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城市的忧伤与优雅
詹姆斯·乔伊斯写出爱尔兰“一章精神史”的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一九一四）成为后来想象、阅读城市与人关系的一个坐标，近半个世纪后美国的理查德·耶茨的《十一种孤独》（一九六二）就被誉为“纽约的《都柏林人》’，两者都是在十几篇短小的故事里以人物的活动写出了相关城市的氛围，折射出作家对城市历史与精神的独特把握。如今，半个多世纪后，以汉语写作的薛忆沩“为了强调作品与英语文学经典Dubliners（《都柏林人》）之间的联系”，也在向乔伊斯建立的这个坐标致意、靠拢，以自己的方式去想象一个城市的忧伤与优雅，他选择的城市叫深圳，深圳是否因此能够像人们记住都柏林、纽约一样被记住？
薛忆沩将原来的《出租车司机》这个由“深圳人系列”组成的短篇小说集改名为《深圳人》（二0一七）出版，“系列”交付给整体的概念，这个重新命名的行为使我回想起许多年来阅读薛忆沩短篇小说的一种体会：以深圳的名义来叙写围绕城市为圆心的人的行为和精神现象——隐没在城市天际线中的人的心灵及个体孤独的价值。那些向往城市的川流不息、熙熙攘攘，不断迁徙、游走、回望的人群和个体，像潮水一样不断拍打着的地方。“深圳人系列”，这个在新世纪的头几年才逐渐开启的写作（据作家说首次提及这个创作构思是在二00五年的深圳），成为薛忆沩表意的空间，应该说既有作家对现实世界的敏锐，也体现了他独特的思考历史、关注城市、关注精神的鲜明特色。
如何在日常生活的“流水账”中看见历史前进的风暴所显示的踪迹？《深圳人》并无重大题材引出的戏剧性和传奇性所显示的历史翅翼，它显示的历史过程恰如日日重复的时光那样令人熟视无睹、漫不经心，但是只要我们把对日常生活阅读的镜头渐渐拉远，又渐渐推近来看，历史翅翼无情无形刮过之痕仍清晰可辨。
《深圳人》的首篇《母亲》，讲述“我”作为一个妻子和母亲、丈夫与十二岁儿子的三口之家，因丈夫往返港深两地工作聚少离多的故事。丈夫“总是在星期五晚上从边境的那一边回来。他回家以后总是带我们去很好的餐馆吃饭”。这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无疑是令人羡慕的家庭，小说在毗邻香港的城市中写出于时间中眺望历史的风向，小说所表达的温饱以及闲适感受不啻是南风吹拂的历史写照。但是这篇小说中的母亲却从恒常温和的日常生活中被惊起，并开始对生活深深厌倦。每个人的历史在线性的时间中，无法或不能触及那些于自我空间中未能绽放的生命之花，毕竟是可叹息的、可追怀的，而个人的历史图像则从属于更大更宏阔的历史生活，在人与历史的关系上，作家写出了一种有关个体的忧伤，这样的忧伤不会只是深圳才有，却因深圳这样一个迅猛发展的城市而获得了进一步的思考：在历史前行中个体回身察看那些淹没的未及审视的美与情感，这是作家的思考与责任。这也让我想起有关本雅明对保罗·克利（PaulKlee）《新天使》画的解读，本雅明描述了“背对未来”的天使仍然被历史的风暴刮向未来。重要的是这天使尽管被风暴刮着离去，尽管离去，但天使“入神注视”渐渐离去的事物的姿态则提供了我们理解薛忆沩有关人与历史冲突的用心与内涵。如何能够进入“入神注视”的存在状态呢？对于薛忆沩来说，首先要被惊起，才谈得上摈弃纷纷扰扰，在线性的时间里凝神。他在《母亲》中表述的这样一种惊起的时刻，是这位女性对人群中的“惊鸿一瞥”，以及一再提及的“擦肩而过”的期待。“擦肩而过”作为一种生命“惊起”的方法，使生命的个体感受情感的战栗，感受美对功利和有用性的超越，这不正是波德莱尔的诗歌所表述的吗？！——“用你的一瞥/突然使我如获重生”（波德莱尔：《致一位擦肩而过的妇女》）。
