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如何阅读《君主论》
一八一五年滑铁卢战役后，普鲁士士兵在拿破仑的座驾中发现了一份写满批注的、以《君主论》为主体的《马基雅维利著作集》。消息传出后，法国有关人士通过某个渠道获得了这份手稿的复件（原件目前已经下落不明，所以学界围绕其真实性存在一些争议），并于次年出版了这份手稿（以下引用标注《君主论》的章节与段落号，段落号采自中译本所依据的曼斯菲尔德英译本）。
拿破仑对马基雅维利持久而深入的关注并不让人意外（在其政治生涯的不同时期他对马基雅维利都有批注）。抛开其他因素不说，一个生来“只能搞政治”的人对一个生来“只能谈论政治”的人产生强烈的兴趣，有什么好奇怪呢？拿破仑的时代是“马基雅维利主义”臭名昭著于欧洲的时代，政治评论家们很早就注意到了马基雅维利与拿破仑之间的联系，虽然在一八一六年之前人们并不知道他那些批注的存在。一八一0年伦敦出版了《君主论》的一个新的英译本，编译者拜尔利（J.scottByerley）在其长篇导言中声称要“证明在马基雅维利的原则与波拿巴的行动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相似”。在一八一七年完成的《论法国大革命》中，斯塔尔夫人也提到了拿破仑对马基雅维利的倚重，但她认为，拿破仑从《君主论》中搜寻的是“一些在平庸之徒看来不十分深刻的东西，一种可以骗过大众的技巧”。此后的传记作者和学者同样都曾注意到这种影响，但多一笔带过，语焉不详。
由于种种原因，马基雅维利著作的拿破仑批注并没有受到重视：自一八一六年面世以来，法国国内似乎只有在一九八五年重编再版过，而且那还是一个过于华贵的特藏本，受众极少;至今未见英译本，倒是西班牙文版、葡萄牙文版带有拿破仑批注的《君主论》不断再版重印，意大利文版也偶有刊行。
著名史家巴特菲尔德（HerbenButterfield）在其《拿破仑论》中曾经指出：“从他的通信中，从他有关眼前问题的函件中，都不难收集到一堆的格言警句，这些格言警句加总起来，足以形成一种对统治艺术的系统阐述。其中一些格言警句乃来自马基雅维利;当然，也有很多是在实际运用了马基雅维利的根本原则之后催生的产物。确切地说，拿破仑也运用了历史的方法以便就政治技术环节上的问题进行确认。”（HerbertButterfeld，Napoleon，Macmillan，1962，ch.5）笔者将结合拿破仑的生平经历与重大事件、相关书信文件与谈话记录，以及史家、评论家的观察，对他关于《君主论》的批注做一综合审视，以此窥见这场三百年的隔空对话。
在拿破仑留下的浩瀚文献中，这份批注的价值独一无二，它像一面镜子，直接而生动地反映了不同时期拿破仑内心真实的想法。通过这些批注，我们可以看出，他明确以“新君主”来自我定位或者说自我期许，以致他认为《君主论》几乎就是为自己量身定做的：“我不正是因为忠实地遵从了你的建议才取得了这样的成就吗？”（XIV.3）
总览《君主论》全书，马基雅维利真正赞赏的“新君主”（包括“从平民跃升为君主”的人以及使自己的国家国力大盛的世袭君主两类）并不多。其中，叙拉古僭主阿伽托克勒斯和希耶罗、费尔莫僭主奥利韦罗托、瓦伦蒂诺公爵切萨雷·博尔贾堪称《君主论》中的“四大恶人”。然而，拿破仑却对他们另眼垂青：对于阿伽托克勒斯，他说“此人与我有亲缘关系，比他晚一些的希耶罗则更加确定无疑地名列于我祖先的谱系之上”（Ⅷ.2）;而希耶罗“从我童年时代接受的教育开始，他就从未离开过我的思想。他就像我的邻居;我也许与他属于同一家族”（Ⅵ.5）;对于奥利韦罗托，他说此人是“老奸巨猾的人！从我童年时代开始，他就激发我产生了许多绝妙的主意”（Ⅷ.3）。
