话卡就会欣喜若狂，半年后发现有打3折的，直到最后他发现，报刊亭进价仅为面值的一成。
北京市邮政部门2005年曾出台《北京市文明示范报刊亭标准》。其中规定，报刊亭不得出售烟酒、饮料、胶卷、电池、食品。但我们其实不难回忆起出售烤肠和酸奶的报刊亭。更有甚者，有的报刊亭变成了卖菜点，还有经营不下去的报刊亭直接关门歇业。这些乱象成了后来报刊亭被拆除的原因之一。
其实从2012年开始，拆除声就不时响起：2012年，河南郑州市实施“退路进店”工程，拆除市区341个报刊亭；2013年7月，太原市273个报刊亭陆续退离各城区主干道；2014年8月，北京72座报刊亭遭拆除。
截至2014年年底，中国邮政报刊亭数量为3.05万座，与2008年相比，减少了2万座。
在报刊亭拆除时伴随的解释中，常常出现的关键词有：“提升市容环境”“地理位置与现代城市规划建设或有冲突”“补短板”“严重影响行人通行”，等等。
有合规经营的报刊亭业者对这项决定感到不满，他们质疑拆除了报刊亭是否就真的“还道于民”，有的人则是不满意赔偿金额、不肯妥协。
2015年，媒体上曾出现不少讨论报刊亭现状与发展的文章。在那次“报刊亭现状与发展研讨会”上，参会人员指出，报刊亭缺乏相关法律法规的保护，而且报刊亭的合法性、数量、广告的投放等，都没有明确规定。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副总经理戴建华在接受《中国新闻出版报》采访时表示，街道报刊亭一般处于繁华闹市等较好区域，其广告价值应该被利用起来，“但就中国而言，目前大部分城市不允许报刊亭做商业广告。”
有一些城市也的确尝试作出改变。
2012年，杭州邮政局投入2000万元升级全市386个报刊亭，加载LED屏；南京市允许报刊亭除售卖报刊，还可以提供代收费、代充值、代收发快件等便民服务，并把报刊亭更名为”便民服务亭”；郑州在2012年拆除全市的报刊亭时，向市民承诺，两个月内按拆除报亭数量1：2的比例进店设置卖报点，但最终效果不太理想。报刊亭的月租本就不高，“进店”之后运营成本反而提升。一位曾承担过“报刊进店”经营的照片冲印店老板2015年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说：“卖一份报纸不如复印几页纸，卖一堆报纸抵不上卖条烟。”
这些尝试与探讨没能改变报刊亭的颓势。2017年11月，上海市只剩下200多家报刊亭。2018年5月，上海市的报刊亭基本都被强制拆除或者停业关闭。东方书报公司则表示，暂不透露现在留有的报刊亭数量，也拒绝接受有关拆除报刊亭事件的采访。
那些曾经习惯到报刊亭购买报纸的老人，其生活也在发生变化。一位曾经的报刊亭业者告诉“未来预想图”，老年人不喜欢邮局投递，因为一些老房子没有投递箱，他们担心报纸会被人顺手拿走。另外，老年人通常早起早锻炼就要看报，邮局投递不一定能及时送达。还有一些老年人会不定期居住到子女家中，居所不定也不适合投递。
上海的襄阳北路新乐路口，有一家报刊亭在2018年4月中旬被拆除。原经营者早已过了退休年龄，报刊亭拆除后，因为担心老顾客无处买报，每天仍然会花5个小时守在原来的摊点，卖一些较畅销的日报、晚报。每份报纸利润微薄，据附近的停车管理员说，他们偶尔会把收入的零钱拿到她这里换成整钱，最多的时候有两三百元。在我们交谈的半个小时中，就有大约五六位老顾客前来购买报纸。
但同时，这些读者人群中也有人因为视力衰退，选择减少阅读量，降低了购买频率。
不可否认，报刊亭的销售功能在减弱。但也有人认为，它值得作为文化载体被保存下来，是城市的文化象征。从全球视野看，也有城市在寻找解决方案。
巴黎从2016年开始就着手推进报刊亭的更新计划，它是全球唯一一个10年来报刊亭数量持续增长的国际性大都市。但巴黎报纸、杂志的发展趋势也不理想，全法国纸媒的销量在10年内下滑了50%，报纸、杂志未出售量比例高达50%。在报刊亭数量持续增长的背后，其实是巴黎政府在用补贴抵抗纸媒走下坡路的事实。
巴黎报刊亭的主权归巴黎市政府，运营跟维护则是交给私营公司Médiakiosk。Médiakiosk的公关经理对媒体表示，报刊亭外立面上的广告是Médiakiosk的主要收入。它每年会交850万欧元的硬性指标给巴黎市政府，超出部分按比例分成。
更新后的巴黎报刊亭占地面积增加了25%，变得更像一个小型便利店，工作人员和销售顾问都能更舒适地活动。报刊亭业者是独立商人，报刊亭内有1/3的货物需要自负盈亏，若每月收入低于最低标准，则由政府提供补贴。
日本没有设置在路边的报刊亭，但报纸、杂志几乎随手可得：在遍布全国的便利店门店中都设有专门的报刊货架；车站入口和站台上有各地铁集团旗下的售货亭；地铁站附近的书店也会兼卖杂志和报纸。
这些地方都不单独售卖报刊，但经营者之所以愿意划出一块区域做报刊的销售，是因为售卖报刊本身也能保持盈利。即便日本书籍与杂志的销售总额自巅峰时代的1996年之后就一直在下降，但其背后依然有广泛的读者支撑。根据日本ABC协会（JapanAudit Bureau of Circulations，即日本报刊发行量核查机构）对2018年上半年数据的统计，《读卖新闻》日发行超过1000万份，《朝日新闻》约779万份，《每日新闻》则是约354万份。
杂志的衰退比报纸要明显，2015年日本杂志的销售总额不足巅峰时期的一半。杂志本身也在力求变化以抵抗这一趋势，比如宝岛社引入浮动价格制度、用赠品吸引读者购买、与书店合作营销等（具体可参阅上一期杂志“未来预想图特别报道”）。
中国的报刊亭在经营压力的驱动下发展了副业，没能变成“便利店”，读者却已离开。
作者：管家艺
来源：《第一财经》2019年第0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