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为荆公作解人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谥文，封荆国公，故世人又称王荆公。然而，在这位一代名相身上，充斥着诸多谜团，甚至连其家世和生平中的重要经历都有不少误判，遑论对其诗文作品的系年。而且，他仿佛要故意给世人制造迷雾似的，既未留下高级官僚按制应享有的神道碑，也未留下一般人都能有的墓志铭，家人亦未撰写家传、行状之类的文字，这真是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
据周必大《敷文阁学士李文简公焘神道碑》，李焘曾著有《王安石年谱》三卷，可惜早已散佚。今天能见到的古人所作王安石年谱仅有三种：最早者为南宋詹大和的《王荆文公年谱》，仅千余字。此后直至清乾隆时期，始有顾栋高的《王荆国文公年谱附遗事》，全取旧党立场剪裁史料，诬笔甚多；稍后有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考略》（以下简称“蔡谱”），二十余万言，素称名谱，然其着意为王安石辩诬，于年谱应重点发明的生平事迹考辨、诗文系年等着墨不足，且错讹亦多。今人不满古人所撰三谱，著文补正者颇夥，新近的成果是刘成国所著、长达一百六十余万字的《王安石年谱长编》（以下简称“刘谱”）。
年谱作为一种特殊的人物传记体裁，始于宋代，它糅合了纪传和编年两种史书体例，力求全面细致地叙述谱主的一生事迹，所谓“叙一人之道德、学问、事业，纤悉无遗而系以年月者，谓之年谱”（朱士嘉）。蔡谱主要利用《宋史·王安石传》，而史传于年代月份记载往往粗略，故蔡谱编年亦
失之于粗，且多推测；刘谱则将谱主生平行实具体考证到每月甚至每日，且信而有征。以皇祐元年（一0四九）为例，蔡谱仅记录“公在鄞”一事，而刘谱则记录谱主“正月，旋返官，途经杭州，撰《伍子胥庙铭》”，“以范仲淹知杭州，上先状”，“二月二十八日，刻《善救方》于石，树之鄞县门外，令民自得”，“三月二十一日，兄安仁进士及第”，“得范仲淹书，有启谢之”，“苏舜元提点两浙路刑狱，与之游”，“与陈
、诜兄弟游，深器之”等二十五事，翔实丰富。
王安石现存文集有一百卷，诗歌一千五百余首，文一千二百余篇。蔡谱能准确系年的诗文作品仅占王安石诗文总数的5.4%，刘谱则达到了85%。蔡谱遍览各种正史杂说近千卷，然条件所限，没能利用南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也没能利用其后徐松的
《宋会要辑稿》。《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三部大书，是宋代历史研究最基本、最重要的史料，蔡上翔三者仅得其一，其著作中产生大量疏漏自然在所难免。刘谱不仅弥补了蔡谱的缺憾，而且广搜国内外珍稀地方志、朝鲜活字本《王荆文公诗李壁注》、新出土的宋代相关墓志、新发现的王安石佚简等，又利用多种电子文献数据库如文渊阁《四库全书》、中国方志数据库、《全宋诗》数据库、《宋会要辑稿》数据库等，在文献资料的完备程度上，刘谱基本做到了当下所能达到的极致。这些文献资料的采用不仅使得年谱长编翔实完备，更为重要的是补充了前人许多漏略，纠正了不少讹误。
现在来看几个具体例子吧。
关于王雱与王旁
由于熙宁变法，王安石生前就受到旧党及其门生后人的恶意诽谤和攻击，甚至殃及家人和后代。王安石有二子二女。长子王雱，字元泽，进士及第，才华横溢，曾参与熙宁变法，但三十三岁英年早逝。次子王旁，有心疾，曾任奉议郎、秘书省正字。雱、旁字形、字音相近，两人事迹常常被人混为一谈。由于王雱早逝，于是自北宋后期就开始出现王安石因变法祸国殃民而绝后的传闻，而次子王旁一支的谱系则逐渐湮没无闻。此外还有很多丑化诽谤王雱的记载，比如说他阴谋陷害吕惠卿被揭露（《涑水记闻》），说王安石做不近人情的事都由于他教唆（《邵氏闻见录》），说他“囚首跣足、手携妇人冠”出见程颢受到严厉批评（《邵氏闻见录》），说他在阴府戴铁枷受苦（《泊宅编》）等等，这些记录基本上都出于旧党之手，可信度不高。南宋后，这种诬蔑和诽谤之辞甚至由笔记、小说、诗话等私人话语进入正式的官方史传，如《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等，严重影响了后世对王雱的认知。清末民初以来，学界开始重新考辨王雱、王旁兄弟，但由于所见史料有限，且真伪参半，仍然有些问题悬而未决。刘谱在晁公遡《新刊嵩山居士文全集》中发现《王少卿墓志铭》一文，其中详细记载了王安石、王旁、王桐、王珏、王宜之一脉相承的家族谱系，有力证明了王安石有王雱、王旁两子，不可混同，并根据其他史料重新认识王雱形象，基本复原了历史真相。
王安石和吕公著分别是北宋后期新旧两党的领袖人物。王安石曾与宋神宗一起主持熙宁变法，神宗去世后，吕公著和司马光则在高太后支持下发动元祐更化，推翻新政。王、吕两人晚年政治立场截然相反，早年却交谊深厚。但《宋史·王安石传》有一段有意思的记载：
安石本楚士，未知名于中朝，以韩、吕二族为巨室，欲借以取重，乃深与韩绛、绛弟维及吕公著交，三人更称扬之，名始盛。