当然，拿破仑真正激赏与推崇的还是马基雅维利笔下最具争议性的人物切萨雷（尤其是《君主论》第七章对其并不符合史实的理想化建构）。拿破仑点评说：“在整个欧洲，除了我，这一典范不适合任何人”（Ⅶ.7）;“许多蠢材认为他声名狼藉。然而，这一切于政治又有什么关系呢？”（ⅩⅢ.3）我发现，在其政治生涯的四个不同阶段，他都曾套用马基雅维利关于切萨雷的描述来回顾、分析自己所面临的政治情境以及处置措施，不断地重复“我的情况与之相似”，“我已尝试过这种方法”，“这正是我需要做的”之类的表达。
当然，在窥视拿破仑自我镜像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奢望从中发现另一个拿破仑。作为一个被后人过度关注的现代伟人，他留下了数量惊人的公文、书信，以及数量更为惊人的同时代各色人等关于其事迹和言论的回忆录、一代又一代传记家的编年纪事，敏锐的观察家和勤奋的历史学家已经大致拼凑出他完整的人格和行为轨迹，这些批注所透露的信息只能深描而不可能修正现有的图像。
关于拿破仑有一个最基本的形象，那就是人们普遍认为他是一个权力主义者，就像梅特涅观察到的：“他只有一种爱好，那就是热衷于权力，他对于那些可能使他转移其目标的事物绝不浪费时间或财力。”（王养冲、陈崇武选编：《拿破仑书信文件集》，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571页）对此，拿破仑是这样为自己辩护的：“我爱权力。但我是作为一个艺术家而爱它的。我爱权力，正如一个艺术家爱他的小提琴。我爱权力，因为我能用它来制作声响、音调与和谐的乐曲。”（福尔：《拿破仑论》，北京大学出版社二0一六年版，239页）然而，他用权力奏出了什么样的乐曲呢？也就是说，在获得和巩固权力之后，一位新君主应该做什么呢？
围绕《君主论》写作意图展开的争论表明，马基雅维利更加关注的是新君主获取或维持其权力的“德能”，而非其行使权力的目的和动机。所以，虽然不排除马基雅维利本人希望新君主采取的诸种措施最终可能带来有利于政治共同体的结果，但其主体仍止于权力的获得与维护，至于他是否服务于国家的利益这一点是不确定的。
正如下文将要揭示的，拿破仑从《君主论》中汲取、对照的恰恰就是新君主的“德能”，从他的批注中，我们看不到他关于更高之目标和意图的任何关注与流露。另一方面，如果说马基雅维利对摒弃传统的德性概念尚有疑虑的话，那么，拿破仑则对一般的道德原则更加蔑视和不屑一顾：“我和其他的人不同，道德和传统习俗的律条不可能是为我制订的。”（福尔：《拿破仑论》，111页）在好几处批注中，他都急不可待地、无视语境地批评说：“马基雅维利以道德家的立场来论述这些问题，这是严重的错误”（Ⅷ.1）;“道德与哲学的空想家并不能根据这些来评判政治家”（ⅩⅤ.1）;“马基雅维利如此推崇诚实守信、坦诚和正直，已经不像是一位政治家了”（ⅩⅧ.1）。
《君主论》最刺眼的其实是两条或者说根本就是一条教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亦即流俗意义上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以及在手段方面，应当仿效狮子与狐狸，亦即武力与欺诈。关于目的与手段，拿破仑相信：“只要成功，不管用什么手段;只要成功就有道理”（ⅩⅧ.6）;“荣耀总是伴随着成功而来，不管这种成功是如何取得的”（Ⅷ.2）。关于狮子与狐狸，拿破仑批注道：“应用到政治上，所有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道理”（ⅩⅧ.3）;或者用他的一句著名评论来说就是，“我有时候是一只狐狸，有时候是一头狮子;统治的全部秘密就在于懂得什么时候应该成为前者，什么时候应该成为后者”。
