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的战争书写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日本军队进入南京城，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三十余万中国人的生命惨遭涂炭，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了近代以来最为黑暗的一页。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文学记述，有人从个体生命角度出发，也有人从国家命运的角度出发；有人以见证者的目光，也有人用旁观者的视角；有人站在侵略者的立场，也有人感受着被害者的悲鸣。叙述方式不同，所产生的艺术感染效果也会有差异。总之，南京大屠杀事件本身，已经成为作家们表达历史诉求的摹本。由于侵华日军是这次惨案的制造者，因此日本作家的南京大屠杀书写便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二0一七年二月，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第十四部长篇小说
《刺杀骑士团长》问世，由新潮社出版发行。小说超过千页，由六十四个章节构成，分为一、二两卷，第一卷题为“显现的理念篇”，第二卷题为“变化的隐喻篇”。整部小说的初版印刷便达到一百三十八万册，被出版界誉为
“村上阔别七年的、真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
在这部最新作品中，村上春树将南京大屠杀事件借助两位主人公的对话表现出来。“是的，就是南京大屠杀。经过一番激战后，日本军占领了南京市内，并在那里杀了很多人。在被杀的人群中，有的是和战争相关的，也有激战结束后杀的。当时，日本军因没有余力来管理战俘，于是便杀死了大量的投降士兵和普通百姓。尽管关于确切的死亡人数的问题，历史学家之间还存在着争议，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无数被迫卷入这场战争的市民们，也都被无辜地杀害了。有人说死难者人数是四十万，也有说是十万的，可是这四十万和十万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呢？”
村上春树在《刺杀骑士团长》中的这段书写，引起了日本很多右翼人士的不满和攻击。二0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播放的《深入真相·虎门新闻》的对谈节目中，作家百田尚树隔空挑衅村上：“中国政府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是三十万，你又给增加了十万。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知识，你是在哪儿学的？”连这次对谈的主持人都在公开讽刺村上：“村上君描写南京大屠杀，是为了让自己的小说在中国大卖，或者是希望中国能支持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吧？”偏激的右翼人士甚至发起了“不买村上春树的运动”，连帮助《刺杀骑士团长》做宣传的《读卖新闻》也因此遭到谩骂—“卖国贼村上春树和《读卖新闻》的全体员工，你们将万劫不复，去死吧！”当然，关于作家的这段历史记述，正面的认识还是占据大多数的。文艺评论家川村凑认为：“在这部作品的背后，隐藏着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肆虐屠杀、南京大屠杀和东日本大地震所导致的无数人惨死的悲剧……我们确实在维也纳、在南京、在日本的东北地方见识了‘地狱’。”东京大学的藤井省三教授认为：“村上春树通过免色涉的叙述，表现出了现代日本人的良知。”