据此来看，似乎当时王安石与韩氏兄弟及吕公著的交往都带有强烈的功利目的。这不仅直接影响到后人对王安石与吕公著交谊性质的判断，还将影响对王安石人品的判断。刘谱对此表示怀疑，作者自南宋吕本中《紫微诗话》辑出王安石《与吕晦叔书》，并考订其创作时间为嘉祐二年（一0五七）。这封佚书对我们正确认识王安石与吕公著的交谊有很大帮助。王、吕二人是同年进士，同居京师，王安石任群牧判官，吕公著任崇文院检讨。这封信是王安石出知常州后写给吕公著的，信中说：
备官京师二年，鄙吝积于心，每不自胜。一诣长者，即废然而反。夫所谓德人之容，使人之意消者，于晦叔得之矣。
信中可见，当时两人在京师常常来往、互相砥砺。南宋徐度《却扫编》卷中载：
王荆公、司马温公、吕申公、黄门韩公维，仁宗朝同在从班，特相友善，暇日多会于僧坊，往往谈燕终日，他人罕得而预，时目为“嘉祐四友”。
这段记载正可与这封佚书互相印证。不过由于北宋后期党禁，现存王安石文集中除《答司马谏议书》等寥寥几篇外，王安石与其他三人的诗歌唱酬、往来书简等均已不存，很多真相遂被湮没。通过这封佚书，可见《宋史·王安石传》的记述未必可靠。
王安石的《泊船瓜洲》是千古名篇，但围绕着这首诗一直存在两个问题，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第一个问题是，这首诗的第三句，也就是最有名的一句，正确文本到底是“春风又绿江南岸”，还是“春风自绿江南岸”？中小学教材以及各种通行本上一直用“又绿”。其依据主要是南宋洪迈《容斋随笔》中的一条相关记录：王荆公绝句云：“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吴中士人家藏其草，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为“过”，复圈去，而改为“入”，旋改为“满”。凡如是十许字，始定为“绿”（《容斋续笔》卷八）。
后来《宋诗纪事》《宋诗钞》均加以援引。钱锺书先生编选《宋诗选注》，此句也做“又绿”。但又有多位专家如吴小如、赵齐平、张鸣、陶文鹏等都撰文指出，依据王安石诸种文集的版本，结合该诗的题旨与艺术表现手法，应该以“自绿”为准。前者依据是草稿（虽然未传世），后者依据是传世刻本，从版本角度似乎难下断语。这就需要其他方面的佐证，比如诗歌的主题和意蕴。但如果依据诗意来判断，这里就涉及另一个问题，这首诗是在什么时候写的？遗憾的是詹大和、顾栋高、
蔡上翔三种年谱均未提及。后来学者对《泊船瓜洲》的创作时间也有不同看法，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该诗作于神宗熙宁元年（一0六八）王安石自江宁召还为翰林学士时，另一种观点认为当作于熙宁八年（一0七五）王安石复相时。两种可能性都存在，但事实究竟如何，却需要细致的考辨。前者的理由主要是根据王安石诗句《与宝觉宿龙华院三绝》（熙宁九年）自注：“旧有诗云：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加上其中有“忽忆东游已十年”的诗句，推断出这里所说的东游，即指熙宁元年王安石赴京。后者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六十中的记载：
熙宁八年二月癸酉，观文殿大学士、吏部尚书、知江宁府王安石依前官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略）翌日，上遣勾当御药院刘有方责诏往江宁召安石，安石不辞，倍道赴阙。
推测王安石入京船经瓜洲夜泊时，应是明月之夜，所以有“明月何时照我还”的感叹。两种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但都是基于情理推测的判断，没有过硬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刘谱则对此问题做了考证。他在《（景定）建康志》卷一二发现了王安石复相时的准确出发时间：“（熙宁）八年三月一日赴阙。”王安石三月一日离江宁赴阙，瓜洲距江宁只需一二日的路程，那么他泊船瓜洲时自然没有明月当空之景，因而这首诗也不会做于熙宁八年。这一证据的发现直接推翻了熙宁八年说。结合王安石诗句《与宝觉宿龙华院三绝》（熙宁九年）“忽忆东游已十年”，刘谱判定《泊船瓜洲》当作于熙宁元年。在明确本诗系年之后，刘谱指出，“又绿”形容时光易逝，与下句“明月何时照我还”句相连，当意味作者漂泊多年而不得归家。然而王安石自仁宗嘉裕八年八月解官归江宁丁母忧，直至英宗治平四年九月，一直居于江宁。这与“又绿”所表现的意蕴、情感并不符合。最终，刘谱以该诗的系年、诗意结合版本依据，支持“自绿”为定稿，令人信服。
刘谱填补空白、解决疑难之处由上举数例可窥一二。值得称道的还有刘谱的撰述体例，其“按年、月、日述谱主事迹、作品与交游，再胪列所据资料，或附历代相关之评论，继而酌加按语，考释异同，辨别真伪”，则王安石一生事迹历历可观。刘谱以王安石为中心，涉及很多北宋的重大政治历史事件、名人交往和文学活动，有助于推动学界重新认识王安石的行实、交游、诗文创作
分期、不同阶段的艺术特点以及特定时段的政治文化形势。（《王安石年谱长编》，刘成国著，中华书局二0一八年版）
作者：王明辉
来源：《读书》2018年第0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