如果说，《母亲》是借助深圳与香港时空的交集写出了特定的人文地理内涵——即便是在一个城市刚刚起步的时候，也应该记起那些与历史隐约同行的细腻情感，从而标记出并赋予城市情感的丰富性，那么，薛忆沩在《深圳人》中，则有意无意地以多篇小说写出了以深圳这个现代崛起城市为潜在倾诉对象的思考，即以深圳为现代城市坐标，以“归去来兮”为形式，写出了多种形态的“为了告别的聚会”的故事，从而关注了现代城市的发展给我们精神的影响。以出租车司机的角度看城市与人的关系，可说是个世界性的题材。城市流动的景观与人物的掠影都可以在出租车司机的视觉中得到体现，更为重要的是借此可以写出人与城市的纠缠，写出历史的种种面相。薛忆沩的《出租车司机》以干净简洁的镜头语言讲述了出租车司机因为家庭的变故（妻女车祸）导致在这个城市里无所依恋，可是“陌生的城市”的魔力却能使出租车司机离开家乡十五年，出租车司机最后一次出车搭载的两批客人，所听到的只言片语加强了出租车司机对这个城市的“陌生”感，这些流动的人们似乎在这个城市的空间中各有各的难处以及孤独。对出租车司机而言，甚至街景也是“陌生”的了，这个“陌生”除了表达城市人的孤独主题以外，实际上还呈现出近几十年来城市化进程中，人们对乡土的遗弃与不舍的矛盾性，乡土最后能成为出租车司机的收容地吗？小说以离去的方式来写出对城市的失望与无奈。相反，让我们看看收录在理查德·耶茨《十一种孤独》中的《建筑工人》，小说写了一位在纽约做了二十二年出租车司机的伯纳德·西维尔，呈现的是作家有关普通人对历史发展与城市认同的看法。主人公幻想有一天以他的名义写出的城市故事可以在《纽约时报》登载，这一目标虽然难以实现，却表达了出租车司机对自我存在与城市关系的探究，他一厢情愿以写作勾连自己对于城市的存在感，不乏激情，正体现出普通人对城市边缘人生的积极认同。这简单的对比可以看出，作家在城市这一限制性的空间中逃离抑或扎根的态度，永远是这样的：或者离开或者留下来。前者写离开，离开的是作为作家的薛忆沩：作家关于城市感伤主义的表达；后者写扎根，扎根的是小说中的人物——出租车司机的伯纳德·西维尔：作家关于小人物的城市生存不乏乐观主义的探索。
薛忆沩笔下的城市与小人物的关系，于出租车司机是“陌生”的，于女秘书则是“粗暴”的。女秘书在同名小说《女秘书》中没有名字，叙述多用“她”来指称，故事引人关注的不是那一类与老板纠缠最后也只能逃离的事情，而是一个有关人生目的的与终点的文学意味的探讨。“她”终于离开了这个城市而最后出国留学定居在美国，表面上看，深圳这个城市完成的是“女秘书”成长的“过程”功能，实际上，对找不到情感寄托的“老板”的想象，以及对“她”作为一名知识女性在“恋父”的挣脱过程中无意识的实践，设计在深圳这样一个城市发生，都同样是薛忆沩的“深圳想象”，是否能够引发世界各地读者的共鸣，则取决于每一个城市读者对城市“让我欢喜让我忧”感受的深浅。多年以后，当作家本人已经移居国外，在小说《村姑》中以他者的方式——一位加拿大女性对深圳的探访与离别，再次写到了类似“女秘书”的故事。这个来自加拿大的语言学学者长期隐居加拿大的乡村，在其故事的展开中，我们看到的是她无论婚姻与工作中都表现出对城市的逃离。她逃离的城市，不仅有多伦多等加拿大的城市，也包括中国的深圳。如此写法，是不是在城市与人纠缠的主题中，进一步突出了深圳这新兴城市的世界性？其实，《深圳人》中写城市的空间内容是浮泛而且模糊的，薛忆沩围绕城市不断写出的普通人的抵达与逃离，恰如卡夫卡的《城堡》给人身在其中却相当隔阂的相似的感受。薛忆沩如同那个顽强的土地测量员K，在这个特别约定的城市里不断游走其间。不同于其他作家地标性的、地域性的、具体风俗人文的有针对性的而且相当繁复的城市书写，薛忆沩以深圳的名义书写的城与人的故事取得的是关于城市的象征，人生的诗意探索。或者不妨说，都是薛忆沩人生体验自我抒情的篇章。