事实上，村上春树在小说中涉及战争的话题，并不是从《刺杀骑士团长》开始的。在处女作《且听风吟》的结尾处，主人公“我”在和“杰”告别时，便聊起了战争结束后死在中国上海郊外的叔叔，“杰”感叹：“死了很多人呢，可大家都是兄弟呀！”短篇小说
《开往中国的小船》也提到了近代中日两国的历史关系问题；在《寻羊冒险记》中，笔锋直指明治政府制定的绵羊养殖政策，是服务于争夺殖民地战争本质的。可以认为，尽管村上的这些关于战争认识的笔墨是星星点点、欲言又止的，但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日本文坛毕竟是不多见的。
在九十年代登场的《发条鸟年代记》中，村上以白描的文学手法，将山本被蒙古兵活活扒皮的过程完整地展示出来。其艺术表现的宏大与故事框架的完整，不但突破了村上战争语境述说的既定格式，而且在近代日本文学史上也留下了可圈可点的一笔。进入二十一世纪，《海边的卡夫卡》更是一部通过塑造中田这样一个失去战争记忆的形象，影射战后日本国家历史的寓言。
从《且听风吟》中对“朝鲜战争”的涉猎出发，到《寻羊冒险记》中以“日俄战争”为背景的铺垫，再到《发条鸟年代记》中“诺门罕战役”活剥人皮的细节描写，最后在《刺杀骑士团长》中对“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的披露，可以看出，在将近四十年的文学创作过程中，村上保持着对历史、对战争的关注，并持续着自己的思考。
一般说来，“二战”题材通常是日本“后战后”作家们极力回避的领域，在日本狭隘的、封闭的国家体制中，面对日本现代历史最为荒唐的一页，很多事情不能说，也说不清楚。首届“芥川文学奖”的获奖者石川达三，便因创作“反映战场上的真实”的纪实文学《活着的士兵》而获刑，这场震惊日本文坛的著名“笔祸”事件，一定会让其后的作家们在落笔书写这段历史时心有余悸。然而在村上看来：“历史对一个国家来讲，是一种集合记忆。作为已然过去的事件，遗忘、置换都是非常错误的。因此，必须和历史修正主义战斗到底，小说家的能力虽然有限，但可以以故事的形式去实现这样的斗争。”
早在《发条鸟年代记》中，村上塑造了训练有素的日本军人山本的形象，通过描写其在执行任务时，被蒙古士兵用蒙古刀活剥人皮的场面，完成了对战争的残酷性和非人性的控诉。村上平心静气地描写着山本死去活来情景的同时，心中也潜藏着对这位日本军人的忠心与无畏的敬意，所以在小说结尾处，才有了村上坚决地让间宫中尉向鲍里斯打响复仇之枪的描写。除了活剥人皮的恐怖之外，村上还借助滨野之口对南京大屠杀有过这样的描述：“在南京那一带干的坏事可不得了，我们的部队也干了，把几十人推下井去，再从上面扔几颗手榴弹。还有的勾当都说不出口。”
而今，在《刺杀骑士团长》中，对于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这段历史记忆的表述，村上却有意让一个钢琴专业的大学生来担当参与者、屠杀者和牺牲者的角色— “我”从雨田政彦那里得知，他的父亲有一个小他三岁的弟弟雨田继彦。据说继彦叔叔是一个天才钢琴家，在东京音乐学校读书时，阴差阳错地被征兵入伍去了中国，被迫加入了那场血雨腥风的战争。一九三七年，继彦所在的部队从上海到南京辗转各地，激战不止，二十岁的年轻人的神经早已被撕扯得七零八落，濒临崩溃的边缘。那时身在维也纳留学的具彦从弟弟的来信中感受到了“神经纤细的弟弟，直面这种血腥的体验，心灵受到了深深的创伤”。战场上，继彦叔叔被上级长官命令用日本军刀割下俘虏的头颅，而他那文弱的双手却无法一次完成任务。俘虏痛苦不堪地满地打滚，他的周围变成了血海，最终他三次才割下了那俘虏的头，当时的场面惨不忍睹。政彦这样讲道：“继彦叔叔当然不想做那样的事情，可是军令如山，违抗上级长官的命令可是不得了的，无奈只能照做。因为，一旦加入了像军队这样的暴力组织，上级下达的命令，即便是再没有理性，再没有人性，都是必须执行的。”一九三八年六月，继彦叔叔在结束一年的兵役后，办理了复学手续，然而不久却在自家的阁楼中，用刮胡子用的剃刀，切开了自己的手腕，自杀身亡。政彦对“我”说：“我想继彦叔叔绝不是软弱的人，自杀对于他来讲，是恢复人性的唯一途径。”这样的人物角色设定则让我们做如下思考：首先，对于军人来讲，战场本就是他们安身立命的场所，参战亦是军人职业生涯的应有之义；但对于学生来讲并非如此。继彦本来的身份是大学生，被迫参与了这场战争。早在二00九年获“耶路撒冷文学奖”发表演讲时，村上便明确表示自己是反对战争的作家；而继彦这种学生身份设定，突出表现了战争对日本普通国民正常生活的干扰，以及人们对和平生活的渴望。