就欺骗而言，既然如马基雅维利所说“人们是如此单纯，如此服从于当前的必然性。以至要进行欺骗的人总是可以找到上当受骗的对象”，那么，“大胆地欺骗吧;愚人们组成了这个世界：在民众当中，绝大多数人都是轻信的;就算少数人会生疑，他们也不敢讲出来”（ⅩⅧ.4）。特别是针对马基雅维利关于君主不应该始终遵守信义的观点，他更是赞赏说：“这才是最高明的政治艺术;我的观点是，不要做过头。”（Ⅲ.13）当然，背信弃义更多是就外交领域而言的，“尤其是在和平条约中，我总会加入某些条款，以便为下一次战争的借口埋下伏笔”（ⅩⅪ.1）。
结合了狐狸之道的狮子之道，不单单指向赤裸裸地使用暴力，更需要恰当地使用暴力。《君主论》中有所谓“妥善地使用残酷”以及“恶劣地使用仁慈”这样经典的马基雅维利式表达。所谓“妥善地使用残酷”是指“出于保护自己安全的必然性，一次性地使用残酷手段，其后，除非为臣民谋取最大可能的好处，绝不继续使用”（Ⅷ.4），在毕其功于一役之后，应该让人们获得安全感，并通过施恩布惠的办法把他们争取过来;切萨雷以残酷的手段统一和重建罗马涅即属于此类（拿破仑对此批注说：“它伤害的只是少数夸夸其谈的傻瓜，造福的却是数以千倍计的人民”）。
从本性上讲，拿破仑并非残暴之人，但在政治上，他始终遵循着马基雅维利认为“在所有的君主当中，新君主由于新的国家充满着危险而要避免残酷之名是不可能的”（ⅩⅦ.1）教导，在对外征战与对内重建中都毫不犹豫地实施着“必要的残酷”。
在谈论到被围城者（以及叛乱者）的反抗时，他批注道：“虽然少见，但最好的方法就是通过一次大的恐怖事件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Ⅹ.3）在内政事务上，他也坚持同样的观点，对于政敌，“一旦伤害了他们，一定要疏远他们，替换他们的位置，把他们流放，无论这么做是否光明磊落”（ⅪⅩ.10）。
马基雅维利曾经就征服某一类型的国家提出过这样的建议：“一方面是，要灭绝它们过去君主的血脉世系;另一方面就是，不要改变它们的法律或赋税。”（Ⅲ.3）。对此拿破仑表示，“在我建立起统治的所有地方，我都不会忘记这一点。”利用一八0四年的保王党阴谋，拿破仑决定让流亡的波旁家族也要流血，这就是著名的当甘公爵事件。他声称，“正统王朝血脉没什么不可侵犯之处”（罗伯茨：《拿破仑大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0一六年版，410页）。不无巧合的是，就在处决当甘公爵的同一天，《拿破仑民法典》颁布了。
事实上，这也与拿破仑深深服膺于马基雅维利关于统治者“究竟是受人爱戴好，还是被人畏惧好”的论述有关。马基雅维利的观点是：“最好两者兼备;但由于两者结合在一起难乎其难，所以，如果一个人必须有所取合的话，那么，被人畏惧比受人爱戴安全得多。”（ⅩⅦ.3）对此，拿破仑承认，“既要得到我所需要的，又要被人民爱戴，这是非常困难的”（Ⅸ.5）;权衡之下，他相信，“只要他们畏惧我就足够了”（Ⅲ.4）。
无论是狮子之道还是狐狸之道，都必须以对人性和人心的洞察为基础和前提，马基雅维利对人类行为和心理的敏锐观察——虽然也算不上什么新的发现，但至少他用明晰的语言予以揭示——让拿破仑获益匪浅。
在马基雅维利看来，除了生命与安全之外，人类行为的基本动机无非就是荣耀与财富，所以，在政治生活中必须充分发挥金钱、财富以及虚荣的作用，拿破仑可谓深谙此道。