与《都柏林人》《十一种孤独》都写到少年的心灵世界一样，薛忆沩也写出了青少年成长中纯洁、脆弱、敏感的“孤独”特性，在另一个精神层面写到了城市的特点。《小贩》极其闪亮地写出了一位少年心事——当自身对弱者的同情、对尊严与懦弱的自我已成回望——那纯洁、脆弱而美好的少年剪影让人感怀。而在《物理老师》中，那个不知如何评价自己母亲的中学生欲言又止，在最脏最坏或最理想的母亲形象的尖锐对立中痛苦、战栗，而少年放弃诗歌恰恰说明诗歌正是少年的纯洁、脆弱而美好的症候。
现在我们可以说，薛忆沩以深圳的名义叙写的故事在别处也可以发生，甚至可以看作是作家对城市的一种告白，一种伤怀。这样简单的内容原本也并无特别处，但因作家独特的优雅的风格让我们安静下来。这首先取决于薛忆沩自我代入式的观看方式：在人与历史的冲突中他以审美的、情感的疗救，来为粗鄙的粗粝的人生留出一些空间，表达了作家对人生缺憾、命运弄人的感慨，对人性纯洁的脆弱性、对美的易碎性的品味。他对出租车司机的想象是有选择性的，对于司机如何面对妻女去世的痛楚和不堪给予了回避，或者说是作家代入其个人的自我了断的观看方式，这种观看方式是作家对于这一类痛苦事件的一种消解——自我内部的震荡不打算影响现实苦难的坚硬。对于在城市中游走的人，不论是底层还是其他的什么人，人生际遇所遭遇的痛苦，通过审美的伦理：节制、从容、淡定而赋予的忧伤是不平凡的——不似其他作家可能的宣泄、人物也许以某种歇斯底里的行为来表达。薛忆沩笔下的人物对自身的命运被安排成一种温和的接受，读者与作家一起达成一种情感上的共鸣，好像我们内心深处的优雅被唤醒、被表达出来，尽管这必须以痛苦的悖论方式来实现。
与另外一些作家不一样，薛忆沩更擅长从人物与世界关系的微观处着眼，执著于描述瞬间的感悟、事件对人物撞击的震荡感受、纤毫毕现的心路历程，这些从细小微弱、幽微明灭处呈现人物精神的意义、心灵的价值的写作，我称之为薛忆沩的“微性写作”。在时间的流逝中把握永恒，在难以写成传奇特征的城市日常生活写作中执著于自我的镜像：忧伤与优雅着人世间的故事——很少有人像他这样以他独特的“微性写作”对短篇小说赋予这样诗意的品格。尽管他的小说叙述或有失平面化，在如《父亲》《文盲》等其他故事的展开中也不免机械——《小贩》和《物理老师》可能是例外。
前面说过，作者对《深圳人》的期许很高，按照他的说法，当小说集英译本出版时，为了强调与被其视为经典的《都柏林人》的联系，他建议用Shenzheners（《深圳人》）做书名。希望“Shenzheners将‘中国最年轻的城市’带到了地球的另外一侧”。也许，在向乔伊斯这一坐标看齐时，让我们对比阅读一下乔伊斯、耶茨和薛忆沩是有益的。毕竟，对于城市的历史、现实与未来，除了审美与抒情，人类境遇的体认是多样的，也应该是更加丰富的。
（《深圳人》，薛忆沩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二0一七年版）
作者：陈少华
来源：《读书》2018年第0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