其次，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而且军人也具备执行命令的能力，就连屠宰牲畜的蒙古刀到了士兵手中，都会演化成为虐杀人类的工具。而继彦的双手只会弹钢琴，面对长官的命令不知所措，即便是手持日本军刀，也无法顺利完成任务，才会出现那惨绝人寰的杀戮画面。村上借助继彦被动的身份转换，表达了战争对人性的颠覆。当一双弹琴的手拿起日本刀的时候，也会被迫变成杀人的刽子手。这样的小说描写本身就是一种揭发，继彦的经历，让读者充分领略到在战争中，个体生命所承担的恐惧、无奈和绝望，揭示了战争的残酷性和人类的无助感，进而来控诉战争带给人类的戕害。
最后，《发条鸟年代记》中，军人山本用生命保护了国家机密，是一种带有荣誉色彩的殉职；同伴间宫为他复仇，也有对他的生命价值的肯定，或是军人精神的体现；而《刺杀骑士团长》中的学生继彦虽然在战争中活了下来，但这段经历对他造成的无法治愈的心灵创伤，使他自杀于家中。在日本军国主义统治时期，继彦的死，被视为懦弱、缺乏爱国主义思想的表现，遭到了人们的唾弃和耻笑。继彦为战争付出的二十岁的生命变得一文不值，他的亡灵也只能在地下孤独地哭泣，村上让继彦承担了太多太多。而在那场战争中，继彦不过是六十余万日本普通百姓牺牲品中的“这一个”而已。唯其如此，或许也能让今天的日本人认清战争的本质。
一九八六年中曾根内阁的文部大臣藤尾正行大放厥词：“日本在南京进行的大屠杀是为了排除抵抗。”一九九四年羽田内阁的法务大臣永野茂门公开叫嚣：“南京事件纯属捏造。”像这种颠倒黑白、不分是非，试图为侵略战争翻案，以此掩盖军国主义的罪恶事实的奇谈怪论，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是绝对不会被世人所接受的。“二战”期间，日本作为涂炭亚洲的战争罪魁，其恶行罄竹难书；战后，如何能够求得亚洲及整个文明世界对这段历史的原谅和宽恕，避免历史悲剧的再次上演，才是今天的日本人应该思考的问题。
关于战争的文学记录，重要的不是花哨的描写，而是文明意识、历史观念和文化立场的端正。将日本兵大学生与中国老百姓对立置于南京战场的这段描写，可以看出，村上对于“这是一场侵略战争”的承认。学生继彦作为军人，以入侵者的姿态手握军刀，对手无寸铁的南京百姓进行杀戮，村上以反思的口吻陈述了这场侵略与被侵略、强势与弱势之间不平等的战争事实。从日本军人被蒙古士兵活剥人皮，到日本学生兵割下中国俘虏的头颅，从叙述战争带给日本人的伤害，到战争中从被害者到加害者的日本人形象重塑，完成这种文化心态调整的过程，村上用了二十五年的时间。以往作品中复仇的结局，如今变成了省悟、偿命式的自杀，村上让继彦以命抵命，意图用自己的性命来偿还国家欠下的血债；曾经无法说出口的事情，现在也说了出来，村上借助《刺杀骑士团长》表达了自己正视历史、承认历史的态度。村上春树这位有着非凡影响力的作家，其敢于反思战争、直面历史的逻辑改变，不仅在自己文学创作的里程碑上，也会在战后文学的历史上留下为人称颂的一笔。
马尔库塞认为：“忘却以往的苦难就是容忍而不是战胜造成这种苦难的力量。在时间中治愈的创伤，也是含毒的创伤。思想的一个最崇高的任务就是反对屈从时间，恢复记忆的权利。”小说出版时，距南京大屠杀的发生，刚好过去了整整八十年，代表着当代日本文学走向的村上春树，在自己的新作中，记载了关于战争的思考，再现了苦难、回忆了历史，并呈现出反省的姿态和为历史做证的努力。
作者：尚一鸥
来源：《读书》2018年第07期