遵循着马基雅维利在对外征服中应当慷他人之慨的教导，拿破仑在意大利战争期间就从当地攫取了大量的财富和艺术珍品，并通过反哺国内完成了政治资本的原始积累。对于军队以及普通士兵，他说：“这就是我处理掠夺来的财物和战利品的秘密。我把它们分给所有有资格获得的人：于是他们就会出生入死地追随我。”（ⅩⅥ.3）对于将军们，“我的将军们知道我以前给过他们什么，也知道将来我会再赐给他们公爵头衔和元帅权杖”（ⅩⅥ.3）。对于大臣们，同样也是如此：“要想让他们乐意为我效劳，就得让他们发点财。”（Ⅲ.4）
财富的激励当然并不限于在崛起时收买军队和贿赂高层，亦适用于承平时安抚特定群体以及促成整个社会的稳定。在称帝之前为巩固统治，拿破仑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无论是在赦免流亡者的条件中，还是在与罗马教廷和解的条件中，他都坚持了一条，即归还其财产但不得收回已经售出的“国有财产”——他甚至将后者写入他的皇帝加冕誓词，以此赢得既得利益者的广泛支持。事实上，他之所以始终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就是因为他强化了废除封建租税以及教会什一税等大革命的成果。对于类似的手腕，他颇为自得：“我已经成功地笼络了一些贵族，他们或者野心勃勃或者时运不济，需要某些官位;我向流亡者重新打开了法国的大门，并归还了他们的财产。”（ⅩⅩ.7）
然而，在其执政的晚期，他为了对抗英国而实施大陆封锁，不惜损害卫星国和相关群体的利益;为了维持无谓的霸权而穷兵黩武、横征暴敛，这便在根本上背离了马基雅维利关于不得侵害臣民之安全与财产的警告，由此走向败亡。
对于马基雅维利在政教关系问题上的教诲，他同样心领神会。因为《君主论》是进献给教皇家族的，所以，马基雅维利在书中只能隐晦曲折地表达自己的看法，但拿破仑是不难洞悉其意图的。针对相关的段落，他揶揄道：“罗马教廷把马基雅维利列入禁书目录是否还远远不够？”（Ⅲ.13）
拿破仑本人的政治实用主义宗教观则最典型地见之于他的一次秘密谈话：“我是因为当了天主教徒，才结束了旺岱战乱;因为做了穆斯林，才在埃及站稳了脚跟;因为信奉了教皇至上主义，终于赢得了意大利民心。”（麦克林恩：《拿破仑传》，世界知识出版社二00六年版，398页）而在他远征埃及时所携带的图书中，“政治”项目之下居然收入了《圣经》《古兰经》和印度的《吠陀经》。
基于这种认识，他不顾哲人们和将军们的反对在一八。一年与教皇签订了《教务专约》，使法国重新回到天主教世界，巴黎圣母院的钟声在沉寂十年之后再次敲响。大概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写下了这条批注：“今天，人民相信我，尤其是得到了教皇的认可之后，我是一个复兴宗教的虔诚信徒，一个上天派来的使者。”（Ⅵ.4）
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反复强调，新君主应当以人民作为自己的统治基础，同人民保持友好;同时，应当警惕和遏制大人物。退守厄尔巴岛时期的拿破仑对此深有感触，那时他经历了帝国“新贵名流”的背叛：“我手下的大人物永远不会满足。……但是还能怎么办呢？尤其是我没有任何其他的支持！啊！要是我有世袭的王权的话，这些人就既不能背叛我，也不能伤害我了。”（Ⅸ.2）。他特别提到了两个大人物，但都没有公开点名：“他们是非常危险的：前者背叛我;我需要后者，但他又态度暧昧。”（Ⅸ.2）前者想来是指他的外交大臣塔列朗，这条批注几乎就是对他的写照：“他们学会了在各种政体的统治下充任要职，哪怕是最不相称的、最对立的政体”（ⅩⅫ.3）;后者以F字母略称，应该是指他的警务大臣富歇，拿破仑把他比作切萨雷的能臣和酷吏奥尔科，他承认“我只能疏远他”，却不能像切萨雷那样“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实施这些惩罚”（Ⅶ.4）。有趣的是，塔列朗和富歇这两个政坛“变色龙”和“不倒翁”一直都被认为是马基雅维主义的信奉者。人们一直疑惑不解，拿破仑为何没有用严厉的手段惩处这两个他早已知晓会背叛自己的家伙？虽然这与他并不残暴的本性有一定关系，但更主要的恐怕还得从他上述关于不得不起用大人物——他非常清楚他们的才干——的判断来理解。
