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什么样的CBD？
一般认为中央商务区的概念产生于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但是这个术语的翻译、理解和实践体现了浓郁的“中国特色”—“中央”这个词对我们的影响实在是太刻骨铭心了，以至于我们要用一个专门的罐子“区”去装它，却很少去思索“商务”的真正含义。
“规划”在中国首先意味着物理层面的规“画”，就是用规范性（normative）的思路去指导和约束现实的发展，希望“所图即所得”，可是即使在芝加哥、纽约这样著名的大城市，又是腾飞于物理规划的黄金年代，它们的宏伟蓝图也谈不上全盘兑现。两种“中央商务区”的主要区别是，一种是繁荣的市场竞争自动演化出“中央”，而我们总希望自上而下，人为地创造出一个无敌的“商业中心”来（很多人把“商务中心”误会成了人气爆棚的“零售中心”），就像其他林林总总的其他“中心”，各有分工，一切宛如编好程序那样精准。
CBD的概念生逢其时，但并不意味着它永远有效。以1909年芝加哥的规划为例：丹尼尔·布南姆（DanielBurnham）可能是美国城市史上最大胆的规划师之一了，他声称“绝不要做小规划”（Makeno little plans），在画饼真能充饥这方面，芝加哥规划做得着实不赖，这座希望成为“草原上的巴黎”的城市确实在20世纪上半叶一举奠定了它新晋全球大城市的地位。我们不妨说美国城市在此完成了一次“人工催熟”的革命，既超越了欧洲城市那种自然演化的模式，“卖相”也不差。“波杂”式样的渲染图几乎弄假成真，让人们有时候搞不清外表漂亮和事实繁荣的区别，这是今日“商务”和“商业”被持续混淆的开始，让我们也忽略了广告词本身并不是利润的来源。
无论如何，不像欧洲城市大多都有的老城，原本美国城市的“市中心”没有太多地理区位的中心含义，美国式样的商务中心也不一定在“二环路”的里面。美国英语对应的downtown实在只是因为纽约曼哈顿岛地形的偶然—“下城”是坡地地形造成的“上下”，而非历史次序演化出的“核心”和“外围”。芝加哥规划10年后，“中央商务区”已经实实在在是北美专利的“中央”了，但那是资本和人情集聚的高密度“中央”，它从金融和社会学上都代表着一种前所未见的“拥挤的文化”。
类似芝加哥规划勾画出的繁荣市中心图景，一部分还是用了旧文化的颜料，表面上，离《清明上河图》与巴洛克街景的绘画并不很远，但20世纪的城市经济学才是它实质的驱动力，造就它的是路易斯·苏利文、亨利·理查森、卡斯·吉尔柏特（CassGilbert）、乔治·康纳伯（GeorgeW. Conable）……建筑形式是这样一批建筑师设计的经济实效的摩天大楼，绝非威尼斯工匠不厌其烦建造的公爵府；为它接生的则是摩根、洛克菲勒、摩西（RobertMoses），宾州铁路等一大群关心城市发展的财阀能吏，而非一言九鼎的“某总”。理解了这一点，你就不能仅仅注目于全球各地CBD似乎相似的天际线了。你也就不太会奇怪，为什么中央商务区的概念没出现几年，大萧条就堵住了它的去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1931年建成的帝国大厦（EmpireState Building）一度号称“空房大厦”（EmptyState Building）。如今，芝加哥的“CBD”并不是布南姆勾画的从未实现的城市中心区，如果一定要找出这么一个区域，芝加哥河的北边，“壮观一英里”周边可能还有那么点像。讽刺的是，在号称发明了这个概念的美国，你实际上很难找出明显的“中央商务区”，因为它的政治管理体制既不崇尚中心，强人规划局长推行的分区总体规划也早已成为过去。
CBD如果对，对在哪里？又在什么地方早已过时？在今天的时代，“高度集中”本身没有错。但若仅仅是粗旷的集中并不一定管用，惊心动魄的摩天大楼可能仅仅是数量惊人，仔细算笔账，中国某些仓促上马的CBD明显是稀释了资源和能量。深圳人在嘲笑香港中环让人喘不过气的密度的同时，肯定也应该想到自己一河之隔的浪费：动辄上千万平方米的某园某区，可观的建筑面积并不能抵消信息交换、服务组织的质量，后者有时候是很难用数据衡量的；陆家嘴没有像样的公共空间，公司人逛街泡吧首选还是浦西；北京CBD的街头商贩赶了又来，下班时分的交通往往陷于瘫痪……以上都显示出本该立足“混合”、高度“可达”的中国“商务区”，尚未摆脱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简单“分区”思路的窠臼。
什么才是现代城市中央急需的“业务”呢？（在英语中business并不仅仅指“生意”）我搜索到17年前的一则旧新闻（郭政宏、刘彦臣，《我们需要建多少CBD》，《市场报》，2002年10月29日），早在那时，“随着北京、上海中央商务区的规划建设如火如荼地进行，全国各地正兴起一股争建CBD的热潮……”。我了解到：那时候包括武汉、成都在内的一些大中城市，甚至有些县级市，都纷纷提出了自己的区域性CBD愿景。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将近20年以前“武汉甚至雇请了国际咨询业的巨头—麦肯锡来为自己起草王家墩中央商务区的蓝图，并号称要把武汉建成中国的芝加 哥”。
17年过去了。如今武汉的市民知道自己的芝加哥在什么地方吗？我虽然多次去过武汉，但却完全记不住新城市的东南西北。作为一个在芝加哥待过6年的人，我只能感叹中国的城市太大，而美国城市就算是有如此疯狂的扩张时期，和我们的新区比起来，总还是显得过于“保守”。但是真正的“中央”应有的无敌的能量和活力，似乎又让这种大而无当的规模给摊薄了：除了几个放了东京火车站、伦敦码头区的案例PPT，我们的建筑师拿不出来特别有创造力也适合中国国情的商务区空间形式，而城市开发者乐于堆砌，乏于集约。偶尔亮点一现，往往还是赔本赚吆喝的“中央消费区”，而非改造经济模式激发创新的“中央商务区”，如上面旧闻里已经预警的那样。我总会想起帝国时代中国每地都会有的中心市场，我们的“城市”一词也是由此而来。同样是某种人、物的集中，“……午时击鼓……而众大会；日入前……击钲……散”（《唐会要·市》）的中国城市中心市场，千百年来并无太大变化，这和罗马的自发集市而为“讲坛”（Forum）的历程是大大不同的。
为高效率地开展商务活动而服务的中央商务区该有哪些特征 我没有答案，西方城市更不是我们的标准答案。我只知道，关于促进商业、发展经济本身的讨论，无法离开现实的哲学和价值观而仅仅抽象地讲金融和空间。CBD的官方定义写到它集聚了城市的“经济、科技和文化力量”，具备“金融、贸易、服务、展览、咨询”等多种功能。其中除了“经济”“金融”“贸易”這些老生常谈，大多数名词都不像听起来那么容易解释。
什么样的文化？什么样的服务？不讨论这些，就无从知道表面热闹的技术是不是忽悠人的把戏，展览和咨询是不是无良商人的帮凶。繁荣还是混乱，整洁抑或乏味，高大上的城市管理者还是背各种锅的城管 在没有解答这些问题，达成最低度的共识之前，我很好奇那些绘制一张张蓝图、演算一个个指标的专家们是从何处着手的。
当代城市自身是一种矛盾体，不承认这一点就会低估它的复杂性。有关城市的话题并不总是作为技术问题被一举“解决”的，这些话题将一直持续下去，在不同的语境里得到不同的答案。
来源：《第一财经》2019年第0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