另一方面，拿破仑也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地位离不开人民的支持，特别是在其政治生涯的晚期，他更加强调这一点。在厄尔巴岛时期，他在评论马基雅维利所说的“依靠民众的支持而获得君权”的君主时说：“我要是能成功地让人们相信我是属于这一类该多好！我会让我的回归显得顺理成章。”（Ⅸ.2）事实上，他后来在从厄尔巴岛返回巴黎的一路上的确主要受到了下层民众和普通士兵的欢迎。他曾多次提到，自己是“人民的君主”。但是，同马基雅维利一样，他实际上又并不对人民抱有幻想：“人民！难道他们不会忘恩负义？他们不总是拥护胜利的一方吗？”（ⅩⅨ.2）
在此我们无意对拿破仑做一个全面的评价，但我们可以从新君主的困境这一视角对其败亡做一个检讨。马基雅维利指出，新君主“获取其地位历尽千辛万苦，而维持其地位却轻松异常”（Ⅷ.2）。然而，维持地位与获取地位如何能够分开？作为西方历史上最伟大的“新君主”，拿破仑一直受困于合法性的缺失：他深知，自己的地位来源于人民主权原则，而在他的时代，它尚未取代两千年来相继统治欧洲的“宗教、封建主义、君主主义”（《拿破仑书信文件集》，91页）成为正统的原则。正如他在一八一三年对梅特涅所说：“你们的君主生来就坐在王位上，不可能理解鼓舞着我的情感。他们战败回到首都的时候，对于他们来说是算不了什么的。而我是一个士兵，我需要荣誉和光荣，我不能以一个被侮辱者的姿态出现在我的人民的面前。”（塔尔列：《拿破仑传》，商务印书馆一九七六年版，第298页）
既然他无法借助正统原则来维护其帝国，那么他就只能通过战争、不断的对外征服来确立其合法性。拿破仑统治后期的一系列军事冒险及其导致的政治一外交失败必须参照这个背景才能理解。在早期评论马基雅维利关于新君主比世袭君主维持国家要困难的观点时，他就说过：“我将尽我所能成为欧洲其他统治者的宗主，以弥补这种劣势”（Ⅱ.2）;在后期评论“没有什么比从事伟大的事业和做出罕见的范例更能使一位君主受人尊敬”时，他也说：“我正是靠这些崛起的，但不能只靠这些维持统治。如果不建立超过之前的功勋，我就会走向衰亡”（ⅩⅪ.1）。
马基雅维利所树立的“新君主”的垂范都是军事统帅，他的共和国样板则是以武立国的罗马;而这一切都是以古代的战争社会作为主要前提和基本背景的，现代商业社会的图景从未在他的理论视野中浮现。不幸的是，拿破仑很大程度上在实践中复制了马基雅维利的这一理论缺陷，他的成功崛起虽然不无得益于他顺应了后大革命时代资产者发财致富的需求，但他终究只是一位伟大的军事统帅和杰出的政治心理学家，他最后还是输给了那个他一直瞧不上的“店老板民族”（英国政府当时确实控制在大商人手中）：旨在封锁、打击英国的大陆体系最终作茧自缚，而英国则借助工业革命开始走向全盛的“日不落帝国”时代。事实证明，拿破仑并不是法国的西庇阿，英国更不是现代的迦太基。因此，我们也许可以说，拿破仑的滑铁卢其实并不是在战场，而是在市场。
（《君主论（拿破仑批注版）》，刘训练译，中央编译出版社二0一七年版）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新刊
作者：刘训练
来源：《读书》2018年第0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